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合作的公司正在解雇新加坡人，轉而雇傭中國、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人，不是因為他們技能更高，而是因為他們更饑渴——這種饑渴，是不可替代的。”

這句話像一顆炸彈，在新加坡炸開了鍋。

說出這句話的人叫李淑琳（音譯），前律師，如今是新加坡知名法律獵頭公司Aslant Legal的創始人。她在4月30日播出的CNA播客中說出這番話，引發了社交媒體上持續兩周的激烈交鋒。

“饑渴”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淑琳自己在后續回應中給出了一個解釋。她說，自己口中的“饑渴”不是絕望，也不是愿意接受低薪，而是一種“持續學習、持續改進、持續轉型”的態度，是對新技能和變化的強烈渴望。

作為一家法律招聘機構的創始人，她每天都在接觸企業和求職者。她發現，越來越多的公司正在悄悄調整人員結構——新加坡本地員工的占比在下降，而來自周邊國家的外籍員工比例在上升。在她看來，這種變化的核心驅動力不是技術能力，而是那種被生存壓力淬煉出來的拼勁。

她還提到一個讓她擔憂的現象：不少年輕求職者，尤其是剛踏入職場的一代人，在面試中甚至無法清晰地說明自己的工作經歷。她認為，這背后反映出的是溝通能力和自我表達方面的短板。她提醒年輕員工，世界的格局正在劇烈變化，如果過于安逸，很容易被淘汰。

但公眾顯然不這么看。

在大量討論中，人們對“饑渴”的理解要殘酷得多：愿意接受更低的薪水（因為外幣匯回本國后購買力大增）；愿意無條件加班、承受更長的工作時間和更差的條件；更容易被剝削，因為對工作簽證的依賴讓他們不敢輕易辭職、不敢要求福利。

還有聲音說得更直白：這根本不是“饑渴”，而是更容易被剝削。正如網上流傳甚廣的一句評論：“把新元貶值80%，看看那些外國人還會不會這么‘饑渴’地替你賣命。”

兩種解讀之間的落差，恰恰是這場爭論的核心。李淑琳說的是“進取心”，公眾看到的是“廉價勞動力”。誰對誰錯？也許兩者都是真實的——只是站在不同位置，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不是誰更努力

而是誰活得更貴

為什么“饑渴”這個詞刺痛了這么多人？因為說這話的人，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現實：兩個完全不同的生存賬本。

一個新加坡年輕人，背著幾十萬新幣的組屋貸款，每月數千元的開銷壓在身上。他無法像一個月薪5000新幣、住在集體宿舍、把錢匯回老家就能買房的外國人那樣“輕裝上陣”。

一個馬來西亞人在新加坡賺6000新幣，換成馬幣就是近2萬，能在吉隆坡過得相當體面。而同樣6000新幣的新加坡人，連一間普通組屋的月供都未必夠。

這不是誰更努力的問題，是誰的生活成本更高問題。

“我戳到了痛處”

面對排山倒海的批評，李淑琳沒有退縮。

她在后續的回應中表示，網上的激烈反應恰恰證明她的話戳到了某些痛處。她強調，她所說的就是她親眼看到的現實——新加坡人被裁、被替換，不只是發生在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員工身上，也包括來自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競爭者。

她提醒所有人，全球的就業市場正在經歷深刻變革，沒有人的工作是絕對安全的。與其被這番話激怒，不如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來改變處境。在她看來，后者才是真正能影響未來的方式。

年輕人不是不努力

然而，年輕一代的聲音似乎被忽略了。

有網友指出，這場討論里始終缺少一個關鍵角色——年輕人自己的立場。很多批評年輕人的聲音，來自上一代人，卻沒有真正問過年輕人是怎么想的。

一位正在找工作的年輕人分享了自己的經歷：她連續幾個月投簡歷，每天收到拒信或者根本沒有回復。在這種處境下，聽到有人說年輕人“不夠饑餓”，讓她覺得非常沮喪。

也有年輕人反駁說，不是不愿意努力，而是職場中有些要求讓人不舒服。比如當你真的表現出積極性時，反而會被打壓，或者被要求保持“本分”。在這種環境下，所謂的“饑餓感”更像是一種單方面的索取。

還有一些更理性的聲音認為，“饑餓感”這個說法過于簡單化了。如果外籍員工能夠接受一個本地人無法承受的薪水和工作強度，那問題不在于本地人不夠努力，而在于本地人面臨的生活成本壓力完全不同。

本地人怪外國人搶飯碗，外國人說自己只是為了活下去。可就算所有外籍員工明天都離開，空出來的崗位也不一定加薪，漲上去的成本還得消費者自己扛。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誰搶了誰的飯碗”，因為在全球競爭和本地生活成本的雙重擠壓下，企業不斷壓低人力成本，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國人，能分到的那一塊都在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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