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傍晚抵達北京

誰更離不開誰？脫鉤還是糾纏？中美關系未來走向？

文 | 彭勇

時隔九年，5月1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訪華。

啟程前特朗普依舊樂觀地表示：美中有廣泛深厚合作，相信會有好事發生。

但在他面前的，已不是2017年的中國。

《紐約時報》近期直言，特朗普此次面對的，是一個“早已不再仰視美國”的中國。

美國《國會山報》說得更直白，“白宮需要穩定的供應鏈”，還需避免債務繼續增加的風險，因此需要與中國合作。

這種錯位，最直觀的折射，便藏在兩屆訪華隨行代表團的名單差異之中。

據媒體報道，總共將有17位美國商界代表跟隨特朗普來到北京。

在科技領域，訪華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CEO馬斯克、蘋果公司CEO庫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導體企業的負責人；在金融領域，來自花旗、高盛、黑石等華爾街巨頭；此外，波音公司和嘉吉公司分別代表了航空和農業領域。

備受期待的英偉達CEO黃仁勛幾經周折后，臨時更改行程，最終戲劇性地出現在出訪名單里，暴露出背后的復雜性。

其中，通用電氣、高盛、高通、波音參與過特朗普首次訪華。

特斯拉、蘋果、通用電氣等企業的到訪，并不意外。

特斯拉上海工廠貢獻全球過半產能，蘋果對中國供應鏈高度依賴。

通用電氣是中國國產大飛機體系里最關鍵的外部技術供應方之一。波音一直將中國視為最重要的海外市場之一。而嘉吉公司是少數真正把中國當作核心運營市場的美國農業巨頭之一。

資本永遠在尋找確定性，花旗、高盛、黑石等華爾街巨頭齊聚，本身就是對“脫鉤論”的一種無聲反駁。

相比之下，高通、美光、英偉達的到來就有點耐人尋味。

高通在5G領域長期受中美技術摩擦影響；美光正全力推動擬對中國半導體制造設備加碼出口限制的國會MATCH法案，目的是進一步限制長鑫存儲等中國存儲芯片廠商的發展。

英偉達的AI芯片在華業務已大幅萎縮，H200獲批后實際在華零成交。

特朗普政府邀請他們訪華，正是美國“一手揮制裁大棒、一手撿商業籌碼”的典型兩面手法。

這種兩面手法，折射出美國對華科技政策——尤其是在高性能芯片領域的深層矛盾：

一方面，華盛頓的戰略焦慮推動著對華芯片管制不斷加碼，從高端GPU到半導體制造設備，紅線越劃越寬，導致中國國產化替代加速。

另一方面，美國企業卻離不開中國龐大的市場。英偉達中國市場在2022年貢獻了四分之一營收；高通近一半的營收來自中國。美光中國營收占比在2017-2018年更是超一半。

這背后其實隱藏著美國更深層的戰略恐慌——一場關乎中美國運的人工智能霸權博弈。如若徹底放棄中國市場，不僅會重創美國半導體巨頭營收，更會拱手讓出全球最大AI應用場景，并加速美國在下一代人工智能主導權的旁落。

因此，當英偉達等芯片企業因為管制而痛失中國市場份額，某些美國政客炒作的那套“科技冷戰”的敘事就開始出現裂縫。這也是特朗普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九年前，是另一番景象。

2017年11月，特朗普首次以總統身份訪華時，隨行的是一份29人超豪華商務代表團名單。當時美國政商界對中國市場更多是“收割者”的心態。

隨行的企業主要集中在能源、環保、重工業以及部分科技和金融領域。

雙方一口氣簽下34個合作項目，總金額高達2535億美元，覆蓋航空、能源、汽車、農產品、金融、科技等幾乎所有領域。

九年時間，兩份名單，兩種姿態，背后折射的是，中美關系從“互補共生”到“長期博弈”的重構，更是雙方實力與心態的全面換位。

從全面合作到精準博弈，從紅利收割到底線試探，這份名單的變遷，不僅是中美經貿合作重心的轉移，更是一場正在重塑兩國關系和競爭力的漫長較量。

兩份名單的變遷，源于八年來全球地緣政治與供應鏈的劇烈重組。

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10%關稅，中方反制，中美貿易戰正式打響。這場始于關稅的較量，很快超出貿易范疇，演變為對華科技的全面圍剿和全球供應鏈的強行重構。

美國不再滿足于關稅施壓。

先推“近岸外包”，試圖將制造業拉回墨西哥等鄰國；再升級為“友岸外包”，拉攏印度、越南等價值觀盟友，并從幕后推動旨在孤立中國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等，意圖構建一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供應鏈平行體系。

隨后幾年，新冠疫情、俄烏戰爭、“對等關稅”戰、美以伊戰爭等一系列黑天鵝事件接連暴發，加速了這一趨勢。

全球供應鏈從追求成本、效率、科技，轉向以安全、穩定、政治為首要考量，呈現多元化、區域化等演進特征。

與此同時，科技圍堵層層加碼。

2018年，美國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將科技問題武器化。2022年，出臺《芯片與科學法案》，限制國際芯片企業在華投資。

同年，牽頭與韓國、日本、中國臺灣建立“芯片四方聯盟”，試圖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聯盟之外。

2025年初，美國更出臺首個全面覆蓋AI芯片與模型的系統性出口管制規則，將封鎖從硬件延伸到AI模型權重。

這套組合拳的背后，是美國對中國產業升級速度的戰略焦慮——但當封鎖的紅線越畫越寬，反而倒逼出中國供應鏈的深層韌性。

最典型的戰場，是高性能芯片。

2020年之前，英偉達在中國AI芯片市場的份額高達95%，近乎全面壟斷。然而，伴隨著美國的出口管制，英偉達在中國市場占有率一路直下，到2025年已經暴跌至約55%，幾近腰斬。

但美國的出口管制，并沒有打垮中國的AI算力，反而逼出了一個國產替代的完整梯隊。2025年中國AI加速卡市場總出貨量400萬張，其中國產廠商出貨約165萬張，市場份額41%。華為、平頭哥、昆侖芯與寒武紀排名國產前三。

而且以DeepSeek-V4適配華為昇騰為標志，本土AI芯片公司在主流大模型訓練上已經可以在成本與算力效率上與英偉達有一戰。

業內人士甚至放話稱，有望在三五年內在市占率上對英偉達國內市場實現反超。

大模型領域的追趕更讓美國意外。

2025年2月，DeepSeek的橫空出世，顛覆了國際社會對AI研發“高投入、長周期”的固有認知，更被西方媒體稱為“人工智能的斯普特尼克時刻”——其意義堪比冷戰時期蘇聯發射首顆人造衛星對美國形成的戰略沖擊。

除了DeepSeek，阿里的千問、字節跳動的豆包也進入了全球大模型第一陣營。今年2月，斯坦福大學發文指出，中美兩國在人工智能模型性能方面的差距已基本消除。

更加值得肯定的是，中國大模型是在算力受限的情況獲得追到這個位置的。

AI不是孤例。

摩根士丹利上周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過去十年在電動汽車等新興產業的快速進步進一步鞏固了其制造業主導地位，而中國在機器人領域的大量投資和已經建立的領先優勢，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強這一地位。

另一方面，中美關系依賴程度實際上又在增強。

蘋果可以嘗試往印度轉移產能，但最終85%的iPhone仍在中國組裝，核心供應商從貿易戰之前的42家增至80家，排名全球第一。

特斯拉不僅沒有削減在中國的產能過去兩年反而加大投資——14.5億元光速建成的上海儲能超級工廠，40億打造的國內最大電網側儲能電站。

美國企業將產能轉移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其實也是利用中國龐大的供應鏈做支撐——大量依賴中國的中間品供給。

數據顯示，2025年越南自中國進口額達1860億美元，其中機械、電子零部件、紡織面料等中間品占比超70%。

中國對美國的依賴加深，但這種依賴更多集中在技術供應鏈的上游——那些“從0到1”的領域。

2025年，中國進口芯片總額達3.03萬億元，但從美國直接進口的比例僅占6.7%，遠低于中國臺灣和韓國。

但這背后藏著一個關鍵邏輯：美國芯片企業大多將制造外包給臺積電，芯片從臺灣省直接運往大陸。

國產芯片加速替代雖然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但7納米以下先進制程的制造設備上，泛林集團、科磊等美國企業幾乎壟斷了關鍵環節。

工業軟件的依賴度甚至比芯片更深。CAD、CAE、EDA等研發設計類軟件，中國的國產化率僅10%，國內市場長期被歐美企業壟斷。

國產大飛機C919主要供應商中，美國企業占了近一半。發動機與動力系統、航電與飛控系統等核心零部件均來自美企。

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景象：美國離不開中國成熟的供應鏈和龐大的市場，中國也無法隔離與美國上游技術的聯系。我們稱之為“結構性糾纏”。

不僅如此，在能源、AI和全球治理等多個領域，中美仍在試圖達成共識。如早在2024年11月，中美兩國元首在利馬會晤中就已達成共識：當人工智能被用于核武器使用決策時，人類必須始終處于“回路之中”。

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指出，中美兩國已經在客觀上形成了“事實上的G2”格局。這個格局與各個地區的碎片化并存，構成了一個相當復雜的狀態。

現實就是，若是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不合作或者不能合作，世界秩序就會進一步解體，新的秩序更難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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