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02年，肯尼亞殖民時代剛剛開啟時，自釀酒的飲用已深深嵌入當地社會。以肯尼亞沿海的米吉肯達人為例，棕櫚酒在婚禮、成年禮等傳統儀式以及祭祀供奉中都不可或缺。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殖民當局當時并未考慮禁止非洲人的自釀酒。
不過，早在1908年，殖民當局就已禁止非洲人飲用或接觸歐洲酒類。官方為這項禁令給出的理由，是歐洲有責任維護非洲人被設定的“純真”。這項針對非洲人飲用歐洲酒類的禁令，助長并維系了被殖民的非洲人與歐洲殖民者之間種族上的“社會距離”。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社會政治格局開始變化。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在非洲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跨國啤酒公司通過廣告、宣傳以及與政府機構建立聯系，壓制自釀酒，并由此掌控了市場。
受過教育的非洲精英群體日益壯大，政治意識也不斷增強。一個典型例子是，20世紀40年代中期，內羅畢和達累斯薩拉姆的非洲精英曾抵制傳統釀酒，以爭取獲得瓶裝啤酒的消費權。到1947年底，肯尼亞針對非洲人飲用瓶裝啤酒、葡萄酒和烈酒的禁令被解除。
這項禁令的終結，也標志著對非洲本土酒類產業的譴責、刑事化和猛烈打擊的開始。此后，歷屆政府和宗教團體都直接反對這些傳統酒類，跨國啤酒公司則以更間接的方式對其進行打壓。
根據對這些小說主題的分析，我認為，肯尼亞國家針對傳統酒類的戰爭，本質上是一場心理戰，其背后是把非洲視為野蠻的殖民心態。
通過這些飲酒場所，小說描繪了20世紀70年代內羅畢經濟崩解的圖景，而這種崩解主要由城市中被邊緣化的低收入群體承受。卡拉拉中心的顧客會欣賞墻上的瓶裝酒廣告。店主賣的是非洲自釀酒，但店里卻張貼著尊尼獲加、皮爾森啤酒和蘇格蘭威士忌的廣告。柜臺上還陳列著這些歐洲品牌的空酒瓶，以強化“歐洲酒類更優越”的殖民神話。
詹姆斯是一名公務員，手頭拮據時就會去卡拉拉中心。他會向那些喝自釀酒的老主顧強調，自己是建設國家的愛國者。換句話說，他經常喝瓶裝啤酒。這種說法反映出，廣告在塑造人們身份認同方面具有強大力量。
到了發薪日，奧喬拉和本就會離開卡拉拉中心，轉去售賣瓶裝啤酒的摩羯宮。在那里，他們會想象自己置身于一個先進、現代的場所，也躋身于體面人之列。但這種感覺只維持一天，隨后他們又會回到卡拉拉中心——那個更可靠、也更適合他們的據點。
但在《蟑螂之舞》中，梅賈·姆旺吉打破了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圍繞瓶裝啤酒建構的姿態。廣告堅持把瓶裝啤酒說成持久友誼和愛國情感的潤滑劑，小說中的情節卻凸顯了酒精所激發的暴烈一面。小說中的關鍵人物杜茲曼·岡薩加和托托都飲用瓶裝啤酒。他們在不同瓶裝啤酒酒館中的經歷顯示，這些空間充滿混亂。人們飲酒之后，會對鄰居發動暴力沖擊。也就是說，這部小說表明，瓶裝啤酒并不是現代性和有序發展的標志。
我對這些小說的分析顯示，所謂瓶裝啤酒象征體面，不過是一種營銷策略。這一策略服務于跨國釀酒和蒸餾巨頭、分銷商及零售商的新自由主義資本利益。因此，對傳統自釀酒的刑事化和譴責，在這里更像是一種錯置的攻擊。
在城市非正規空間里售賣自釀酒，有時甚至會被當作針對國家的恐怖主義行為。的確，近年來，被稱為“昌加酒”的蒸餾自釀酒已導致數量驚人的消費者死亡。實驗室檢測顯示，釀造者會加入工業甲醇等危險添加劑。
2024年2月，由該國副總統帶隊的國家執法人員在多地展開行動，收繳并銷毀酒類及蒸餾設備。
但即便經歷了這樣的打擊，相關酒類的銷售和流通仍在繼續。政治精英針對非洲本土釀酒業的戰爭，暴露出一種殖民式焦慮——他們擔心自己會重新滑向野蠻。
肯尼亞的酒類歷史，在塑造這個國家的后現代身份認同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殖民者把非洲自釀酒譴責為倒退回非洲野蠻狀態的象征，這種說法深刻影響了非洲人的心理。
那些渴望進入進步的后現代世界的非洲精英，也迅速學會了這種譴責非洲自釀酒的殖民教條。肯尼亞國家對自釀酒的焦慮，主要植根于體面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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