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這塊【進士】匾，題寫于清代同治五年（1866），題匾人叫羅惇衍，時任戶部尚書。

這個當時被朝野上下譽為“當世魏征”的人，堪稱晚清官場傳奇人物。何出此言？話題要從題匾時間的三十多年前說起。

清道光十五年（1835），湖南士子曾國藩會試落第，而廣東順德人羅惇衍則考中進士。雖說一人落榜，一人晉級，命運不可同日而語，但羅惇衍對曾國藩印象深刻——多年以后，羅惇衍更是成為了曾國藩生命中的貴人。

根據清代科舉進士的入仕進階規律，他們一般要先在翰林院鍛煉兩年，然后陸續外放任實職官員。羅惇衍也不例外，他和同屆進士張芾、何桂清一起在翰林院“練級”了兩年，道光十七年（1837），三人同時順利通過考評，均被張榜公告準備外放任職——其中羅惇衍擬任四川學政。

外放任職張榜公告的當天，跟羅惇衍同屆的進士張芾、何桂清，第一時間去拜會了道光朝的第一權臣穆彰阿以示感謝——實際上他們早在入翰林院時就拜倒在了穆彰阿的門下；反觀羅惇衍，不但從未攀附穆彰阿，外放就職前也不肯去拜見后者——他反而去拜辭了大學士潘世恩。

當潘世恩得知羅惇衍自始至終沒去穆彰阿家意思意思，不禁大吃一驚，并對羅惇衍的前途表示憂慮：“如此恐生變故。”果不其然，第二天，羅惇衍收到朝廷下達的文件：“羅惇衍年輕未可勝任，著毋庸前往。”得，任命取消，羅惇衍不得不繼續留在京城“練級”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來，得到道光皇帝批示的官方任職文件，其實都是穆彰阿一手操辦的結果。在前述待外放任職三人中，羅惇衍明明年紀最大，卻偏偏被冠以“年輕未可勝任”的理由取消了任命，而另外二人則順利外放任職。這是多么“光明正大”的打擊報復呀！

當然了，在官方正式檔案《清史稿》的記載中，羅惇衍這次被取消任職，正式原因還是被隱藏了，敘述稱：“上以惇衍年少，語多土音，留不遣。”意思說，皇帝本人認為羅惇衍年紀不夠，而且廣東口音濃重，所以留京未派遣任職。

或許是羅惇衍疏遠道光第一權臣穆彰阿的教訓足夠深刻，令后來者不敢再由著自己的性子來。道光十八年（1838），曾國藩再次參加會試，終于科舉上岸，得了個同進士的功名。他第一時間拜倒在軍機大臣穆彰阿的門下，成為他的得意門生。

曾國藩和羅惇衍，一個攀附道光第一權臣，一個執拗地在官場按部就班靜待花開，仕途前景自然不一樣。

作為遲兩年上岸的“后進生”，曾國藩的仕途發展卻更為順利，他十年七遷，連躍十級，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升職至二品官，先后任禮部、兵部、工部的侍郎。

反觀羅惇衍，他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才真正開始進入升職軌道，先后任侍讀學士、通政副使、太仆寺卿。道光二十六年，從安徽學政任上轉任通政使，等級為三品。

從那以后，論官位，羅惇衍一直在曾國藩之下；但論關系，曾國藩卻視羅惇衍為恩人。為什么？因為曾國藩仕途一度遭遇被棄用的險情，好在羅惇衍鼎力舉薦，才使前者重新回到皇帝的重用視野中來。具體是怎么回事呢？

原來，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皇帝駕崩，咸豐帝繼位，權臣穆彰阿坐等被清算。不久，咸豐帝以穆彰阿“保位貪榮，妨賢病國”為由，將他革去一切職務。

穆彰阿倒臺后，一度攀附于他的曾國藩也被咸豐皇帝視為下一個要棄用的大臣。曾國藩也察覺到了危險，恰逢曾母病逝，于是他上書申請回湖南丁憂。咸豐皇帝順水推舟痛快答應了，潛臺詞是，曾國藩有多遠滾多遠，最好別再回來。

當時晚清上下內憂外患，外有英法勢力虎視眈眈，內有太平軍進逼北京。時任吏部侍郎、左副都御史的羅惇衍心想，當下正是用人之時，怎么能浪費曾國藩這樣的帥才呢？于是羅惇衍向咸豐皇帝大力推薦：既然曾國藩要回湖南丁憂，那就干脆派他全權辦理湘軍團練，以阻擊太平軍北上！而咸豐帝同意了這個建議。

不得不說，羅惇衍的遠見影響了整個晚清的歷史走向。正是他的推薦和主張，讓曾國藩和湘軍在晚清歷史舞臺上大放異彩，其歷史價值和意義無需贅言。沒有羅惇衍的舉薦，就不會有赫赫湘軍以及作為“晚清第一名臣”形象流芳的曾國藩。

咸豐初年的羅惇衍，官位在二三品之間，恐怕還談不上位高權重，但他十分敢于向咸豐皇帝提意見：有舉薦人才的建議，也有批評朝政的諫言。

在建言方面，《清史稿》是這樣評價羅惇衍的：“學宗宋儒，立朝正色。抗論時事，無所顧避。正本清源，供奉羅綱。”實際上，在咸豐年間，朝野上下都稱羅惇衍為“當世魏征”——這個稱號能說明一切問題。

羅惇衍的魏征之風，之所以具有影響朝政的效果，有著三個方面的深刻原因：

第一，羅惇衍憂國憂民、沒有私心，所以朝野上下都信服他的犯言直諫，連咸豐皇帝也認同他的純粹。

譬如咸豐元年，羅惇衍上書抨擊皇室生活奢靡、揮霍無度，他竟然要求咸豐皇帝以身作則、躬行節儉，而咸豐皇帝竟然采納了這一刺耳的諫言。

其二，羅惇衍身先士卒的政治形象，在朝野上下影響力巨大。比如在咸豐七年（1857），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后，羅惇衍在家鄉擔任督辦廣東團練大臣?，組織了萬余團勇?牽制敵軍?，有效抗擊了英法侵略軍，并成為清政府與英法談判的重要籌碼。

因此羅惇衍在朝中說什么，皇帝愿意聽，同僚更是信服。久而久之，羅惇衍作為“當世魏征”的聲名不脛而走。

其三，羅惇衍心胸寬廣，愛才、惜才、尊才，看到賢良能干的人才，尤其是能力在自己之上的，他必用盡全力舉薦人才，羅惇衍舉薦的很多官員后來政治地位都高于他本人。

據史料研究得出的結論，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林則徐，這四大晚清棟梁重臣，他們最后達到的政治和權力地位，前三人相當于今天的正國級，林則徐則相當于今天的副國級。他們先后都受益于羅惇衍的舉薦，換言之，羅惇衍是他們的伯樂。

此外，還有駱秉章、周天爵、倭仁、鄭敦瑾、袁甲三、吳廷棟、姚瑩、吳昌壽等晚清名臣，也都是羅惇衍舉薦過的中央級官員。

可以說，憑借羅惇衍舉薦過的政治大佬名單，足以形成他在朝中舉足輕重的話語權。再說了，這樣一個熱衷于舉薦他人的人，誰不愿聽他說話呢？這正是羅惇衍政治影響力的重要來源。

從同治元年（1862）到同治八年（1869），羅惇衍長期擔任戶部尚書，這證明了他穩健的政治作風。其間，他還先后兼任左都御史、工部尚書、武英殿總裁等職，直到去世。

羅惇衍，一個以敢說敢言聞名、以“當世魏征”聲名從政、以伯樂形象舉薦官員的人，歷經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做到了善始善終，實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