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6日，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兼職律師王志祥在網絡上公開發表了一封求助信。他在信中講述了自己在貴州凱里辦理一起涉嫌洗錢罪的普通刑事案件時，持律師執業證、律師事務所介紹信、委托書等全套合法手續，卻被辦案機關以「與監察機關正在調查的案件有關聯」為由，連續阻止會見當事人黃某英。

王志祥教授從事刑法學、外國刑法、比較刑法研究多年，在《中國法學》《法學家》《現代法學》等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200余篇，出版個人專著及編譯著作40余部，多次受最高人民法院邀請參加專家研討會。

一位資深的法學教授，帶著合法的執業手續，無法見到自己的當事人。這件事經媒體報道后，引起了法律界和公眾的廣泛關注。

我當時就關注了這個案子。一周前見到王教授，問及案件進展，他說：“還困在原地。”

2026年5月10日，我在去馬鞍山開庭的路上，接到王志祥教授的邀請，加入這個案件。次日庭審結束，我從馬鞍山連夜趕到貴州凱里。

我以為，王志祥教授「公開陳情」之后，又經過近一個月的輿論關注，事情會有所轉機。

但5月12日、5月13日整整兩天的經歷告訴我——這扇門，依然緊閉。

從凱里市公安局2025年10月16日刑事拘留黃某英算起，已經七個月。

我把這兩天發生的事，從頭到尾，向社會公開。

5月12日上午十點，在凱里市人民檢察院

上午9點半，我和王志祥教授攜帶辯護手續——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函、近親屬委托書——前往凱里市人民檢察院，依法申請閱卷。

前臺案管，一聽說是黃某英案，立刻認出來王志祥教授。跟王教授說，這個閱卷需要聯系承辦檢察官，他沒辦法做主。經過一個多小時的等待，多次催促之后，承辦的楊檢察官（凱里市檢察院副檢察長）終于出現在我們面前。

楊檢察官告知我們，本案是2026年4月17日（或4月19日，他記不清楚了）由凱里市公安局移送審查起訴，距今已近一個月，審查起訴期限即將屆滿。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二條，審查起訴期限通常為一個月，重大、復雜案件可延長十五日。這意味著——再過幾天，這個案件就要被提起公訴。

但作為辯護律師，我們至今未閱卷，未見過當事人，不知道指控的事實，不知道指控的證據。

更荒誕的是，我們苦等一個多小時后，檢察官下來告知，還是不能閱卷。理由是沒有得到黃某英本人的授權。

緊接著，檢察官出示了一份黃某英書寫的《申請書》。這份「申請書」的抬頭——不是寫給凱里市公安局，不是寫給凱里市人民檢察院，而是寫給「專案組領導」。這份申請書只是讓我們看了一下，大概的意思是，黃某英自愿申請，不需要找律師。

什么是「專案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事訴訟程序中，刑事案件的法定偵查主體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監察機關、國家安全機關、軍隊保衛部門、監獄。「專案組」并非《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中的法定辦案機關概念。

「專案組領導」是哪個機關的領導？是公安？是監察？是幾個機關的聯合工作組？為什么不能以真實的機關名稱和負責人姓名示人？

一份決定一名公民是否能獲得辯護的關鍵文書，收件人卻是一個法律上根本不存在的主體。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

但我必須客觀地講：承辦的楊檢察官展現了“相對的善意”。

他承認這份「申請書」沒有效力。他承認作為檢察官，希望我們盡快會見上，他們是同意會見的。

他表示自己計劃明日去看守所提訊黃某英，當面確認是否本人的真實意思表示。

我對這位檢察官的克制和坦誠表示尊重。

但是——一個洗錢案的辯護律師會見權，竟然要等承辦檢察官親自去看守所、當面「確認」，才能實現嗎？這本應是一項可以在律師持三證時立即實現的法定權利。

5月12日下午兩點半，在凱里市看守所

楊檢察官在送我們離開時說：「你們下午先去趟看守所，如果看守所可以見上，拿到本人的委托，我們就能安排閱卷」

下午兩點半，看守所上班。我和王志祥教授走到凱里市看守所。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除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外，辯護律師持三證申請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黃某英涉嫌的是洗錢罪。普通刑事案件，不屬于法律規定的兩類特殊案件。

排在幾位律師之后，等了十幾分鐘，終于輪到我了。

我說出黃某英的名字。

工作人員立刻警惕，說：「這個，還是不準見」

這時候出現了一個小插曲，有一位女律師上前問道，你們就是北京的王志祥教授吧？說著，手機上打開了一則媒體報道《法學教授律師會見當事人被看守所拒絕，公開發文求助》——她說，我以為都解決掉了呢。王志祥教授旁邊無奈地苦笑道，好多媒體關注，這邊無動于衷。

我從包里取出提前打印的兩份文件——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司發〔2015〕14號）；

二是公安部、司法部《關于進一步保障和規范看守所律師會見工作的通知》（公監管〔2019〕372號）。

我一字一句念出核心條款：

「看守所安排會見不得附加其他條件或者變相要求辯護律師提交法律規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不得以未收到辦案部門通知為由拒絕安排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關系的，辯護律師要求當面向其確認解除委托關系的，看守所應當安排會見。」

這是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的現行有效文件。條款寫得清清楚楚——即便黃某英真的寫過那份「申請」，律師要求當面確認的，看守所應當安排會見。

工作人員顯得很為難，拿起電話：「我打個電話問問。」

電話那頭好像在說，先拖著，他請示一下。她說：「先幫你們錄入信息，等領導同意了就讓你們進去。」

信息錄入完畢。工作人員又拿起電話，特意走到一間小屋里去說。

她出來后告訴我們：「黃某英正在接受談話。」

我問：「是誰在和她談話？」回應模糊。

我又問：「是監委嗎？」不回應。

工作人員只說：等等。或者明天再來。

我說：我們等著。

「談話」，是什么程序？

工作人員無奈的表示，其他人正在見她——黃某英無法分身啊！于是我把手續放在桌前，和王志祥教授退到后排椅子上坐下。一邊等，一邊重讀手中的法律文件。突然，一個樸素但鋒利的疑問浮上來：

「談話」——這到底是什么程序？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法律——

如果黃某英在公安機關刑事案件中是犯罪嫌疑人，那么對她的程序應當是「訊問」，《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

如果她在監察機關案件中是被調查人，那么對她的程序也應當是「訊問」，《監察法》同樣明文規定；

如果她是某個案件中的證人，程序應當是「詢問」，《刑事訴訟法》《監察法》均明文規定。

但「談話」不是。

這個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事訴訟程序中，沒有任何法律含義。

而黃某英已經被羈押在看守所長達七個月之久。這種身份下，任何機關想要詢問她，都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出示辦案文書，明確辦案機關，依法制作筆錄。

我重新走到登記窗口前，對工作人員說：

「請幫我查一下黃某英現在的具體狀態。她是在哪間訊問室？辦案機關是哪一個？請出示對應的辦案文書。」

我補充：

「如果沒有合法的提審程序，我會把今天的全部經過記錄下來。等到這個案子到了法院開庭，我會作為辯護人當庭提出控告，并實名向有關單位舉報。」

工作人員沉默了片刻，改口說：「就是談話。」

然后她又拿起電話。很快，看守所的負責人王彪所長出現了。我用「王所長」來稱呼他。

王所長的出場——澄清「談話」的真相

王所長進來時態度溫和。他自我介紹說，2001年到2004年在北京當兵，是武警系統的，「也保衛過中央首長」。

他主動澄清了「談話」到底是什么——

「談話」，是看守所的人進去「做工作」，「勸說」黃某英來見我們。

王所長說：

「我剛才去了里面，做了她的工作。她說現在不需要會見。我說，家里給你請的律師，也是為了你的合法權益，需要見面了解你的情況。她說，我在這挺好，什么都不錯。她說，我想把案件完成了以后再進行會見。」

「我說實在不行，那就這樣，你寫一個申請啊。她就答應了。我拿了一張紙——我們的信箋紙都沒有了，就拿這個給她寫了。」

我把這段話原原本本寫出來，是因為我嚴重懷疑一件事——

黃某英此前并沒有「主動」「自愿」拒絕律師。是看守所的人進去，對她進行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勸說」，她才「答應」寫下那份「申請」。

更重要的是——這一切發生在我和王志祥教授在看守所大門外、持合法手續、要求會見的同時。看守所的人在里面「勸說」當事人「不要見律師」，而律師就在外面隔著一道門。

這是一個怎樣的程序？

《申請》寫了什么

王所長把黃某英下午剛剛書寫的那份《申請》舉給我看。原文如下：

「本人黃某英，本人在案件辦理過程中，自愿提出申請現在不需要會見律師。需要時，會電話告知家屬。也請家人放心、安心！靜待結果！」

我直接告訴王所長：

「這超過了我的理解范疇。一個正常人，被羈押了幾個月時間，家里請了律師，會不愿意會見？我們需要當面核實真實性——這是不是本人的意思表示，還是被強迫做出的。」

我直接問王所長：

「您相信嗎？一個家里給你請了律師要來看你，要給家里報個平安，您能相信她說『我挺好，不見』？您相信嗎？」

王所長答：「我相信啊！」

我說：「我不相信。」

王所長說：「您不相信，那是您的事。我相信。」

這段對話被我完整地記錄下來——不是為了糾纏王所長的回答，而是為了讓社會公眾都能想一想這個問題：

一個被羈押七個月、與外界完全隔絕、不知道家屬為其聘請律師的犯罪嫌疑人，主動書寫「不需要律師」的申請——這件事，符合常理嗎？您相信嗎？

再看那份《申請》的內容——「需要時，會電話告知家屬」。

按照《看守所條例》和《看守所留所執行刑罰罪犯管理辦法》，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權受到嚴格限制。她不能自由打電話給家屬。她想打電話「告知家屬」，需要看守所安排和監管。

一份自相矛盾、連基本邏輯都無法自洽的「意思表示」，在一個法治國家，能夠剝奪律師七個月的會見權嗎？

傍晚四點的兩個陌生人

當王所長解釋完「談話」之后，王所長突然說，他要「再安排人進去做做工作」，讓黃某英出來見我們。說完，他離開了我們所在的看守所接待大廳。

我本想跟過去，問問能不能讓我們和黃某英通個電話。

結果，當我走到接待區門口的位置時，我看到——

王所長正在看守所鐵絲網外接待兩個人。

兩個看起來是剛從外面趕過來的人，我此前從未見過。

王所長和這兩個人嘀咕了一陣后，刻意走到旁邊打電話。打電話的時間，明顯是為了和這兩個人「錯開」——也就是說，王所長不希望我看到他和這兩個人之間的連續接觸。

然后，看守所的一位工作人員過來，把這兩個人接走了——

徑直送入了看守所的監管區。

我注意到了一個細節：

這兩個人，沒有到看守所的前臺登記。沒有提交任何手續。沒有出示任何證件。沒有任何一項可以讓我作為辯護律師查閱的來訪記錄。

作為一名經辦過多起刑事案件的辯護律師，我清楚地知道——任何辦案機關的工作人員（公安、檢察、監察、國安等）進入看守所監管區，都需要到前臺登記，提交相應的辦案手續，并接受身份核驗。這是看守所制度最基本的安全和合規要求。

我快步走上前，問他們：「你們是來見黃某英的嗎？」

兩個人警惕地盯著我看了一眼。沒有回答。

接他們進入監管區的看守所工作人員立刻代為回答：「不是不是。」

但是——大約一個小時后，黃某英書寫的那份《申請》就出現了。

我必須把以下事實，向社會公開——

第一，下午四點鐘左右，兩個未經看守所前臺登記、未提交任何手續的陌生人，由看守所的工作人員引導，直接進入了看守所的監管區。

第二，看守所王所長本人在前面接待了這兩個人，并刻意通過打電話的方式與他們錯開時間，回避了律師可能注意到的連續接觸場景。

第三，大約一個小時之后，黃某英書寫的「不需要會見律師」的《申請》就被王所長拿到了大廳，向辯護律師出示。

我沒有指控任何人。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事實，原原本本地呈現給社會。

但我必須公開問：

——這兩個未經登記進入看守所監管區的陌生人，到底是誰？是哪個機關的？憑什么手續進入？

——看守所工作人員代為回答「不是不是」，是基于什么樣的事實判斷？

——為什么他們的進入與黃某英書寫《申請》之間，存在如此精確的時間關聯？

——為什么王所長要刻意錯開時間，回避律師注意？

如果這兩個人就是來「做工作」、「勸說」黃某英書寫《申請》的——那么這份《申請》的「真實意思表示」屬性，已經從根本上被動搖。

如果這兩個人不是為此而來，那么——

請看守所向公眾說明：他們是誰？為什么不需要登記就能進入監管區？這是否符合《看守所條例》中關于人員進出看守所的管理規范？

王所長的幾個法律「辯術」

回到大廳之后，王所長開始與我進行法律辯論。我必須把這幾個「辯術」也公開提出來——

辯術一：把「拒絕會見」偷換成「解除委托關系」

王所長向我念了他依據的法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看守所提出解除委托關系要求的，應當出具相應的書面文件，看守所應當在24小時內轉辦案機關。」

但請注意——黃某英這一次寫的《申請》，根本不是「解除委托關系」。她從未與我們建立委托關系；她寫的是「不需要會見律師」。

公安部、司法部公監管〔2019〕372號對「拒絕會見」的情形規定得清清楚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書面拒絕會見的，看守所應當將有關書面材料轉交辯護律師。」

是「看守所應當轉交辯護律師」——不是轉交檢察院，不是先交檢察院再由檢察院復印給律師。

王所長翻完《看守所執法細則》后甚至自己承認：

「我專門剛才翻了一下，咱們這個里面呢，就是說沒有關于這個拒絕會見這一塊該怎么做。」

下位規范沒有規定，必須適用上位的《公安部、司法部通知》。這是法律適用的基本規則。

辯術二：「我以我的黨性保證」

我對王所長說：

「假如有一天她在法庭上說這是被逼迫下寫的，相關所有人員都要被追究責任。」

王所長立即轉向感情鋪墊：

「我以我的黨性保證她在里面第一是安全的，第二沒有受過任何打罵體罰，第三我們看守所沒有做任何違反法律方面的事情。我們看守所有600多個攝像頭，監控接通公安部。」

我相信看守所的硬件設施是先進的。但是——

法律的問題，不能靠「黨性保證」解決——一個曲解法律明文規定的人，能保證什么？

監控錄像可以證明物理空間的合規性，但無法證明心理脅迫的不存在，更無法證明「意思表示真實自愿」。在律師從未到場、當事人完全與外界隔絕七個月的情況下，沒有任何技術手段可以替代法律所要求的——律師與當事人當面確認。

辯術三：「網上的東西很多是假的」

溝通到最后，王所長開始質疑我手中那兩份法律文件本身的真實性。

我對他說：「您可以打開公安部、司法部、最高檢的官方網站查一下。這兩份文件都是現行有效的。」

王所長答：「網上的東西很多是假的。」

一名看守所的所長，質疑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的規范性文件的真實性——這是我從業以來第一次遇到的場景。

公安部、司法部規范性文件如果都被一名所長以「網上的東西很多是假的」為由輕易否定，那么這套從上至下的規范體系，到了基層執法的最后一公里，還剩下什么？

辯術四：打給檢察官的電話里，故意把法條念錯

約半小時后，王所長打電話給檢察院的楊檢察官。電話里，他向楊檢察官轉述：

「按照這個規定呢，我們應該把這個申請呢拿到我們檢察院。」

我立即在旁邊補了一句：「呃，按照規定，是應該給律師的。」

電話另一頭的楊檢察官應該也指出了同樣的問題。王所長在電話里不情愿地念出混淆后的條款——「交給檢察院、辯護律師」。

這一刻，我注意到一件非常嚴肅的事——

一份事關公民辯護權的關鍵法律規定，看守所所長在向上級轉述時念錯了。他把「轉交辯護律師」念成了「拿到檢察院」。

如果一項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的明確規定，可以在看守所現場被反復偷換、念錯——那么對全國千千萬萬的執業律師而言，「看守所安排會見不得附加其他條件」這條規定，到底還有多少實際效力？

5月12日傍晚離開看守所——一個未兌現的承諾

經過近兩個小時的反復溝通，王所長和檢察院楊檢察官達成了一個臨時性的妥協方案——

第一，明天（5月13日）一早，由檢察院方面（楊檢察官）親自到看守所提訊黃某英，當面核實她是否真的不需要律師。

第二，看守所將黃某英書寫的「拒絕會見」書面材料交付辯護律師。

第三，律師團隊明天一早到看守所，根據黃某英當面表態的結果，確定下一步。

我和王志祥教授走出看守所大門時，已經下午五點。

5月13日：另一個一無所獲的日子

如果我以為5月12日的「明天再試一次」是一個會被認真兌現的承諾，那么5月13日今天，我和王志祥教授一同被告知——這只是一個用來打發律師離開的說法。

一大早，我和王志祥教授就趕到了凱里市看守所。我們以為，按照昨天與王所長、與楊檢察官當面達成的臨時方案，今天會有一個相對正式的當面核實程序。

等待中，王所長出來了。他按照昨天的套路解釋了一下——黃某英依然不愿意見律師，并以「自己還有事」為由，迅速進入了監管區。

我們站在原地等待昨天承諾的核心環節——楊檢察官（或楊檢察官）到場提訊黃某英。

但是，楊檢察官沒有出現。

我們等了一段時間后，開始嘗試撥打楊檢察官的電話——電話打不通。再撥——還是打不通。試圖撥打駐看守所的電話，同樣無人接聽！

昨天他還在我們面前承諾親自到場，今天電話卻打不通了。

5月13日上午：再次回到凱里市人民檢察院

無奈之下，我和王志祥教授趕回凱里市人民檢察院。

我們正式提交了一份書面《閱卷申請書》。這里我想特別說明一件事——

沒錯，《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所規定的辯護律師閱卷權，在凱里市人民檢察院，是需要書面申請的。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之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依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四十七條之規定：「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應當允許辯護律師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兩個法條里，沒有任何一個使用了「申請」這個詞。法律規定的是檢察院應當主動「允許」、應當主動「安排」。但在凱里市人民檢察院，法定的權利變成了需要書面申請的「請求」。

即便如此，我們依然按照對方的要求，遞交了書面申請書。

但即便遞交了書面申請，承辦的楊檢察官依然沒有出現。我們再次苦等。

5月13日下午：「三個工作日」

下午，我和王志祥教授再次前往凱里市人民檢察院，追問處理結果。

這一次出現的是案管辦的工作人員，態度比上午更加直接。他的原話是：

「你的申請書上不是讓我們三個工作日答復嗎？那就等三個工作日吧！」

我必須把這句話原原本本寫出來，因為它代表了今天我所經歷的最深的法律虛無感。

我書面申請中那條「請貴院在收到本申請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書面答復辯護律師」的內容，是為了避免檢察院無限期拖延而設置的兜底條款。它的本意是設定一個最長答復期限，而不是說檢察院可以理所當然地占滿全部三個工作日。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四十七條要求的，是「應當允許」「應當及時安排」——而不是「最多可以拖三個工作日」。

但今天，案管辦的工作人員把我書面申請中作為兜底條款的「三個工作日」，反過來用作他們拖延的合法理由。

而審查起訴期限——再過幾天，就要屆滿了。

5月13日下午：信訪

無奈之下，我看到檢察院墻上的信訪標識，要求聯系信訪部門。

信訪接待經過一番折騰，最后給出的答復依然是——

「三個工作日答復。」

至于在審查起訴期限即將屆滿的緊迫情況下，是否存在違法辦案問題？是否存在阻礙辯護律師依法行使閱卷權問題？

呵呵。感覺沒有人在乎。

我和王志祥教授走出凱里市人民檢察院的時候，5月13日這一天，已經接近尾聲。我們辛辛苦苦走了一整天，做了兩件事——

一件，是去看守所被王所長用昨天同樣的話術打發了；

另一件，是在檢察院遞交了一份本不應該需要的書面申請，然后被告知再等三個工作日。

而那個昨天承諾親自去看守所提訊黃某英的楊檢察官——電話依然打不通。

一個律師在凱里的兩天，到底說明了什么？

各位讀者，請允許我把這兩天的事，做一個簡要的復盤——

5月12日上午，我們在檢察院申請閱卷被拒，理由是沒有當事人本人授權——但當事人為什么沒有授權？因為她不知道家屬給她聘請了律師，也無法與律師見面；

5月12日下午，我們在看守所申請會見被拒，理由是當事人本人寫了《申請》「不需要律師」——但這份《申請》是經過看守所工作人員一個多小時的「勸說」之后產生的，期間有兩個未經登記的陌生人進入了監管區；

5月13日，承諾親自提訊的檢察官沒有出現，電話打不通；看守所所長用昨天同樣的套路再次打發了律師；檢察院案管辦、信訪辦，把法定的閱卷權變成了一句「再等三個工作日」。

整整一天，我們幾乎用盡了所有救濟渠道，才換來一個「明天再試一次」的承諾。

而第二天，連這個承諾都不算數。

而黃某英——一個普通公民——已經在這種「明天再試一次」的循環里，度過了整整七個月。

我必須公開問幾個問題——

——是什么樣的案件，可以讓律師會見權連續七個月被懸置？

——是什么樣的工作組，可以以「專案組」的名義，讓一個并不存在于法律中的概念，凌駕于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之上？

——為什么不能以真實的機關名稱和負責人姓名示人？

——為什么一名普通公民在被羈押七個月之后，還要在律師即將到訪的下午，被一個不存在的「談話」程序阻擋？

——為什么兩個陌生人可以未經登記直接進入看守所監管區？他們是誰？

——為什么看守所所長本人，可以反復偷換法條概念、用下位法繞開上位法、并在電話里轉述時念錯關鍵條款？甚至公開質疑公安部、司法部規范文件的真實性？

——為什么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期限即將屆滿的情況下，依法享有的閱卷權，需要書面申請？而書面申請，又被以「再等三個工作日」為由繼續拖延？

——為什么承辦檢察官在前一天當面承諾親自到場提訊，第二天卻沒有出現，電話也打不通？

——為什么連信訪渠道，給出的答復依然是「三個工作日答復」？是不是已經沒有人在乎本案中的違法辦案問題？

——「凱里市公安局對辯護律師提出會見的申請不予同意，并無不當」——這是凱里市人民檢察院在2026年4月9日給王志祥律師的《辯護人控告答復函》中的原文。一起普通的洗錢案，怎么能以「關聯監察案件」為由限制律師會見？這種回復，何來「并無不當」？

律師的呼吁

法律之所以是法律，是因為它對所有人都適用，沒有例外。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可以在某些案件中失效，那么它對其他案件中的失效，也只是時間問題。

今天犧牲的是律師會見權和閱卷權，明天又會是什么？

我鄭重呼吁——

第一，凱里市看守所依照《公安部、司法部關于進一步保障和規范看守所律師會見工作的通知》（公監管〔2019〕372號）和《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司發〔2015〕14號），依法安排辯護律師會見。

第二，凱里市看守所就2026年5月12日下午約16時未經前臺登記、未提交任何手續即進入看守所監管區的兩名人員的身份、所屬機關、進入手續及在監管區內活動情況，向社會公開說明。

第三，凱里市人民檢察院依法保障辯護律師閱卷權，立即安排查閱、摘抄、復制本案全部案卷材料，依法及時安排，不再找其他理由拖延。

第四，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檢察院、貴州省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對本案中存在的違法限制律師會見、違法阻礙律師閱卷情形依法予以監督糾正。

第五，司法部、北京市律師協會、貴州省律師協會依據《律師法》，關注本案中辯護律師執業權利保障情況。

第六，全國法律界同行、新聞媒體、社會公眾持續關注本案，關注一線辯護律師正在面對的執業困境。

我必須重申王志祥教授在4月16日公開信中的那句話——法治的光芒終將穿透這扇緊閉的大門。

但這道光，需要每一個人共同推動。

我已經做好準備，繼續依法、依規、依程序，繼續依法行使一名辯護律師的法定權利。

我相信，公平、正義、憲法和法律，最終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作者： 魯飛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