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乘專機抵京

美國總統特朗普于今晚抵達北京，對中國進行一次久違的“國事訪問”。

這次訪問距其首個任期對華進行國事訪問，已過去了近9年。

在兩場國事訪問之間，中美關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

就在特朗普2017年對華訪問一個多月后，他的政府發布了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定義為“戰略對手”，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的對華方針。

在拜登政府時期，雙方打破了自建交以來兩國最高領導人互訪的傳統。這是兩國關系從建設性接觸轉向激烈戰略競爭、相互敵意加深的反映。

特朗普的訪問是在其上任之初即快速對華重啟以關稅戰為核心的極限施壓，并遭中方系統性反制，彼此針鋒相對的對抗可能導致毀滅性后果的背景下商定并即將展開的。

與首次對華國事訪問時美國仍居于相對強勢的發牌者地位不同的是，特朗普在對華進行新的訪問之際，中方已按照美方提出的對等原則改變了被動接受的既往角色模式，接連主動出牌，使外交解決關稅和貿易分歧成為雙方的最佳選擇。

在特朗普的新任期開始特別是對華極限施壓遇挫后，他頻頻發出甜言蜜語，這與其在關稅、科技、貿易上對華采取的嚴厲措施，看似矛盾，實則都遵循著一個內在邏輯，即期望以軟硬兩手實現其對華戰略目標。

“重塑對華關系”，特朗普政府如此設定此訪愿景。然而，在美國對華戰略已發生質變的情況下，中美關系調整能有多大空間？

無論如何，特朗普對華正式訪問、全球頭二號經濟體領導人舉行面對面最高級別的會晤，都將備受舉世矚目。中美關系何去何從，也將產生世界性影響。

一系列挫敗導致內外交困，特朗普需要一場“外交勝利”

特朗普在競選總統中誓言，將在上任首日推動和平解決俄烏沖突，但時至今日，它們的消耗戰仍在持續。特朗普政府對俄外交的弱勢地位，決定了其難以采取有效手段阻止戰爭持續。

他以和平締造者自居，但同樣是他，聯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對伊朗發動“史詩怒火”軍事行動。伊朗在軍事上失敗了，但美國在戰略上卻沒贏。德黑蘭的核能力、彈道導彈、無人機令人頭疼，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掌控倍增了其戰略底氣，更為重要的是，伊朗反美政權在其幫助下完成世代交替，繼續執行鷹派政策，但特朗普政府對如何結束戰爭一籌莫展。

白宮在俄烏戰爭中對歐洲核心利益的漠視、在對伊戰爭中對歐洲地位的無視，以及對北約的全方位破壞，都極大地分裂了跨大西洋由來已久的聯盟關系，由此也使其在對伊戰爭中陷入史無前例的外交孤立，沒有任一同盟國愿與美國并肩作戰。

特朗普政府去年4月2日發動“解放日行動”，無差別的高關稅政策，在內引發違憲指控，在外招致強烈對抗，進一步分裂了其與盟友的關系基石，也使華盛頓在世界體系中離心離德，并推動中美走向談判之路。

其負面后果與美國對伊戰爭導致霍爾木茲海峽封鎖一起，加劇了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商品滯銷、股市震蕩、供應鏈斷裂和生活成本上漲，使美國的國際威信掃地，特朗普對改善經濟和民生、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競選承諾難以兌現，引發民意反彈，在近期民調中，其支持率已降至34%到37%區間，為戰后美國歷屆總統同期最低，而高達62%的反對率則創下其兩屆任期新高。

對委內瑞拉的閃電戰行動是其為數不多的政治成就，但也激勵其在對伊行動中作出戰略誤判，致使美國從中東快速抽離的計劃落空，并可能持久深陷中東泥潭。即便是其最得意的移民政策，也因其激進地采取軍事手段予以應對而毀譽參半。

盡管在白宮視頻中一遍遍地說“我贏了”，但這正是特朗普心虛的表現。施政一年多成果寥寥無幾，卻在一系列重大行動中遭致挫折，直接促使民心遠離、“MAGA運動”內部分歧加劇，共和黨在不久后進行的中期選舉中幾乎鐵定慘敗。如何提升其民意支持率，減輕其施政挫敗對美國中期選舉的影響，并繼續有效掌控政局，成為其頭號目標。

特朗普急需一場令人驚艷的“外交勝利”，展現其想干事、能干事、且能干成事的公眾形象，以實實在在的貿易合同堵住民主黨攻擊的嘴巴，恢復暢通并可持續的供應鏈，安撫惴惴不安的產業界，以便度過危機，重樹形象，扭轉民意頹勢。

當今世界，誰有足夠大的體量、潛質和意愿在短期內幫助達成其期望的目標？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即將登陸中國，將中美關系推向全球時刻。

乞援和施壓：特朗普如何平衡目標、重塑對華關系？

在出訪前夕，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臺發文稱，“我非常期待這次中國之行。中國是令人驚嘆的國家.....兩國之間會有好事發生！”

這位總統從不吝惜以溢美之詞或善言善語描述中國或對華關系。

在上任前，他就說，“美中兩國聯手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問題”。

去年6月，當福克斯新聞主播聲稱中國“竊取知識產權”、“進行網絡攻擊”時，他為中國辯護說，美國也做同樣的事，這是一個骯臟的世界，“我們與中國相處得很好”。

但他在將要訪問中東三國之際同樣會說，他出訪的目的是讓海灣國家遠離中國影響力，阻止中國拉攏中東獲取能源。

在對華關系上，特朗普是一只雙頭鳥：見風使舵，視情決定以哪個頭面對中國。

他在訪華前夕的甜言蜜語凸顯出他對此訪達到預期目標，抱有很高期望。

而中方也本著務實的態度，等待特朗普拿出談判底牌。

經過數輪經貿和外交磋商，雙方確信，此次訪問能帶來實質成果。這是其訪問能夠成行的根本原因。而其前任的總統拜登，終其任期，都未能實現雙方對對方首都進行最高級別的正式訪問。

兩種行動目標驅使著特朗普的訪問：乞援（作為好大喜功、期望建立政績的個體和作為即將面對選舉的共和黨人）與施壓（作為美國總統、作為美國政府的最高代表）。

乞援清單：促進中國市場更加開放，要求中方加大進口美國大豆、牛肉等農產品、能源、航空及工業品等大宗商品，大幅提升非敏感貿易規模，平衡中美貿易逆差，并在非敏感領域擴大對美投資；就芬太尼管控加強合作，取得更可見的成效；保障關鍵供應鏈共贏；推動中方金融開放取得突破。

中方對特朗普政府極限關稅戰全方位、精準定向的反制，有效擊中其軟肋，削弱了城市郊區、農業州及相關產業的美國公民對特朗普的支持。后者迫切尋求改善處境。

根據白宮副新聞秘書凱利披露，美方的愿望清單還包括在設立雙邊“貿易委員會”、|“投資委員會”方面取得進展，這體現了特朗普期望通過構建中美貿易、投資合作機制，使相關合作能夠快速落地見效。

施壓清單中已公開的包括伊朗、香港問題。美方期望中國切斷與伊朗的經濟往來、關鍵供應鏈供應，并推動中方在和平結束沖突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以往美方關切的知識產權、產能過剩、貿易壁壘、臺海和南海穩定、西藏和新疆、人權和宗教等一系列問題，是否繼續成為特朗普此行施壓的保留項目？

在過去九年的中美激烈互動中，中方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扭轉了被動應對姿態，改為有攻有守，突出體現在特朗普推動新一輪關稅戰過程中，中方堅決反擊，導致雙方互征關稅層層加碼，分別達到了史無前例的145%、125%，如不及時遏止，結果將是魚死網破；體現在中方適時祭出關鍵稀土供應王牌，華盛頓暫無替代供應鏈彌補缺失，不得不尋求談判解決問題。

臺海、關稅、高科技供應鏈、日本再軍事化、美方干涉內政，按照優先級，可能是中方希望在與特朗普的會談中得到美方回應和解決的重點問題。

對臺斗爭進入至關重要的階段，尋求美方理解臺灣問題對中方的敏感性、重要性以及對中美合作的關鍵意義，推動特朗普政府作出戰略性讓步，將是會談的重中之重。

特朗普同意在北京就對臺軍售問題進行討論，打破了里根以來的美國傳統。這為雙方在此問題上尋求共識提供了潛在可能性。

關稅涉及經濟安全，經濟安全關乎社會安全、國家安全，在當前嚴峻復雜的經濟形勢下，尋求美方將對華關稅保持在合理水平，以確保雙方進行公平貿易，維護自身的經濟和安全利益，是中美此前進行的多輪經貿磋商的核心（包括最新在韓國進行的經貿磋商）。中方尋求在此次元首會晤中就相關協議最終拍板。

在高科技供應鏈領域與中國脫鉤斷鏈，是美國九年來對華戰略競爭的重點之一，損害了中方的發展利益，尋求特朗普政府放松高科技及其產品輸出的限制，將是在特朗普此訪中希望達成的重要目標。

日本高市早苗政權對臺海表現出激進的政策態勢，修訂和平憲法、推動再軍事化、伺機核武裝、介入臺海沖突，是其幾乎公開的目標，也成為臺海局勢發展的重要變量。作為日本的靠山和盟友，美國對日本的發展走向擁有無可置疑的影響力，事實也是在美國的支持或默許下，日本才有相關發展動向。中美最高會晤可能會提出中方在此問題上的關切，期望美方予以管控。

美方在涉疆、涉藏、涉港及宗教和人權問題上干涉內政是常態，可能也會成為此次中美議題。

同時，在中美整體關系上，降低敵意和對抗，加強協調與合作，重塑雙邊關系基調，改善兩國關系氛圍，為克服當前困難開辟道路，可能是中方的特別關切。雙方在彼此關切的重要議題上達成共識，將為雙方重塑雙邊關系的整體方向和氛圍創造條件。特朗普政府在無法根本改變大國競爭國策的情況下，可能樂于同中方一起在中美關系中采取新的更富于善意的表述。反之，假如此次談判破裂，那么雙邊關系的氛圍將不可能得到改善。

戰略競爭為中美兩國之間逐漸塑造了以對等、公平為基本準則的關系，談判和問題的解決往往伴隨著“公平的交易”，過去美方居高臨下、單方面施壓中方改變已成為歷史，在即將進行的談判中，讓步將是相互、對等的。假如中方給予美方某種合作，特朗普政府在中方關切的問題上也要作出對等的讓步。

特朗普要想通過此訪達成自身目標，必須注重雙方條件和成果的平衡。他在訪前提出，會發生“好事”，為會晤達成協議奠定了樂觀的基調。雙方在會后的聯合公報中如何“平衡”表達彼此關切，達成兩國“雙贏”的協議，是一個懸念。

特朗普的個人特質對中美關系重塑的影響

特朗普是美國建國250年來的一個“異數”，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上任以來，他全面挑戰美國的政治、外交傳統，肆意改變美國由來已久的政策，鼓勵個人崇拜，將個人意氣貫穿到政策制訂和施行的全過程，創造了民主社會強權的罕見先例。

他的個人特質在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在第二任期，他不再避諱其與俄羅斯特殊關系的指控，全方位推行親俄政策，大張旗鼓地疏遠歐洲，將歐洲從美國傳統首要關注地區移除，不遺余力地削弱北約和美歐聯盟，幾乎全盤削減美國對外宣傳和援助機制，徹底打消克里姆林宮的安全擔憂，并在俄烏戰爭中實質性地選邊站，打擊基輔的軍事能力，弱化對俄制裁和限制，在外交上為普京提供舞臺，拋棄美國歷來警惕俄羅斯的政策，親手將其從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戰略降級”，不再用美國主要的“現實威脅”和“戰略對手”對其描述，也無任何相關措施涉及俄羅斯——這與對中國完全不同。

特朗普的個人成長經歷使其形成了強人崇拜心理，利益至上、實用主義、毫無原則的思維和態度，并以擅長“交易”自詡。在他那里，為了個人目標或者為了展現其實現國家利益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實現國家利益，原則不再是攔路虎，如果沒有美國政治體制的牽制，一切均可交易。

特朗普的個人特質對美國政治和外交的影響具實質性，為重塑中美關系提供了可能性，但卻是不可持續的。隨著美國下屆總統選舉的進行，其執政期間的所作所為必將引發美國朝野反思，并透過新一輪辯論和改革，杜絕下一個“特朗普”再現，防范美國的政治和外交出現顛覆性錯誤。其執政期間的內外政策也將受到嚴厲審視和矯正。

美國對華戰略的調適及其限度

特朗普重塑對華關系，不是無限的，不可能超越美國業已形成的大國競爭戰略框架，且在本屆政府外交敘事邏輯下，白宮必然堅持并升級對華競爭戰略。

美國本屆政府就對華戰略所作的調適，在其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及其具體施政中得到了體現。

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不再使用“本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等刺激性語言對中國進行定性描述，降低對抗性敘事，對表述結構進行重要調整，以此為兩國正在進行的談判讓路，反映了特朗普的交易思維。

在具體施政中，特朗普放寬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投資管控政策有所松綁、對涉兩岸關系實務處理偏向于柔化，并使整體對華外交基調從其第一任期晚期的“新麥卡錫主義”風格后退，雙方的對抗不再疾風暴雨。

可能頗具諷刺性的是，特朗普在對華戰略總方針不變的基礎上沿用了其所不齒的前任“小院高墻”式競爭戰略，且將其范圍進一步縮小。

然而另一方面，美國全政府在過去九年推進的大國競爭法律化、制度化進程，不可逆轉。特朗普政府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仍堅持與中國的大國競爭，致力于從全球各地既往的重點地區戰略收縮，將重心放在“西半球”和“印太”，其著眼點，是使美國的國家利益、安全戰略更“聚焦”，為更強有力地繼續推行大國競爭戰略服務。

特朗普系統性推進有利于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將俄羅斯從美國的戰略對手中移除，為了對沖由此帶來的國內風險，并進行合理的外交敘事，升級對華戰略競爭是必然選擇，本屆政府中的建制派趁機將其變成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石。

盡管出于談判的需要，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對涉華相關內容進行了某些淡化，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制訂的《臨時國防戰略指南》中仍將中國定義為“唯一步步緊逼的威脅”，將中國視為美國在海外面臨的“唯一焦點”。由此流露出其真心。

特朗普為談判需要采取溫和姿態同時，往往在兩國談判出現僵局后迅速變得強硬，證明了其對華態度是隨著談判的進展而變化的。

美國本屆政府就對華戰略進行調適，根本在于其早期對華發動激進的關稅戰失利，導致其必須尋求通過外交渠道解決問題，因此在特朗普個人交易思維驅動下采取策略性讓步，以實現其通過談判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在特朗普個人意志主導下，本屆政府對華政策出現了某些緩和，但美國行政部門內部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的雙層結構以及美國政治體制中的多維牽制系統，都決定了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總方針沒有、也不會改變，中美關系出現的新變化仍處于每屆美國總統對推進大國競爭的側重點、強硬度和方式方法區別范圍內。

未來幾年，特朗普基于個人特質進行的外交努力，與中方產生“共振”，兩國形成共識，為中國帶來數年“戰術機遇期”。這些年可能會催生新的重大地緣政治事件，加劇全球動蕩。

然而隨著美國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特別是共和黨失去對國會的全面掌控，特朗普按照自身意志推行政策的能力可能下降，尤其是美國政府換屆，無論是民主還是共和黨人掌權，中美關系發展都存在巨大變數。

中美最高接觸：新舊世界交替的重要節點

特朗普在其首次入主白宮的當年頒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宣布“轟轟烈烈的大國競爭時代正在來臨”，標志著冷戰后一代以美國的歷史善意為特征、戰后規則為基石、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自由價值觀的全球化為核心的世界秩序開始終結。

俄羅斯2014年公然吞并克里米亞半島并持續與烏克蘭沖突，最終演變成2022年2月俄烏戰爭的全面爆發，則使冷戰后的世界秩序病入膏肓。

而美國作為冷戰后獨一無二的首要大國、作為新一代世界秩序的設計師和領導者，其總統在今年初未經聯合國和美國國會授權，越界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突襲、抓捕其領導人解送美國受審，對伊朗發動“史詩怒火”軍事行動，公然聲稱要將格陵蘭島并入美國領土，在俄烏戰爭問題上削弱對烏克蘭的支持、實質幫助俄羅斯，都意味著美國親自締造的冷戰后世界秩序已經崩塌，歐洲、中東的混亂、西太平洋的平靜被打破，戰后世界歷史上還從未出現如此多的重要地區面臨危機，且在如何解決的問題上極度缺乏全球共識，國際組織失能、缺位，分裂和沖突成為常態。

人心對未來一片茫然。歷史呼喚各國面對，世界需要解決方案。

在這一重大時刻，兩個正處于史無前例的戰略競爭之中的全球大國領導人決定舉行九年來首次最高級別的正式會談，是世界新秩序演進關鍵節點的關鍵事態。

他們討論什么問題，達成什么共識，存在什么分歧，在哪些領域仍抱有敵意，打算以什么方式處理雙邊問題，對世界和地區正在發生的戰爭和紛亂采取何種態度，以及對構建世界秩序提出何種方案，直接關乎彼此關系的演變方向，關乎兩國人民很多年的禍福生死，關乎世界和地區是戰是和、是亂是治，關乎本世紀人類的發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