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我的新書《兩京十三省：明朝政治得失》一書。

科舉作為明代讀書入仕途最重要的方式，事關著一個學子的命運，也往往是舞弊、貪腐現象出現的高發地。

如果說到科舉中的弊端，但真正大開弊端之先反而是明朝政府。財政問題一直是明朝的一個頑疾，如何籌錢就是一個大問題。當時國家的最高學府就是國子監，進入其中有著嚴格的規定，所以絕大多數的學子都只能望而興嘆。有人就想到了在這里面做文章，讓學子們交錢報捐入國子監為監生，這就是捐監。

景泰年間，朝廷就允準臨清縣生員伍銘等人納米800石入國子監就學；在天順年間，有臨清縣學子納米500石入國子監讀書的記錄。這個時候尚且只讓廩膳生——也就是生員中最優秀的那部分學子捐監。具體捐納上，有800石米，也有500石米，但這都不是一個小數目，當時一個七品縣令一年的俸祿也才90石米，而且這90石米其中只有24石發大米，其余部分發鈔，當時由于紙幣濫發，寶鈔等同于廢紙，所以一個縣令一年真實到手也只有24石米。也就是說，即便是捐監500石也大約等同于20個縣令一年的俸祿，若非大富之家不可能拿得出這么多錢來。

這個時期在捐納的物資上，也是五花八門，有捐米的，有捐麥的，還有捐馬匹的。景泰、天順年間，瓦剌對明的軍事壓力一直很大，為了加強邊防，亟須糧食、馬匹等物資，所以朝廷在物資匱乏的情況下，出此下策來解決邊疆物資所需。

當然，也有官員認為這樣做有些不妥，堂堂大明朝怎么可以如此這般不堪，這部分官員大多為禮部官員，但也有一些官員強烈支持捐監，尤其是那些負責花錢的部門，比如兵部、戶部。但這種爭論很快就被平息下去，因為所有的一切都敵不過現實，隨著明朝財政的進一步惡化，捐監非但沒有減少，而且愈演愈烈，并且為了能夠讓更多學子來花錢，就連標準也降低了。

比如，正德年間，朝廷的政策是：

廩膳生員納銀二百兩，增廣二百八十，附學三百四十，江西、浙江各七十名，南直隸百名，準于湖廣上納。 ——《明武宗實錄》卷152，正德十二年八月癸亥。

生員之中，按照成績不同，分為廩膳生、增廣生和附學生，廩膳生待遇最優，國家提供食宿，成績稍次的增廣生則待遇要差一些，自己還要花一部分錢，而最末的附學生的開銷則要全部由自己負責。而現在所有的這些生員都可以捐監了。而且以納銀為主，少有實物，合計240名生員，朝廷一下子就可以收入好幾萬兩白銀。

到了嘉靖年間，北方戰事緊張，嘉靖帝本人又揮霍無度，捐監就更加頻繁了，而且條件更加放寬了，就連社學生都可以捐監了。社學，就是明朝在全國各地普遍設置的基礎教育學校，孩童們只要進入其中學習，就叫社學生。也就是說只要讀過書的學子，都可以捐監了。不僅如此，但凡是民間俊秀子弟都可以捐監，所謂俊秀子弟不過是一個說法而已，有錢則“俊秀”：

廩膳生納銀一百二十兩，增廣生納銀一百九十兩，附學生納銀二百六十兩，青衣寄學及降青衣發社生納銀三百兩，廩膳降增生納銀一百八十兩，廩膳停廩生納銀一百六十兩，廩增降附生納銀二百三十兩，提學衙門告準附學明色，及新經考黜生員不系行止有虧者，納銀三百四十兩。俊秀子弟納銀三百五十兩。 ——《工部新刊事例》，引自《四庫禁毀叢書》史部第33冊。

而且這個時候的捐監的人也不需要真正去國子監就讀，也就是買個身份而已。一則是因為國子監根本容不下這么多的學生，二則是這些人要的是身份，也沒想著去讀書。

捐監多了以后，朝廷內部也起了矛盾。

捐監本來由戶部進行，錢也進了戶部的賬戶，但是工部也缺錢，嘉靖年間采木，萬歷年間修復三大殿，修建皇帝陵墓等等，都是耗費數百萬兩白銀的大工程，于是工部在得到批準之后，也開始實行捐監。為了與戶部搶奪捐監人員，工部在收銀的時候，不足色、不滿稱的皆收取進來，實質上就是變相地降低捐監的價格，所以很多人都往工部捐監，戶部原本一年可以收三、四十萬兩銀子，被工部這樣一攪和，一年僅收十萬兩，戶部哪里肯依，兩部互不相讓，這事最終鬧到了天啟帝那里，朝廷最后讓把錢集中一塊，讓戶工兩部七三分賬。

捐監的泛濫導致國子監里面的學生七成是捐監生，因為還有兩成是官員子弟，僅有一成是靠真才實學考入其中的，這就造成了國子監內真才實學之輩減少。那些花重金捐監的學子和“俊秀子弟”，在獲得國子監的身份之后，就等著朝廷分配做官。但由于捐監的人實在太多，而空出來的官職又太少，所以絕大多數的捐監人員只能苦苦等待，很多人雖然捐了錢，但注定一生都無法當官，因為在明末，等待選官的監生長期維持在數千人之多。

而朝廷對于捐監人員的官職有限定，在地方僅僅能擔任縣丞、主簿；在京城則只能在光祿寺、上林苑等冷清衙門任職；還有就是到云貴等偏遠地區任職。朝廷這個時候又出政策了，只要再花費百兩銀子，就可以把出身也改了，改成科舉考試出身。朝廷為了搞錢，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而那些有幸被選為官員的捐監生，他們花費了巨大的財力才當上官，甚至有些人捐監的錢都是借的，所以他們一到任，首先要做的就是收回自己的成本，大肆在崗位上撈錢。我們能夠看到的是，晚明時期，貪污腐敗之風愈演愈烈，最終致大明王朝于萬劫不復之地。

國家如此，科舉場上的舞弊現象更是層出不窮。明代科舉反舞弊措施是極為嚴格的，比如為了防止冒籍，考生需要廩善生為其具保，考生出了問題，具保人也要擔責；為了防止夾帶，搜檢制度極為嚴格，甚至有考生認為搜檢太嚴格，有辱斯文，而終生不參加科舉的情況出現；而如果考場出現舞弊現象，考官都要受到牽連，而遭受嚴厲的處罰等等。

但科舉中真正的腐敗隱藏在更深的地方。

天啟年間，魏忠賢當權之時，與東林黨人互為死對頭。有人給魏忠賢呈送了一本《東林點將錄》，此書仿照《水滸傳》一百零八將的形式，將當時一些與魏忠賢作對的官員（以東林黨為主）列入其中，以供魏忠賢進行打擊。著這個《東林點將錄》的人并非泛泛之輩，他叫韓敬，當朝狀元。但韓敬的這個狀元其實多少有些不光彩，因為他的老師湯賓尹是當時的考官之一。在閱卷之時，其他的幾名考官都沒有將韓敬的試卷看中，湯賓尹卻極力要求將其名列第一，最終韓敬被點為狀元。這件事情鬧得沸沸揚揚，為當時很多官員所不齒，韓敬在官場沒混幾年，就被彈劾回了老家。

正德三年（1508），劉瑾的得力助手，大學士焦芳的兒子黃中參加科舉，成績出來以后，由于其子的確才學平平，所以幾名考官就將其列為二甲之首，也就是第四名。但這就惹怒了焦芳，他將幾名考官或調職，或降職，但主考官是大學士李東陽，焦芳無法對其下手，只得常常咒罵他，以泄心頭之憤。這件事被劉瑾知道了，說：“昨夜黃中在我家以石榴為題作詩，詩作拙劣不堪，恨李東陽有什么用？”劉瑾雖然壞事干了不少，但是腦子還是沒有問題的。

天啟元年（1621），名士錢謙益主持浙江鄉試，在錄取的舉人之中有一名叫錢千秋（有文獻又作：田千秋）的學子。等到錢謙益回京復命的時候，浙江傳來消息，原來這個錢千秋與金保元、徐時敏等人謀劃，花重金收買考官，在試卷中暗藏“一朝平步上青天”字眼，以此中試。科場舞弊，在明代是大案，錢謙益不敢怠慢，趕緊將此事上報給了朝廷。最后朝廷一核查，錢謙益確實在此案中不知情，但由于其是主考官，所以就對其罰俸，而將金保元、徐時敏及錢千秋逮捕入獄。

但頗為蹊蹺的是，案子還沒有開審，金保元、徐時敏二人死于獄中，關鍵人物去世，這個案子就沒有辦法審了，最后錢千秋后被釋放，這起舞弊案也就算完結了。

但這個案子很顯然也有疑點，錢千秋等三人舞弊，在試卷上做了關節，讓考官憑借關節錄取，考官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整個案子未見有考官落馬，只有錢謙益受到了輕微的處罰，說明這個案子中間還是有問題的。另外，金保元、徐時敏在審問之前就死在監獄之中，這件事太過蹊蹺，難免會讓人覺得殺人滅口之嫌疑。

而萬歷時期著名的首輔張居正的三個兒子，在當時也引起了軒然大波。萬歷五年（1577），張居正次子張嗣修參加殿試。當時，主考官本想將張嗣修列為二甲第一（一說為二甲第二）。試卷交到神宗手里，張居正通過萬歷帝之母李太后和太監馮保讓萬歷帝將其子置于一甲。神宗從之，將張嗣修列為一甲第二，也就是榜眼，事后，萬歷帝對張居正說：“先生大功，朕說不盡，只看顧先生的子孫。”萬歷帝的這句話恰恰也說明，張嗣修的才學是不足以位列榜眼的，張嗣修中榜眼是萬歷帝與張居正君臣共同作弊的結果。

萬歷八年的會試，張居正長子張敬修與三子張懋修一同參加科舉，萬歷帝將排在第三位的張懋修定為狀元，而張敬修則排在二甲十三名。對于這樣的結果，張居正十分滿意，上疏表示謝意，萬歷帝則說：“先生忠孝傳家，朕心甚是喜悅。”

張居正后來在信中寫道：“小兒冒竊高第，實出御筆親題。”

而張居正可不止三個兒子，萬歷十一年的是鄉試之年，有了萬歷五年和八年的先例，學子們都議論紛紛，認為鄉試的第一名——解元，必定會是張居正的兒子，但這之前張居正去世了，張居正的兒子未能中解元。當時也有人寫一首打油詩來譏諷張居正諸子中舉這件事：

狀元榜眼盡歸張， 豈是文星照楚鄉！ 若是相公身不死， 五官必定探花郎。

這里的“五官”指的是張居正第五子張允修。

張居正一共八個兒子，如果張居正去世更晚一些，詩中所描述的場景未必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