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運動時期，衛戍區司令員一職極為重要，肩負著中央首長、中央機關的安全問題，關系到整個首都的安危，也牽扯到最高層的信任走向。

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擔任此職的人會面臨著旁人難以想象的壓力，當多方拋開橄欖枝，該怎么做是個很大的學問。拒絕還是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拒絕到什么程度？

完全站邊會被對立一方忌憚，爆發沖突時往往成為首要目標；保持中立則容易被多方認為不可靠，到時出了事沒人保。

所以，怎么做都可能出問題，因而遭遇一些自己想不通的事情，比如說傅崇碧就是這樣。他在事前完全沒有任何感知，被處置后才知道自己被批了，后來有人建議他要早請示晚匯報，他也半帶埋怨半帶疑惑地說：我有什么錯。

這位戰功卓著的開國少將，當年到底經歷了些什么呢？

1967年3月22日，傅崇碧照例對衛戍區做出了一番新的工作安排，突然接到了開會的命令。當晚，他剛到大會堂就聽到上面的人宣布，由副總長溫玉成兼任衛戍區司令員，他改任沈陽軍區第一副司令員，立即執行。

這個變故讓傅崇碧非常驚訝，他本想找個人問問情況，但很快就有人帶著他直奔西郊機場。在候機之時，他問身邊人：現在又不是打仗，怎么這樣急？沒有聽到任何回應。

帶著滿腔疑慮，傅崇碧登上飛機。抵達沈陽后也感覺很不尋常，按理來說他改任沈陽軍區第一副司令員，那應該是參謀長來迎接，初步介紹一下情況。

然而迎面而來的卻是幾位政工干部，直接把他送到軍區招待所后樓。他剛住下，房門就落了鎖，一名警衛人員說：“首長請安心休息，有事吩咐。”已經被事實上監禁了，傅崇碧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自己犯何罪名。

據聶榮臻元帥的女兒聶力后來回憶：“平反后，有一次傅崇碧將軍來看望父親，他對父親說，早在3月22日他就被拘押了，當他扒著鐵窗，看到對面墻上有條標語，寫著：“打倒楊余傅！”他很納悶：‘楊余傅’是個什么人呢，以前怎么沒聽說過？父親聽了哈哈大笑。”

傅崇碧真正搞明白自己的處境，是通過警衛戰士手里的報紙，原來“楊余傅”是三個人、原來自己已被“打倒”，但究竟出于各種原因，他還是不清楚。

沒多久，傅崇碧的家庭受到嚴重影響，妻子的工作丟了，孩子想讀書、當兵都有阻力，家里多數成員也被安排到沈陽受管制。

他們的住處有個毛主席像掛在正中，看護人員就態度惡劣地讓傅崇碧天天對著像早請示晚匯報。傅崇碧照是照做了，不過每次都先鞠三個躬，然后說自己革命幾十年，也算是個老兵了，一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錯誤，希望派人來談一談。

每天都差不多同一套說辭，看護人員不太滿意，說他思想不深刻，總是老一套。

事實上，傅崇碧并非純為了發泄情緒，是他確實不知曉來龍去脈，周邊的警衛不允許跟他交流，唯一能接觸到的就是偶爾送來的報紙。但報紙上又怎么會剖析問題，所以，傅崇碧希望有個人來為他截獲。奈何他的訴求反饋不上去，1969年還被“疏散”。

彼時中蘇關系緊張，一些靠邊站的干部就被安排到次一級的地方去，中央的就疏散到地方，已經到地方的就轉到下屬單位。

像傅崇碧被安置遼源的礦區，那是16軍的一個師部，上級給了兩間房子，外面有監視的人，但妻兒沒有跟著去。

在這里傅崇碧非常謹慎，他發現自己被改了名，不能用真名，所以很多東西都不敢吃，包括醫生開的藥。他看到藥方上不是自己的名字，搞不清情況，擔心有貓膩就不吃。直到跟醫生稍微熟悉、確認對方沒有壞心思后，才敢服藥。

后來換了個醫生，傅崇碧心里很納悶，不知是不是自己的原因導致對方調走，就不敢吃新醫生開的藥了。

被監護期間，傅崇碧脾氣越來越大，只希望能獲得一點自由。這個愿望在1971年冬得以實現，組織專門派人在東北去看望他，轉達上級的話，希望他能把身體照顧好。

之后他得以跟家人團聚，并小范圍活動一下，只是還不能上街。后來他寫過兩封信給中央，希望能重新審查一下自己的事情、給個結論，但被監管的人扣下了。

傅崇碧就想了個辦法，名義上寫給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實質里面有兩封信。陳錫聯也幫忙轉交，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前，幫他轉交了兩次，起到了一個鋪墊效果。

1974年，隨著形勢發展，“楊余傅”中的楊、余都解除監護回京，毛主席在同年的四屆人大召開前看到了楊、余的名字，但沒見著傅。就詢問周總理：“傅崇碧怎么還沒回北京？他到哪里去了？”總理適時將傅崇碧寫信之事說出，主席隨即說要把人接回來，奈何下面的人沒執行。

后來又一次政治局會議毛主席發了火：都說我一句可以頂一萬句，傅崇碧的事我說過好幾句了，頂什么用？你們把他弄到哪里去了？我要見他！

就這樣，傅崇碧才得以“解放”。只是有人仍準備搞小動作，想把他安排到廣州軍區去。好在周總理和復出的鄧公堅持要把他留在北京，這才沒讓那些人得逞。

明明在“楊余傅”當中，傅職務是最低的，為何遇到的阻力卻是最大呢？其中一個原因在于，他當初的衛戍區司令員職務太重要了，別人擔心他繼續回來接任。

其實從當年處理的方式也可以看得出來，楊、余都是直接派人去監禁，傅崇碧則是先找個由頭調開，再異地拘禁。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實現衛戍區權力過渡，讓職務更高的溫玉成接任、又有中央的命令，就可以解釋為正常職務調動，避免人心不穩。

另一方面擔心去衛戍區處理會出意外，直接掌握部隊的傅崇碧，有時候帶來的震懾反而比代總長楊成武大。

傅崇碧當初對權勢最大的兩個集團都不倚不靠，還因奉周總理命令保護老干部得罪了其內之人，所以他的下放，兩個集團都有出力。如果他重回衛戍區，有些人是睡不好覺的。這才導致他比楊、余更為曲折。

1975年4月，傅崇碧復出擔任北京軍區第一副司令員，當時鄧公希望他重新兼任衛戍區司令員，但還有阻力在，加上傅崇碧本人也不愿意，此事暫時作罷。

直到1977年一切已變了模樣，在鄧公的力邀下，傅崇碧才第二次擔任衛戍區司令員。

值得一提的是，傅崇碧人品非常好，當年衛戍區有不少人搞過他的黑材料、使他的遭遇變得更差。但他重返衛戍區后并沒有報復，就當那些事都沒發生過。

后來老首長羅瑞卿復出擔任軍委秘書長，覺得那些人“有問題”，就特意交予一份名單，上面對幾個運動積極分子做了記號并說：“我看衛戍區的領導班子需要調整下了，你挑幾個用的順手的人吧。”

傅崇碧明白羅瑞卿的好意，但他并不想再生事端，沒過幾天就交還羅瑞卿一份幾乎未動的名單。

羅瑞卿看后大怒，當即把傅崇碧叫到身邊：你是不是怕了？不敢斗爭了？有我和中央支持，你有什么好擔心的？

傅崇碧聽后搖頭：冤冤相報何時了，我知道他們幾個，工作能力還是很強的，也不是什么大問題，好不容易安定下來，我不想再節外生枝了。

說這話時，傅崇碧眼神非常堅定，羅瑞卿望了他半晌，最終嘆氣簽字，衛戍區重歸于平靜。傅將軍用自己的委屈，成全了大局，胸懷格外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