徐元鋒

從源頭預防矛盾糾紛、將非訴機制挺在前面，調解能以更低成本、更快響應、更暖溫度，實現(xiàn)“案結、事了、心服”

一個人，一席話，能起多大作用？

寧夏石嘴山大武口區(qū)總工會權益保障工作負責人楊旭東的答案是：3年多，化解七八百件勞動爭議糾紛，涉及職工數(shù)百人，賠償金額上千萬元……

數(shù)字背后，是多少次苦口婆心后的“化干戈為玉帛”，是解了多少個家庭的揪心事，又讓多少次可能的沖突化小化了。這是以專業(yè)詮釋擔當?shù)拇鹁怼?/p>

若僅將楊旭東視為“能人”，便矮化了勞動調解的時代意義；若只贊其“辛苦”，也遮蔽了深層的制度邏輯。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勞動爭議案件的訴訟壓力增加，當新就業(yè)群體維權面臨勞動關系認定難、證據(jù)收集難、法律適用難等困境時，好調解從哪里來？如何走出一條職工維權服務新路徑？

調解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植根國情的有效舉措。

有人誤以為調解是“和稀泥”，實則不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內(nèi)部矛盾要用調解的辦法解決”“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

實踐證明，從源頭預防矛盾糾紛、將非訴機制挺在前面，調解能以更低成本、更快響應、更暖溫度，實現(xiàn)“案結、事了、心服”?！巴艘徊浇庑慕Y，進一步暖民心”，楊旭東說得好，維權調解面對的弱勢群體多，他們難以承受訴訟成本，調解的用處大、責任重。將法理情相結合，發(fā)揮人民調解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中的基礎性作用，把糾紛化解在群眾家門口，能有力促進社會和諧。

“能人效應”的背后，是制度設計與組織賦能的雙重托舉。

楊旭東手機24小時開機，工作室建在企業(yè)職工多的高新區(qū)，走訪企業(yè)群眾是常態(tài)……這些細節(jié)令人動容，更需看見，他肩上扛著勞動人事爭議兼職仲裁員、勞動保障監(jiān)察協(xié)管員和法院特邀調解員、專職人民調解員“四重身份”，對應人社局、人民法院和司法局等，背后依托“工會+法院+人社+司法+N”的聯(lián)調聯(lián)動、調解平臺共享機制。

調解工作，既不是楊旭東的個人負擔，也不是當?shù)毓摹邦~外包袱”，而是治理體系中的一環(huán)。建機制、賦職權、給資源、強保障……大武口區(qū)總工會的實踐說明，好制度需要好執(zhí)行者，好的執(zhí)行者也離不開制度撐腰與鋪路。正因為有多部門協(xié)同、跨機制協(xié)作，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才更好凝聚起調解勞動糾紛、保障勞動權益的合力。

點贊“楊旭東”，也呼喚更多“楊旭東”，更需不斷筑牢支撐“楊旭東們”發(fā)光發(fā)熱的制度基座。

大武口區(qū)司法局的同志坦言，調解能辦大事，但要求很高，調解員須是專業(yè)素質和心理素質俱佳的“全科醫(yī)生”。可目前基層調解員多是兼職，些許補助吸引力有限，僅靠熱心和情懷恐還不夠。從這個角度看，不妨做好三個“轉向”：從“依賴能人”轉向“建強體系”，完善專職人民調解員隊伍建設；從“單兵作戰(zhàn)”轉向“法治集成”，加強調解、仲裁、審判、法律援助、信訪等一體化銜接；從“被動響應”轉向“主動治理”，依托大數(shù)據(jù)等技術預警勞動風險，將調解關口前移至源頭環(huán)節(jié)。

楊旭東說，職工的一句謝謝，是最好的褒獎。樸實話語里，彰顯堅定的人民立場。調解的價值，不在卷宗厚度，而在民心溫度。以法治為綱，以民生為本，以調解為橋，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將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不斷注入新動力。

(作者為本報寧夏分社記者)

《 人民日報 》( 2026年05月12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