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澳大利亞向無名戰士墓下跪獻花的照片，被刻意放在首相官邸網站首頁最顯眼的位置，試圖給自家領導人安上一個“深刻反省”的人設。

顯然，高市早苗之舉意在效仿勃蘭特“華沙之跪”，但因為戰后德日兩國對待自身歷史的態度不同，高市此舉，無疑是畫虎不成反類犬。

1970年12月，時任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作為被納粹德國荼毒最為深重的國家之一，波蘭當時與聯邦德國還未恢復外交關系，歷史恩怨仍是一堵高墻。肩負著艱巨歷史使命的勃蘭特，用真誠的“華沙之跪”，極大提高了德國國際形象。這是德國政府反省歷史、贏得和解的里程碑事件，勃蘭特也因此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面對德國歷史的深淵，面對數百萬被我們謀殺的受害者，我做了我們人類在言語無力時所做的事情。”勃蘭特曾如此深沉地回憶道。

勃蘭特能做出如此驚人一跪，并不意外，因為他本人就是堅定的反納粹人士。二戰時，勃蘭特被迫流亡海外，寫下大量反法西斯的文章，并以新聞記者身份親歷紐倫堡審判。正如《明鏡周刊》當時評論的那樣：他認領了他本人無需承擔的罪責，并乞求他無需獲得的寬恕，他實際是在“替德國屈膝”。

相比之下，高市早苗的“下跪”，則是處心積慮的表演。就在這場表演前十幾天，她向供奉著14名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送去祭品和祭祀費，更遑論在當選首相前，連續多年去靖國神社“拜鬼”、質疑“村山談話”、否認南京大屠殺、和日本新納粹分子過從甚密……在涉及日本侵略歷史問題上，她可謂劣跡斑斑。這種公然為軍國主義招魂的行為，倘若放在歐洲，不僅意味著其政治生涯的結束，甚至還會被追究法律責任。

勃蘭特與高市早苗個人驚人的反差，正是德國和日本對待歷史態度云泥之別的精準寫照。

德國對二戰歷史的反思，絕非只是在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謝罪，而是一場歷時幾十年、觸及靈魂的刮骨療毒。德國司法機構設立的納粹罪行調查中央辦公室，至今仍在全球范圍內追查納粹罪行，自1958年成立以來，已協助查明并起訴約7000名戰犯；紐倫堡審判法庭、達豪集中營等歷史地標，真實再現當年情景，每年有數以萬計的參觀者；有關納粹罪行的歷史教育，更是德國學校的必修課……這種直面黑暗歷史的勇氣，不僅讓德國走出了歷史泥潭，實現了與鄰國的和解，更促成戰后德國重新融入歐洲和世界。

反觀日本，在對待自身歷史罪責方面，則是與人類良知背道而行。日本右翼勢力，既能臉不紅心不跳地否認侵略罪行、拒絕承擔歷史責任，又要突破“專守防衛”、謀求所謂“國家正常化”，還要在國際社會扮演“愛好和平”的虛假人設。這種無法自洽的病態邏輯，是日本至今無法取得國際信任的根本原因。沉渣泛起的“新型軍國主義”，更是對戰后國際秩序和地區和平穩定構成現實威脅。

5月8日，“二戰歐洲勝利日”來臨之際，德國官方聲明寫道，對現在的德國來說，正視歷史過去是、現在也是社會的核心任務；納粹德國犯下的罪行絕不能被質疑，任何試圖淡化德國責任或粉飾德國歷史的人都在危及德國認知的基礎。正因如此，德國需要這種銘記歷史的文化。

在此，我們把這段富有哲理和反思精神的話送給日本右翼勢力：想要贏得信任與和解，除了正視歷史、承擔責任別無他途。(嚴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