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崇禎三年，北京西市刑場，寒風裹挾著血腥與戾氣，袁崇煥被牢牢綁在刑柱之上，等待他的是最殘酷的凌遲之刑。彼時的北京城，剛經歷后金大軍兵臨城下的惶恐，朝廷早已將袁崇煥定為“通敵叛國”的千古罪人，朝野上下口誅筆伐，民間輿論更是將他罵作斷送大明江山的奸賊。百姓們深陷朝廷營造的虛假輿論之中，深信這位鎮守遼東、數次擊退敵軍、護佑京城安危的將軍，是背叛家國的叛徒。
劊子手持刀寸寸臠割，每割下一塊手指大小的肉，圍觀百姓便蜂擁而上，以一錢銀子的價格爭相購買，拿到血肉后當場生食，一邊咀嚼一邊厲聲唾罵。據《石匱書后集》記載，百姓甚至爭搶其腸胃，和著燒酒生嚙，慘烈至極。他們滿心都是對“國賊”的憤恨，卻不知自己啃食的，是大明王朝最后一道抵御外敵的脊梁。袁崇煥一生赤膽忠心，“一生事業總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死后不愁無勇將，忠魂依舊守遼東”，臨終絕筆道盡忠烈，卻終究沒能換來百姓的一絲理解，只能在無盡的痛苦與冤屈中，含恨走完一生。
可嘆袁崇煥一心要保護的，就是這群生啖其肉的群氓。
兩百多年后，光緒二十四年，北京菜市口，同樣是刑場，同樣是擁擠的看客，戊戌六君子身著囚衣，從容赴死。甲午戰敗后，山河破碎，國將不國，譚嗣同、康廣仁等六人為挽救危亡、革新弊政，發起戊戌變法，試圖以制度革新喚醒沉睡的古國，讓中國擺脫被列強瓜分的命運。然而變法觸動封建守舊勢力的利益，短短百日便宣告失敗，六君子未經審訊，便被押赴刑場處決。
囚車緩緩駛向菜市口，沿途百姓圍堵如堵，他們被封建禮教與朝廷宣傳洗腦，認定這些主張變法的仁人志士是“離經叛道”的亂臣賊子，是破壞祖宗法度的罪人。他們不理解什么是君主立憲，不明白什么是救亡圖存，只懂得遵從朝廷的定論，將滿腔的愚昧怒火，發泄在這些為國赴死的志士身上。爛菜葉、臭雞蛋、黃瓜條紛紛砸向囚車，穢物沾滿衣衫，謾罵聲此起彼伏，甚至有人高聲喝彩，期盼著盡快處決這些“逆黨”。
譚嗣同本可逃生，卻甘愿以血醒世，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想用自己的鮮血喚醒麻木的國民，可眼前這些被愚昧裹挾的百姓，卻成為了壓垮忠魂的最后一股力量。六君子懷揣著救國理想，帶著對國家的赤誠，倒在了刑場之上，也倒在了同胞的冷漠與恨意之中。
同樣可嘆的是，譚嗣同一心要用自己的血喚醒的，是往他身上扔臭雞蛋的群氓。他們和當年生吃袁崇煥的那群人沒什么區別，只不過頭上多了條辮子。
世人總愛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可回望這兩段浸滿血淚的歷史，便會看清這句流傳甚廣的話，大多時候只是一廂情愿的美化。群眾的眼睛從來不是雪亮，更多時候反而是灰蒙蒙的。這片灰蒙蒙，來自信息高墻的遮蔽，來自權力話語的洗腦，來自千百年權威對獨立思考的扼殺，更來自普通人趨同避異、盲從大流的本性。絕大多數普通人沒有穿透迷霧的眼界，沒有甄別真相的能力，更沒有對抗主流輿論的勇氣，他們只能看到當權者想讓他們看到的“真相”，只能相信周遭人群共同信奉的“定論”，在人云亦云中丟掉是非觀，在群體狂熱中淪為施暴的工具。他們看不清袁崇煥的赤膽忠心，看不懂六君子的救國赤誠，只看得見眼前被灌輸的仇恨，只跟得上周圍人瘋狂的步調，最終在無意識間，親手將守護自己的英雄，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德裔美國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在1963年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一書中，正式提出“平庸之惡”這一概念。
所謂平庸之惡，不是惡魔作惡，而是普通人放棄思考、盲從規則，淪為作惡機器的“螺絲釘”，無惡意，無殘忍動機，只因盲從與冷漠而作惡。
正因為平庸之惡來自無數放棄思考、盲目服從、隨波逐流的普通人，因而更隱蔽、更普遍、更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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