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06屆年度股東大會結束后，寶馬集團迎來掌門人的按計劃更迭。

在服務寶馬35年之后，齊普策（Oliver Zipse）正式卸任，現任負責生產的董事聶科維博士（Dr. Milan Nedeljkovi?）自2026年5月14日起接替其擔任董事長一職，任期將持續至2031年。

德國主流商業媒體與汽車分析師普遍認為，這是寶馬關鍵時刻的重要權力交接，標志著寶馬正式從應對復雜外部環境的“戰略防御與布局期”，全面轉向以“新世代”（Neue Klasse）車型大規模落地為核心的“高效交付期”。

齊普策留下了什么？

對于卸任的齊普策，德國媒體當前給出的核心評價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

德國《經理人雜志》（Manager Magazin）在近期的總結性報道中指出，齊普策是一位極具耐心的策略家。

寶馬集團監事會主席彼得博士則認為：齊普策在外部阻力面前始終立場堅定，在動蕩局勢下保持了清晰的發展方向。

這一“堅定”在德國輿論的解讀中，集中體現在他力排眾議的“技術開放（Technology Openness）”路線上。前幾年，當競爭對手激進轉向“全電動”時，齊普策堅持內燃機、插混與純電并行的策略曾被部分人批評為“保守”。

然而，隨著近期全球電動化需求放緩，德國《商報》（Handelsblatt）撰文評價稱，在同行紛紛重返內燃機時，齊普策被證明是“唯一沒有走錯路的人”，并高度肯定了他帶領寶馬平穩穿越半導體、能源及關稅等多重危機的抗壓能力。

德國媒體的這一評價，也得到了寶馬客觀業績的印證。2025年，通過高達25億歐元的降本措施，齊普策為繼任者留下的不僅是2025財年1335億歐元營收和102億歐元稅前利潤的財務基本盤。盡管受到關稅和價格戰的雙重擠壓，寶馬汽車業務的稅前利潤率依然維持在7.7%，與2024年持平。優于德國其它汽車制造企業。

正如彼得博士所言，他的名字已與寶馬最重要的未來項目“新世代”緊密相連。齊普策留下了一個明確且健康的平臺資產。

柏林Doeblin經濟研究所近期針對上百位德國頂級財經記者的調研顯示，齊普策在德國DAX指數企業CEO的媒體聲譽中長期位居前列，核心加分項正是“戰略遠見”。德國財經界普遍認為，齊普策行事風格更像一位堅守工業邏輯的企業家，而非純粹迎合資本市場短期敘事的職業經理人。他敢于逆著前幾年“唯純電論”的行業狂熱進行獨立思考。

德國《經理人雜志》在對比2026年第一季度財報時指出，受全球區域市場疲軟影響，寶馬近期利潤雖有波動，但整體抗壓身位依然“優于大眾汽車和梅賽德斯-奔馳”。更為關鍵的是，寶馬在歐洲等核心市場的訂單表現依然穩健，這使得寶馬無需像部分競爭對手那樣面臨痛苦的產能裁撤或被迫進行路線修正。

在5月卸任前的最后一次發聲中，齊普策面對全球汽車產業復雜的現實放出一句狠話：“誰要是看不清當下的產業現實，誰就不值他拿的那份薪水！”

聶科維的底色——“落地大師”

接任者聶科維是一位純正的寶馬“老兵”。這位57歲的工程博士于1993年以管培生身份加入寶馬，擁有在牛津、萊比錫與慕尼黑等多地工廠的豐富國際管理經驗。

在德國媒體眼中，相較于長于戰略平衡的齊普策，聶科維的形象有著顯著的差異。《法蘭克福匯報》（FAZ）強調，內德利科維奇是典型的“寶馬內部培養樣本”，作為一名從基層一路做起的生產負責人，他被視為極其強悍的“落地大師”“超級工程師”。

當前寶馬的核心任務，是將“新世代”車型在市場中的占有率進行快速提升。

彼得博士指出，聶科維具有應對復雜議題的卓越執行能力，并極其重視在經濟和生態層面負責任地使用資源。

作為自2019年起就負責生產業務的董事，聶科維不僅精通整個制造體系，更在保證毛利的同時推進了復雜的生產線柔性化。他成為了將“新世代”藍圖以最高效率轉化為規模化產品的最佳執行者。

在德國專業汽車媒體看來，聶科維讓董事會信服的核心籌碼，絕不僅僅是停留在概念層面的數字化制造，而是其重塑底層供應鏈的實質性動作。

他一手推進的“BMW iFactory”生產戰略已經在匈牙利德布勒森等工廠進行實體落地。更為關鍵的是，面對復雜的全球貿易壁壘，聶科維主導在奧地利斯太爾（Steyr）等核心工廠提前布局了第六代電驅系統（Gen6）的自主生產網絡。這種將核心零部件產能死死攥在手里的工業布局表明，他的強悍不僅體現在工程落地，更體現在能夠通過把控核心供應鏈，在接下來的淘汰賽中死死咬住“新世代”車型的制造成本和單車毛利率。

盡管聶科維在硬件制造和生產線管理上的能力毋庸置疑，但德國頂尖行業刊物《汽車周刊》（Automobilwoche）也給這位“超級工程師”敲響了警鐘。文章指出，“新世代”車型絕不僅僅是底盤與電池的硬件革新，其真正的核心壁壘在于底層電子電氣架構與軟件系統（SDV，軟件定義汽車）。對于長期浸淫于傳統沖壓、焊裝與總裝車間的聶科維而言，他上任后面臨的最大內部挑戰，將是如何跨越“硬制造”的舒適區，去高效統籌復雜的軟件開發與跨部門的智能化整合，避免重蹈部分德國車企在軟件架構上嚴重拖盤產品交付周期的覆轍。在這場從“機械定義”向“軟件定義”的殘酷躍遷中，純粹的工廠效率并不足以包攬全勝。

聶科維在一份履新聲明中也直擊核心地表達了這種務實作風：“面對瞬息萬變的環境，堅定不移且富有企業家精神的行動至關重要。效益與速度至關重要”

戰略重心從“前臺斡旋”到“效能制勝”

從齊普策到聶科維的交接，折射出寶馬應對汽車產業下半場競爭的底層邏輯變化。

齊普策在任內高度關注地緣政治，積極在德國政界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市場間斡旋，堅守全球化立場。

德國《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在評論中敏銳地指出了高層交替在“應對逆全球化”上的戰術轉變。齊普策在任期內是堅定的自由貿易捍衛者，曾多次公開警告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加征關稅、美國對歐盟汽車征加關稅將引發反噬。

面對2026-2030年競爭更加白熱化的全球智能電動車市場，德國行業分析師指出，新任CEO聶科維不僅需要繼續發揮在精益生產和成本控制上的絕對優勢，以強勁的產品攻勢和全球化布局為集團發展提供支撐，還需要在復雜的關稅博弈、碳排放配額等宏觀政經議題上，展現出與前任相當的跨界斡旋能力。

德媒分析認為，聶科維上任后的首要戰略考題，是如何在關稅摩擦常態化的背景下，真正將寶馬的生產體系從“全球化配置”徹底轉化為“本地為本地（Local for Local）”的閉環。他需要在中國、北美和歐洲三大核心市場，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完全獨立、免受地緣政治沖擊的“新世代”本土供應鏈體系，用本地化的規模制造來消化高昂的關稅成本。

全球汽車市場的淘汰賽已經進入比拼刺刀的階段，寶馬顯然選擇用極致的工程執行力與制造效率，來打贏這場“新世代”的規模化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