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鐘兆云

特殊戰線總理倚重上將，臨危受命首度率團赴蘇

1960年7月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援華協議，撤回專家，破壞對華援建項目，應提供的設計圖紙、工藝資料、關鍵的原材料全部中斷。猝不及防的釜底抽薪，加上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的影響，使得初露微光的中國航空航天工業又呈現出一團淡霧。當時在西方國家仍對新中國實行技術經濟嚴密封鎖的形勢下，如果不審時度勢積極采取有效措施，新中國航空工業在一段時間內就很可能出現“后繼無機”的局面。在周恩來的關懷和親自籌劃下，中國軍民并沒有停止設計工作。

當赫魯曉夫看到他們“釜底抽薪”的邪惡手法，并無法使中國服服帖帖地聽從他們的擺布后，便又擺出一副求和的面孔，力圖修補已經冷卻的中蘇關系。1961年2月，赫魯曉夫給毛澤東寫來一封信，說：蘇聯愿意向中國轉讓米格-21戰斗機的制造權，希望中國政府盡快派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

朝鮮戰場上王牌飛機的空中對壘，使敏銳的軍事科學家們意識到了研制高速戰斗機的重要性。1958年，美國率先實現這一目標，研制成功M2.02（2146千米/小時）的F-104星式戰斗機。蘇聯緊隨而來，也在同一年研制出了性能相近的米格-21戰斗機。

米格-21還在研制之中，中國就與蘇聯簽訂了引進該機的技術援助合同。合同剛簽不久，中蘇關系突然惡化，蘇聯單方面中止執行合同。中共中央軍委在同年召開擴大會議，根據當時的形勢和空軍建設的需要，明確提出空軍以高空高速戰斗機為重點的發展方針，并要求首先將殲-6飛機（仿米格-19型）優質過關，繼而研制出仿米格-21的殲-7飛機。如今，在中蘇關系異常緊張之時，赫魯曉夫作出這個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常友善舉動，不能不使中國政府思前顧后、滿腹疑慮。但大度的中國共產黨人還是作出了驚人的抉擇，決定派團前往。

◆劉亞樓

因為這是中蘇關系破裂后派往蘇聯的第一個代表團，中央對此非常重視。周恩來親自指定劉亞樓任國防工業代表團的團長，并說：讓劉亞樓同志去，我放心。

就在這次航空節前不久，國際上發生了一件大事：埃及經過多年抗爭，終于從殖民主義者手里收回了蘇伊士運河的主權。當時不少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群起反對，而中國政府堅決支持，毛澤東還專門發去賀電，稱：“我們堅決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蘇伊士運河的完全合法的行動，堅決反對任何侵犯埃及主權的行為并對埃及實行武裝干涉的企圖。”因此，在劉亞樓率團赴莫斯科參加蘇聯航空節前，周恩來特地叮囑他要主動與埃及空軍代表團接觸一次，以示對他們的支持和聲援。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在大型集體活動結束后，劉亞樓率中國航空代表團在中國駐蘇大使館專門設宴，宴請以艾米爾·阿布杜拉空軍元帥為團長的埃及空軍代表團一行8人。宴會上原定水果是以色列的“血柑”，劉亞樓知道后及時指示改用中國廣州出產的廣柑，……宴席上，劉亞樓還代表中國政府對納賽爾收回阿斯旺水壩，維護埃及主權表示支持。埃及代表團對中國政府的友好行為非常感激，宴會的氣氛甚為融洽。

可以說，對于周恩來的指示，劉亞樓從來都是堅決有力地遵照執行的，周恩來也愿意把大任務硬任務交給他。總理和他的這位上將彼此間形成了一種默契。

劉亞樓此次受命率團出國前，周恩來單獨召見了他。周恩來與劉亞樓一起研究分析了種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及處理方案后，說：這是中蘇關系破裂后派出的第一個代表團，主席對此非常重視，總的精神是不亢不卑，有理有節，以平等互利的態度談判，要表現出中華民族的氣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對方蓄意挑釁，那就堅決據理還擊。

劉亞樓詳細匯報了空軍和航空工業局就蘇聯準備轉讓米格-21戰斗機制造權問題的討論情況及意見。周恩來凝眸沉吟片刻，說：圍繞制造權問題，我們已先后去過兩個代表團。第一次是1951年1月，由何長工同志帶隊；第二次是1957年，由聶老總帶隊，蘇聯政府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前兩次去的專業人員都比較少，摸底不多，這一次要接受過去的經驗教訓，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的專家，盡量把所要索取的技術資料提得全一點，特別是原材料的技術條件和試驗方法。

劉亞樓匯報說代表團的成員除了空軍工程部副部長丁仲、航空工業局副局長徐昌裕、空軍軍務部部長劉克江、冶金部副部長陸達、化工部副部長陶濤、公安部八局局長嚴復外，還有112飛機制造廠總設計師葉正大（葉挺之子）等航空方面的專家。周恩來滿意地點頭認可。

劉亞樓還說：米格-21戰斗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新型殲擊機之一，如果蘇聯政府真有誠意將它的制造權轉讓給我們，那無疑是我國航空工業的一次轉機，不但解決了空軍后繼機種告急的問題，同時也可讓我們的飛機設計、制造部門來個大練兵，在吃透米格-21戰斗機的各種性能基礎上，設計制造出我們自己的新型殲擊機！

◆周恩來

周恩來神色嚴肅剛毅，那輕緩的淮安口音也變得短促有力：米格-21戰斗機制造權我們可以要，但不能允許蘇聯政府以此為借口附帶任何條件。如果他們想利用制造權進行訛詐，壓迫我們在原則上讓步，那我們就寧可不要！

周恩來還讓劉亞樓領導代表團從各方面，通過一些微末細節、蛛絲馬跡，觀察和摸清蘇方各類人員的態度，了解他們對撕毀協議的反映。他要求代表團每天都要做記錄，不僅正式談判內容要記，席間對話、談判外的寒喧也要記下來，把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記得越全越好，事無巨細都有價值。

談到記錄如何快速送回國內的問題時，周恩來著重指出：不要發電報，即或密碼電報也不可靠，容易被“克格勃”截取破譯，至于電話就更容易被竊聽了，他們破譯密碼的手段高明，速度快，這對我們談判十分不利。因此向國內發回的材料只能靠特派信使傳遞，而且要直接送給我。

劉亞樓表示堅決執行總理的指示，回去后馬上向代表團全體人員原原本本作了傳達。

劉亞樓過去曾留蘇8年，組建空軍后又曾多次赴蘇，可這次卻是在中蘇關系破裂后的新形勢下首次出訪，可謂是臨危受命。在還是冰天雪地的3月，他率國防工業代表團一行22人來到了莫斯科。蘇方接待人員一反往日的熱情、友好，不是滿臉冰霜，就是故作姿態，表現出一種很不協調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表情。談判主要按小組進行，劉亞樓每天都召集代表團成員開會討論當天談判的情況，以便研究對策。

談判不比打仗輕松。中蘇關系破裂后的第一次談判更是艱苦。遇到重大問題，劉亞樓都要親自出面與蘇聯航空工業部和對外經濟聯絡部的負責人面談。每場受到克格勃監視的談判唇槍舌劍之后，他和代表團幾位精通俄文的團員立即開始工作，湊在一起回憶情況、補充材料，充實記錄。每天整理出的記錄都有幾十頁，最多的達100頁以上。在此基礎上整理出匯報內容后，劉亞樓一絲不茍逐字逐句修改，重要的用特派信使專門送回，一般的則用密碼電報向國內匯報，使總理能及時看到知道情況，研究對策，作出新的部署。代表團成員徐昌裕回憶：“在外交場合，我看劉亞樓滿有本領應付的，他很機靈，思維敏捷，判斷問題特快，在大的原則上決不屈服，完全稱得上是個成熟的外交官。”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這次談判，由外交部和總參二部協商，從軍隊中選派了幾名具有敵后斗爭經驗的營團干部共產黨員，擔負特派信使任務。特派信使執行任務特別艱苦，攜帶機密文件都用手銬，一只手銬鎖在自己左手上，另一只手銬鎖在信使袋上，信使袋是用能防火的石棉特制的，旅途中信使袋時刻不離身，甚至上廁所都要攜帶。一般都是兩人同行，以便相互照應，兩人輪流睡覺，輪流值班，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與克格勃斗智斗勇，一次次順利完成了保證代表團傳遞信件的艱巨任務。談判結束后，劉亞樓代表全團向國務院為這些無名英雄請功，周恩來也為特派信使的出色工作而感到滿意。

經過數個回合的激烈交鋒，這次不同尋常的談判終于取得了滿意的成果。3月30日，劉亞樓在“協定”上簽字。合同規定，蘇聯將在不附加任何條件的情況下，給予中國生產米格-21飛機（包括與米格-21匹配的P11-300發動機和K-13型響尾蛇空對空導彈）的特許權，但所有的技術援助都是有償的。4年后，中國順利試制成功了米格-21飛機，國內命名為殲-7飛機。此后，又根據周恩來提出的學習、引進、創新的方針，在原型機的基礎上，成功地改進設計了殲-7飛機系列。

◆蘇聯時代米格-21。

◆以米格-21為原型改進設計的殲-7。

中國航空工業在周恩來確定的方針指引下，從小到大，從修理到制造，從仿制到自行設計，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歷經幾十年風雨，如果把現在的航空工業比喻成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那么當年把它的幼苗植入沃土的就是周恩來，而劉亞樓則是一名盡職的園丁。

劉亞樓指揮空軍揍美機，周恩來春風拂面宣戰果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臺灣國民黨空軍開始對大陸縱深進行偵察，與其沆瀣一氣的美國政府從自身戰略利益出發，對臺灣這一行動大力支持，不斷提供世界上最先進的偵察機。1956年8月23日凌晨，從臺灣新竹機場起飛的一架P4M-IQ型麥克托式電子偵察機在竄入大陸時，被我飛行員張文逸三炮擊中。飛機掙扎著向公海方向飛去，隨后墜入大海。

第二天，周恩來找來劉亞樓說：亞樓同志，你們打掉的是一架美軍偵察機。

這可是劉亞樓事先所不知道的，他馬上聯想這事極可能引發國際問題。

副總參謀長陳賡告訴劉亞樓：為了避免擴大事態，也為了美國找上門來掌握主動，總理親筆改定了新華社的新聞稿。

周恩來改定的稿件全文為：新華社23日訊：本月23日零點后在上海東南海面上空發現蔣軍飛機一架，竄入我馬鞍列島上空，我空軍飛機當即起飛。蔣機繼續竄入嵊泗列島上空，與我機在衢山島之黃澤山上空遭遇，被我擊傷，敵機當即向東南方向逃去。

劉亞樓看后暗自佩服：周總理作的文章可真有水平，此文奧妙顯而易見，一不提“美機”二字，二點明“遭遇”是在我國領土“上空”，三交代“敵機當即向東南方向逃去”，任你美國想耍什么花樣都找不出破綻。

劉亞樓在四野參謀長的任上就以對公文表述要求嚴格令部屬們敬畏，當空軍司令后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還真沒想到周恩來在這方面比他更認真、更細致、更勝一籌。不久前，他因不滿秘書為他起草的一份急電，便親自動筆，電文經過反復推敲，精簡到23個字，他想總理肯定不會再改動了。電文擬畢的時間是23點50分。他在總理辦公室等了10來分鐘后，周恩來的批示很快下來了。令他吃驚的是，周恩來竟在上面改了幾個字，將原電報稿上的“二十三點五十分”改成“零點零三分”。劉亞樓由衷地說：總理看得可真仔細呀！

今天看完周恩來改定的新聞稿，劉亞樓內心對他多了一份敬佩之余，也深感“國際問題”的棘手，他試探著問：美軍如果借機挑釁怎么辦？

周恩來大聲說：如果美軍借機挑釁，我們就必須反應，既不示弱，也不逞強！

美軍的大規模挑釁行動還是悍然發動了。

25日零點剛過，劉亞樓接到前線急報：美國海軍的一支龐大艦隊在中國東海的領海線外擺開了挑戰的架勢，3艘航空母艦、30艘護衛艦、驅逐艦、巡洋艦和后勤補給艦列陣航行，從3艘航母上起飛的200架飛機密布天空。

劉亞樓火速要通了直撥中南海的電話，向周恩來領受機宜后，立即向前線指揮官、南空司令員聶鳳智發布命令：總理指示，只派幾架正常巡邏的飛機，在絕對領空內巡邏，不要主動向美軍攻擊，靜待事變。

美軍見解放軍空軍張馳有致，沉著冷靜，分明早有準備：你敢動武向解放軍戰機開火，朝鮮戰場上從陸地到天空皆輸給共軍的敗績可是舊傷未愈；你要撇開軍事玩弄政治，那就更無法撈到油水。

美軍未敢向解放軍戰機開火，炫耀一陣武力后，無功而返。

1957年，美軍方在向臺灣提供的B-17型飛機在大陸領空被擊落后，不甘失敗，又向臺灣提供多架RB-57D高空偵察機。我沿線機場起飛多架飛機層層攔截，都因升限不及，無法攻擊，只得“望敵興嘆”。至于各種口徑的高射炮，更是無能為力。于是，RB-57D如同逛花園一般，大搖大擺地在大陸上空橫貫轉悠，爾后不慌不忙飄然而去，這對解放軍的防空力量不能不說是個嘲諷。

共和國的防空網被撕開了一個缺口，毛澤東震怒，諭令空軍：“全力以赴，務殲入侵之敵。”

《人民日報》不時刊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美國政府、臺灣當局派飛機侵犯大陸領空提出的嚴重警告，不過，最有效的警告應該是——把它揍下來！周恩來親自給劉亞樓打來電話：劉司令員，我們應用一切方法將美機擊落！不然影響太壞！

劉亞樓說：我們的飛行員多次眼看著敵機大搖大擺地從眼前飛走，心如刀絞一般難受，他們為沒有把好空中大門而感到內疚。不過，請總理和中央放心，為了保衛祖國神圣領空，我們已決定從18師、9師等幾個老部隊中抽調些技術水平高超的老飛行骨干，組成游獵中隊，布置在敵機經常出沒的航線機場上。

周恩來問：能否讓機務部門想辦法改裝我們的飛機，設法減輕飛行重量？

劉亞樓答：我看可以，我們還正在訓練擔任游獵的飛行員，爬高到最大升限后，利用空氣動力、慣性作用向上躍升，對準目標開炮。總之，我們一定下決心，把各項措施進一步搞扎實，搞出名堂來！

為了貫徹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劉亞樓專門召開各軍區空軍、各軍黨委書記會議，提出“要從根本上扭轉防空作戰被動局面”，決定從18師、9師等幾支勁旅中抽調一些技術水平高超的老飛行骨干，組織游獵中隊，布置在敵機經常出沒的航線機場上。他還請機務部門想辦法改裝飛機，設法減輕飛機重量。

劉亞樓還親自整頓防空作戰的指揮和保障機構。在他的指令下，解放軍的米格機很快就開始呼嘯著滿天追逐涂著青天白日徽的敵機。隨后，劉亞樓迅速組建起了解放軍第一支地空導彈部隊（對外稱543部隊），使之成為人民空軍的王牌。

國慶10周年，中國政府決定舉行規模宏大的慶祝大典，邀請80多個國家貴賓參加，70多萬群眾游行，各社會主義國家首腦蒞臨天安門。這是一個為全國、全世界矚目的重大政治事件。聯想到RB-57D在這年上半年曾17次竄入大陸內地偵察，6月曾兩次竄入京津地區上空，周恩來擔心不小，找來劉亞樓：假如敵機在我們慶祝大典時再來北京偵察騷擾，不說軍事行動，即使只撒些傳單下來，也足以使10年大典大為掃興。

劉亞樓立下軍令狀：大典期間如果敵機敢來騷擾，我們就把它揍下來，作為給國慶10周年的獻禮！

◆空軍為地導二營擊落RB-57D高空偵察機召開祝捷授獎大會。

在劉亞樓和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等領導研究部署下，一批最精銳的殲擊機群、高射炮群調遣入京。并將改裝訓練僅4個月的地空導彈部隊投入了防空作戰。在10月7日這天，地空導彈二營擊落入侵的敵RB-57D，首開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導彈擊落敵機的紀錄。

劉亞樓從一無所有組建空軍，到“共軍一夜之間成為世界空中強國”（美國空軍參謀長范登堡言），中南海是相當滿意的。毛澤東曾多次表揚劉亞樓：劉亞樓當空軍司令，很有成績。周恩來對劉亞樓和空軍更是有過一番由衷的贊語：空軍很不簡單，劉司令在北京一聲令下，全國立即動起來，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雷厲風行的作風，高超的指揮藝術，過硬的戰斗本領，是他們屢建奇功的關鍵。

進入60年代，美國亟待了解中國發展核武器的進展情況，技術一流的P-2V低空偵察機被解放軍空軍高炮擊毀后，便利用臺灣空軍飛行員駕駛最先進的U-2飛機“穿幕”，深人大陸內地偵察照相。在半年時間里，U-2對大陸的偵察飛行達11架次之多，除新疆、西藏外，其航跡遍及全國各地。U-2的飛行高度令解放軍空軍各型殲擊機望塵莫及，擔負防空任務的兵器中，只有蘇制薩姆-2導彈才能對付。在廣闊的國土上，用數量有限的幾個地空導彈營伏擊U-2，無疑是大海撈針。但劉亞樓指揮他麾下的空軍將士們和敵人斗智斗勇，終于在1962年9月9日這天奏響了勝利的凱歌。

◆在北京軍事博物館展覽的U-2飛機殘骸。

接到擊落U-2飛機的報告，周恩來第一個給劉亞樓打來電話祝賀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美國U-2飛機前幾天侵入蘇聯，他們只是提了抗議，而我們卻把這種飛機打掉了！向同志們祝賀勝利！

周恩來的話里透出一股民族的自豪。

初秋的北京，暑氣漸消，清風徐來，景色宜人。9月15日下午，首都各界1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集會，慶祝這個“偉大的勝利”。周恩來春風拂面地宣布：“……我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空軍部隊……戰勝一切困難，取得了擊落U-2飛機的重大勝利，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挑釁……”

周恩來鏗鏘有力的聲音，淹沒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人們的表情興奮而凝重，在三年困難尚未結束、饑餓和蕭條的字眼還沒從國人心中抹去、國際大氣候極不利于紅色中國的時候，如此熱鬧紅火的歡慶場面太難得，也太需要了！更何況在中蘇交惡之際，U-2飛機在中國領空灰飛煙滅，真是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赫魯曉夫，當年賣給我門的只是早一代落后的薩姆-2導彈，可中國人硬是用這落后的裝備打下U-2，辦成老大哥沒能辦成的事！

9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劉亞樓率領的空軍黨代會全體代表。這是劉亞樓和他麾下空軍的光榮。

1964年，英雄的空軍導彈二營在漳州之戰又一次擊落U-2飛機，擊斃經美國精心培訓的國民黨王牌飛行員李南屏。劉亞樓代表中央軍委、國防部和軍委空司前往漳州主持召開祝捷會后，專門給中央軍委寫了一份報告，對導彈二營四戰四捷作了高度概括。

劉亞樓把空軍導彈兵作戰方法發展的“三部曲”奏進了中南海，奏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面前，得到了他們的高度贊揚。毛澤東在報告一側還專門寫下一行飄逸的大字：“亞樓同志：此件看過，很好，向同志們致以祝賀。”

事隔不久，周恩來給劉亞樓打來電話：“劉司令員，你們這支部隊戰功卓著呀，主席說想見見同志們！”

聽到周恩來傳達的這一消息，劉亞樓真是興奮極了，馬上通知岳振華帶領二營全體指戰員速回北京。

◆1964年7月23日，毛澤東接見導彈二營全體指戰員。

7月23日，劉亞樓陪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真、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二營全體指戰員。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和合影留念，使二營指戰員無不激動萬分，也使空軍廣大指戰員又一次受到巨大鼓舞。

劉亞樓迭次打造文藝精品，周恩來導演《東方紅》有來由

空軍有兩支部隊，一支是幾十萬人的作戰部隊，一支是500人的文工團，這是劉亞樓的名言。

《晉書》嘗云“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說的是文人（指隨何、陸賈）不能武，武人（指絳侯周勃、灌嬰）不能文，各有其局限性。劉亞樓不同意這個觀點。雄氣與霸氣集一身的他，就是個文武雙全的陸空名將。他認為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同等重要，而文藝工作在政治工作中有著特殊的作用，因此他把文工團當作部隊使用。

劉亞樓對文藝的喜好和看重，早在紅軍時期就已顯山露水。他的部隊有不少文藝人才，他對這些文藝人才也特別愛護。1934年春，在中央紅軍開展的“紅軍青年沖鋒季”競賽活動中，他帶頭唱歌演戲，還學拉二胡、吹口琴，屢屢獲獎，受到總政治部的表揚。

赴蘇留學期間，他又學會了跳舞。當時，蘇聯元帥、曾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伏羅希洛夫率代表團到比利時參加女皇加冕典禮，女皇出于禮節為他組織了一場舞會，還親自邀他伴舞。可惜，行武出身的伏羅希洛夫不會跳舞，非常失禮，也破壞了氣氛。回國后，他就要求每個軍官必須學會跳舞作為一個課目來訓練。劉亞樓到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時，正趕上跳舞熱，他一學就會，還學會了彈吉它，尤長于彈奏《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等歌曲。

新中國成立后，他住到了北京，繁忙工作之余，也跳跳舞，或是哼哼京劇。輪到在空軍指揮所值班時，他總要干滿24小時，夜里就在指揮所的首長休息室過夜，偶爾叫人來拉胡琴，陪他清唱。

鑒于在全軍第一屆文藝會演中，空政文工團獲獎較少，1958年，要強的劉亞樓便親自抓空軍的文藝工作，力求盡快打翻身仗。他下令撤銷各軍區空軍文工團，把全空軍文工團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北京，擴大組建成空政文工總團，下設歌劇團、歌舞團、話劇團和軍樂隊，共500多人。

這年，剛成立不久的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空戰片《長空比翼》。影片拍完后，軍委請劉亞樓負責審查。劉亞樓提了改進意見，總體給影片以高度評價。這種空戰影片給劉亞樓很大啟發，指示空政文工團也要搞出一臺反映新中國飛行員的大戲。文工團據此指示，開始創作排練話劇《年青的鷹》。劉亞樓多次找來劇作者葉槐青商討立意，指出在劇中要充分體現毛澤東軍事思想，反映“一域多層四四制”空戰戰術原則和人民空軍在戰斗中成長的歷程，他還字斟句酌地修改臺詞。

1959年8月，《年青的鷹》作為代表空軍參加全軍第二屆文藝會演劇目，取得成功。周恩來親自觀看了《年青的鷹》，并接見了全體演職人員，稱贊說：這個戲演得很好，很成功，把空戰搬上舞臺是個獨創，天上的仗拿到地上打，空戰看不到飛機很新鮮。這個戲看一遍不行。我還要再看看，要用腦子才能提出問題。他還對其他領導人說：這個戲對青年人教育很大，讓孩子們看看很好。

劉亞樓指示空政文工團搞出的歌劇《江姐》，也成為藝林精品，其中主題歌《紅梅贊》的詞曲，還是他親自敲定，并反復修改的。劉亞樓一再強調文章不厭千回改，藝術就是要精益求精。《江姐》劇本插曲《我為共產主義把青春奉獻》，有段唱詞“春蠶到死絲方盡，留贈他人御風寒；蜂兒釀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滿人間”。劉亞樓經反復斟酌，將首句改為“春蠶到死絲不斷”。這一改，含意深厚，體現了共產黨人至死不渝的堅定信念和人格力量。《江姐》在首都公演的第4天晚上，周恩來和夫人鄧穎超既沒有通知空軍，也沒帶隨行人員，自個買了兩張票進了劇院。演出中周恩來有時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時點頭微笑，當看到誤捉蔣對章那段戲時，禁不住捧腹大笑，鄧穎超也笑個不止。雖然沒有消息報道，但周恩來觀看《江姐》的“口頭新聞”，卻還是迅速在首都文藝界傳播開了：空軍搞出了一臺大歌劇，把總理都吸引住了。后來，毛澤東在周恩來等人的陪同下，也親自觀看了這部歌劇，并高興地說我看你們的歌劇打響了，可以走遍全國，到處演出了。

在此前后，空政文工團推出的《以革命的名義》《女飛行員》《漁人之家》等劇，幾乎都能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空政文工團在中央首長那里掛上了號，經常到中南海演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都曾給予文工團很多關懷，親切接見演職人員。當然，最直接的關懷還是來自劉亞樓，他把文工團看成是他的另一支部隊。空政文工團正是在這種關懷中逐漸成長起來，在三軍乃至全國取得了赫赫聲名，并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全國的文藝發展，以至有時評：“要看戲，找空政文工團。”1964年8月10日，周恩來、陳毅等領導人，在劉亞樓陪同下，專門接見了空軍首屆話劇、歌劇會演的全體人員。

◆1964年8月10日，劉亞樓陪同周恩來(左三)、陳毅(左一)、羅瑞卿(左二)接見空軍首屆話劇、歌劇會演的全體人員。

1959年后，連續三年的困難和災害，加上國際上各種反華勢力也借機在政治上施壓，新中國處于“高天滾滾寒流急”“萬花紛謝一時稀”的境地。嚴酷的現實賦予文藝工作者神圣的使命，那就是盡快拿出一批謳歌民族氣節和英雄主義氣概的洪鐘大作。

1960年底，劉亞樓訪問朝鮮歸來，還沒歇口氣，就把空政文工總團負責人叫來，一見面就說：你們歌舞團不要一天到晚老是唱些個有氣無力的歌，我在朝鮮空軍的一個大機庫里，看到三千名人民軍將士演了一出大歌舞，叫《三千里河山》，很有氣勢，很鼓舞人心。賀老總和羅總長也表示贊賞。我把他們的節目單都給你帶回來了，你拿回去好好看看。我們空軍要帶頭，拿出一部反映我們中國革命斗爭歷史的大型歌舞劇來。

經過精心苦練，這部歌舞劇終于可以和軍內外廣大觀眾見面了。該取個什么名字呢？劉亞樓本來定作《光輝的歷程》的，但軍中有人反映空軍“好大喜功”，只好忍痛割愛舍之不用。文工團領導建議叫《東方紅》，劉亞樓考慮來考慮去，最后敲定叫《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名稱既定，劉亞樓指示劇團赴上海公演。在上海一演就是2個月，場場爆滿，轟動申城。

劇團載譽而歸。1961年“八一”建軍節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公演，更是盛況空前，連演8天，場場爆滿，觀眾達2萬多人，觀眾對演出的反響十分強烈，尤其是親歷過戰爭的老同志更是連聲叫好。以后又招待演出多場。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羅榮桓、羅瑞卿、彭真、李富春等領導人先后親臨觀看。首都各大報紙紛紛刊登劇照、歌曲和評論文章，稱之為“革命歷史的頌歌”“激動人心，親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傳統教育”。

誰也不曾料到，這部曾被首都文藝界某些人稱為“四不像”的舞臺藝術作品，以其史詩般的藝術風格和磅礴宏大的氣勢，對中國的歌舞表演藝術產生了積極的影響。1962年，上海市委要求文藝部門，按照空軍的思路，編排出一臺規模更大的節目，定名為《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上海市委文化局找到牛暢，要去了劇本，然后集中了上海和華東數省的五六百名文藝工作者進行創作排練，時間跨度延伸至“大躍進”。

周恩來看過空軍和上海的兩場大歌舞后，萌生了一個念頭：隨著國民經濟的好轉和建國15周年的臨近，需要有臺規模更大的文藝節目，來迎接1964年的國慶盛典。因此指示不僅要把已拍成電影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在全國放映，還要在此基礎上，搞一個更完整地反映中國革命歷史的大型歌舞，這就是后來的《東方紅》。他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總政文化部。劉亞樓表示排《東方紅》，空軍全力以赴，要人給人，要槍給槍。于是牛暢擔任這部大型歌舞演出籌備組副組長，張士燮參加《東方紅》領導小組下設的文學組，參與創作排演。空軍《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的設計張敦仁擔任了《東方紅》的舞美設計組組長，空政文工團還派出60多位演職人員參加舞蹈等組。為了統一創作思想，《東方紅》劇組的創作人員看了一星期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電影，后來采用了其中包括《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游擊隊歌》《南泥灣》等在內的10多首歌曲。

◆1964年10月6日，毛澤東、周恩來等在人民大會堂觀看《東方紅》。

大型音樂歌舞劇《東方紅》取得了巨大成功，總導演周恩來在總結會上對空政文工團付出的辛勤勞動予以肯定。他特別提到：《東方紅》是在空政文工團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兩個歌舞劇的基礎上創作排演出來的。

劉亞樓鞠躬盡瘁，周恩來痛失戰友

文武兼備、英才卓犖、情趣高雅的劉亞樓，深得周恩來的欣賞，他和陳賡是到西花廳最勤的幾位高級將領。

1964年，以劉亞樓為首的空軍領導機關被中央軍委樹為“標兵”。一時間，全國掀起了全國人民學解放軍，解放軍學空軍的熱潮。為了迎接中國空軍輝煌時期（后人稱之為劉亞樓時期）的早日到來，劉亞樓在自己的位置上超負荷運轉了15個年頭，耗盡了心血。在這年下半年的一次體檢中，他被會診為在肝硬化基礎上得了肝癌。

這個殘酷的診斷結果震驚了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核心領導機構。在他們的眼中，劉亞樓正值年富力強，卻得了如此絕癥！他們當即指示：趕快治！哪里條件好到哪里治，要全力以赴……周恩來還特別指示，暫不要將劉亞樓同志可能患肝癌之事向外透露，對他本人及其家屬尤其保密，以減輕思想壓力的痛苦。

周恩來畢竟是周恩來，只有他才能作出這般情感細膩的指示。在此之前，翟云英也曾多次提出要求參加劉亞樓的病理討論，而每次醫療小組競都爽快地答應：好，你也是醫生，聽聽也好。醫院預先準備了一套一般肝硬化的假病歷，供她隨時查閱，還安慰她說：“你知道，劉司令員在蘇聯學習時曾患過黃疸型肝炎，病愈20多年來，肝功能也仍偶有波動，我們這個肝硬化的結論應該是準確的。醫療組長還把她讓到前排就座，指著劉亞樓肝區的X光片“興奮”地說：你看，陰影在縮小，這說明藥物在起作用……及至翟云英滿心疑惑地離去，專家們才再一次把頭聚攏在一起，輕聲而急促地研究起應急治療方案。

◆劉亞樓

若干年后，當翟云英獲知將她蒙在鼓中的根由源自周恩來這慈父般的指示時，不禁失聲痛哭：總理呀總理，當您覺察到自己可能身患絕癥時，您冷靜地命令醫護人員要如實向您匯報病情，因為您心中還有許許多多的工作要交代，您要求他們以黨性來保證執行，可是對亞樓的病情，您為什么要指示瞞著我呀，您是唯恐我被噩耗擊倒吧？

據說，這件事好似敲響了一記警鐘，從此國家設立了高級干部定期檢查身體制度，爭取盡早發現他們的惡性疾病，及時診治，以免猝不及防，使黨和國家的事業遭受損失。

劉亞樓卻無法靜躺在醫院里接受漫長的治療，他時刻牽掛著前線。此時恰逢美軍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屢屢入侵我國領空，我軍伏擊幾次未果。某部在攔截時還造成自己飛機爆炸的重大失利。

周恩來指示空軍領導：要千方百計地打下一架無人駕駛飛機。

醫院里的劉亞樓聽到了周恩來的指示。要千方百計打下一架無人駕駛飛機，這是總理的希望，總理的要求，也是催征的戰鼓。劉亞樓再也住不了醫院了，面對醫生的阻攔和妻子“你還要不要命”的疾呼，他還是作了一次遠行，強忍肝痛，調查作戰經過，馬不停蹄地召集參戰部隊開座談會，總結經驗教訓，研究解決戰術問題。11月15日，經劉亞樓座談指點的駐廣東前線某部中隊長徐開通，在我沿海上空將一架美軍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擊落。消息傳到醫院，劉亞樓興奮地說：總理的愿望終于實現了！他抓起電話就向軍委報告，向總理報告。

1965年1月9日，周恩來在接見擊落敵無人駕駛飛機的有功人員時稱贊：“空軍有兩個字：嚴格！”他還說，劉亞樓代表空軍黨委提出的“有令就行，有禁就止。令就要行，禁就要止”，是完全適合空軍特點的。

1965年1月10日晚近8點，一度失利的空軍地空導彈一營使用“反電子預警2號”，在包頭揍下一架U-2飛機。重病纏身的劉亞樓在上海接到一營擊落敵機的戰報，高興得從病床上一躍而起，連聲說打得太好了，我們的一營終于把U-2飛機打下來了！

包頭戰斗翌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分別發表了《祝賀人民空軍新年開門紅》和《凱歌再奏》的評論員文章，稱：“人民空軍新年開門紅，是大喜事，為我們今年的大勝利接連立了兩大功（引者按：另一功是指1月2日在中南上空擊落一架美國軍用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我們謹向日日夜夜警惕地守衛著祖國領空、屢建奇功的人民解放軍空軍部隊，致以熱烈的祝賀！”

隨后，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接見了一營作戰有功人員。

劉亞樓麾下區區幾個營的地空導彈部隊，神出鬼沒，把共和國廣袤的天空變成了世界上最先進間諜飛機的死亡黑洞，在世界地空導彈作戰史上譜寫出了極其輝煌的篇章。

如果說，“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是周恩來留給中國人民的光輝形象，那么，劉亞樓親自改定的歌劇《江姐》中“春蠶到死絲不斷”這句唱詞，實乃他病中的心情和生命寫照，同樣地催人淚下。

◆周恩來

得知劉亞樓帶病工作，周恩來十分心痛，指示前往上海探視老領導的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告訴亞樓同志，有病就要安心休養，不要急，要待病好再工作，當成任務來執行。

毛澤東也親筆給劉亞樓寫信：“亞樓同志……聞你患病，十分掛念。一定要認真休養，聽醫生的話，不可疏忽。”

中央軍委專門指示：劉亞樓同志暫時停止工作，集中精力休養治病。

劉亞樓被確認為肝癌后，周恩來神情激動地指示醫療組：國外如有治肝癌的特效藥，就是花再多的錢也要迅速派人去買來，要盡最大的努力，挽救劉亞樓同志的生命！

在病重時刻，劉亞樓還注重自己的軍人儀表，給軍界留下了一段佳話。1965年4月25日，當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和毛澤東赴上海華東醫院來看望他時，劉亞樓還執意要洗臉，整衣服起床相迎。

周恩來下車后，劉亞樓已在樓下臺階等了多時了。待到見面，劉亞樓推開別人攙扶的手，向前緊趨幾步，說：總理這么忙，還來看我。

周恩來上前緊握劉亞樓的手，關切地說：亞樓你怎么能下樓來呀？！

劉亞樓說：國內外一片大好形勢，勝利一個接著一個，全黨同志都干勁十足，奮發工作，可我不僅不能參加工作，反而耗費黨的許多照顧和特殊享受，實在于心不安。

周恩來扶著劉亞樓，一步一步上樓回病房，邊走邊說：我聽汪東興同志說，主席對你的病情很關心，每天都要看你的病情診斷報告。亞樓，要把治病當作戰斗任務，聽醫生的話，好好治療。

談話中，劉亞樓寬慰周恩來：總理在長征時，患那么重的病，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都治好了，現在有這樣好的條件，我的病一定可以治好！現在病情已有好轉！事實上，劉亞樓已經知道自己的病無法挽救，他曾對護士說：過幾天，你們也就不用忙了，馬克思的請柬我收到了。但他忍著痛苦，囑咐醫護人員不要把實情告訴他人，免得首長和同志們為他掛念。在場的醫務人員聽后，個個感動得熱淚滿面。

周恩來告別時，劉亞樓再次強撐重病之軀堅持送至門口。歸途中周恩來心情難過地說：我再也不去醫院看劉亞樓了。他病成這樣，還堅持送我，我不忍心啊！

就外界流傳的劉亞樓在空軍苛求軍容風紀一事，周恩來深有感觸地說：照我看來，這不是形式，而是一個標準軍人起碼的追求。

更何況，這是一個在外交場合、在世界眼光中為中國人爭了光的軍人！雖然中央對劉亞樓的病極為關注，醫生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無法阻擋死神逼近的腳步。是年5月7日，年僅55歲的劉亞樓上將撒手人寰。

劉亞樓英年早逝，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全國軍民都感到巨大的損失和悲哀，按大將一檔予以隆重地追悼，而其規格之高，在將軍里可謂首屈一指。于是，有人說，劉亞樓的后事，簡直可以同國葬相媲美。除身在井岡山的毛澤東外，周恩來和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幾乎都到場參加。公祭會上，周恩來神情十分沉痛，熱淚盈眶，為國家和軍隊失去了一位棟梁之才，也為自己失去了一位可以披肝瀝膽的戰友。

知將莫如相，劉亞樓逝世后不久，周恩來曾沉痛地對翟云英說過：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亞樓同志走得太早了，空軍司令人選難挑啊……。充分肯定了劉亞樓在空軍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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