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我決定開始做自媒體。完全沒有經驗，從零開始，一個朋友說，你去問問張晶晶吧。

于是我找到了“松間書店”的張晶晶，她把做讀書博主的經驗告訴了我，還把她的出版資源也推給了我。我們之前完全不認識，沒有任何交情。我當時就覺得奇怪：同行是冤家，社科圖書這個圈子也不大，她就不怕多一個競爭對手？

我們后來越聊越熟，發現有大量共同的朋友，不知道為什么偏偏就沒有認識過彼此。兩個在媒體圈浸泡了一二十年的人，竟然在做自媒體之后才相遇。

昨晚，我們做了一次四個多小時的直播對談，主題是：從媒體到自媒體。

怎么進媒體的

我想做新聞是東莞打工的時候被南方周末迷了心，每一期都買，覺得要去改變社會。自考了文憑，應聘南方周末，結果應聘信上就有錯別字。又過了幾年，經由朋友介紹進了央視新聞評論部做編導——沒有經驗，啥都不懂，就這樣進去了。

張晶晶進媒體是大四實習，電視臺正好有十年來第一次招考，她去報了名，考上了，留下了。“找不到別的工作，然后去那個臺里正好招考。”她比較謙虛，“我是被動的，沒有秉持著熱愛進去的，沒有崇高的理想。”

進了山東衛視，干的是聯播記者，舉著話筒去采訪省長，坐著01開頭的小汽車跑各個地市，虛榮心極大滿足。但實際上她完全不適應。剛畢業的女孩，要跟在官場混跡多年的中年人打交道，要應酬酒局，晚上如坐針氈。更根本的問題是，她發現這不是真正的新聞，是宣傳部門。

她很快轉去做紀錄片，從零開始，自己摸索。

又干了四五年之后，跳槽去了成都商報。

這一步邁出去有多難，她說，這得放到她的家庭背景里才能理解。她是土生土長的山東人，在山東讀的大學，家里上述三代全是教育系統的——“我們家全是當老師的。”家人對她的規劃非常具體：畢業，回山東，考編考公，當老師。

她就想出去看看，得到的幾乎全是負面反應。“大家都覺得你好幼稚，太天真了，你不理解這種職業選擇對你的什么改變。你在衛視拿著穩定工作，還要出去折騰什么？”

二十年之后，她說，她現在的價值觀、世界觀，包括獲取知識的方式、生活方式，跟大學畢業前完全不同。“真的是一種重塑。”她把這個歸功于媒體這個職業。從一個典型山東家庭的女孩，走到現在這個比較自我，不太聽勸的樣子。

不同的話語

張晶晶在山東衛視的最后階段，有一天，東方衛視的記者打電話來，找她的一個同事問一條新聞的相關情況，想了解有沒有素材可以共享。這在紙媒記者之間是很正常的事情，互通有無。

但她那個同事掛了電話之后，轉過頭來說："他為什么要給我打電話？這不是我們山東的事嗎？他不是上海的電視臺嗎？"

張晶晶說，那一刻她意識到，兩邊對新聞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他覺得新聞是有屬地的，跟他沒關系的不該管。"

她去了成都商報，第一次參加年會，被拉到青城山一個會場，聽時任負責人陳舒平在臺上講話。她說了一句話，讓張晶晶愣在了底下：

“我們媒體人的責任就是在記錄當下這個時代，我們要合格地完成我們的歷史使命。”

“我在衛視工作了這么多年，天天開會耳提面命告訴我你要有覺悟，你要跟住誰的步伐，你得領會什么精神，你得做好宣傳員。我第一次明白說這個媒體人的責任是記錄這個時代，你是一個獨立第三方。”

她說那天她大受震撼，感覺去對了地方。

現實的故事

在央視的時候，我去廣東采訪過一個案子，一個未成年女孩被工友強奸，然后以死相逼，讓所謂的“男朋友”以命償命。那個男孩是真的捅了自己一刀，把她送進醫院后死去了，在法律上算故意殺人。

我去采訪了死者的工友，在大排檔，讓攝像把機器架在一邊，邊吃飯邊聊，聊了四個小時，就是想讓他盡量自然。后來我大致明白為什么發生這樣的事：那個工業區里，大多是十六七歲的小孩，身邊沒有任何成年人教他們怎么處理感情糾紛，只知道憑本能在生存。

片子最后被斃了，太灰暗，“不符合要求”。

張晶晶在電視臺的時候也接觸過類似的案子。兩個農村來的小孩去唱KTV，覺得被多收了十塊錢，出來越想越覺得被侮辱，回去帶著刀，混戰中一個人捅了另一個。捅傷的那個孩子沒有家人，媽媽在廣東打工，爸爸在新疆打工，三個姐姐分散在各地，湊不出800塊急救費……然后，那個捅傷他的小孩為了湊這錢，去搶劫了。

“我覺得我們憑空想象出來的跟差距太大了，”她說，“這個世界上有這么多人面臨著非常具體的困境。我還坐在那兒假模假樣地拿著話筒采訪省長，今年的農業問題你怎么看？我就覺得非常有割裂感。”

談到城鄉隔膜，張晶晶講她的一個同事去河南采訪袁厲害——就是那個收養了一百多個孤殘棄嬰的河南婦女，被人爭議是不是謀利，后來又因火災出事，地方民政局要介入。

那個同事是個很典型的優等生路線——出生城市，長大城市，考了985，畢業進了著名媒體。采訪完，她發現這個同事對這個女人完全看不懂，get不到她的行事邏輯。

“我說你要理解，這個婦女很復雜，她不是什么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她救人一命，同時也順便謀了一點小利，在她那個世界里這是很正常的。你用城市的道德標準去套她，你什么都理解不了。她周圍的人也都清楚她在干什么，你問不出什么來的。”

她對同事說，“你穿著這一身衣服往這一戳，你問不出一句實話。”

張晶晶說，這是為什么她也覺得關注農民議題的人太少。“在主流敘事里，其實已經把鄉村徹底拋下了，缺失對他們的敘事。城市青年對鄉村，要么就是一種純美好的想象——樸實的老農民，要么就是一種純壞的想象——完全是《盲山》那樣的。”

我完全認同，我做農民養老金這件事的意義首先不是什么重大，而是連最基本的常識都沒有人知道。

我記得在“我們視頻”，派了記者去重慶采訪旱災。記者說，他們去了之后，發現農民的養老金只有一兩百塊錢，要不要記錄？我說要，因為這正是旱災之下，老人們沒有任何抗風險能力的原因，并不是跑題。后來報道播出，下面有一堆人留言：“原來農民的養老金只有一兩百塊錢。”

我就想，這是什么概念？幾億老人，退休之后每個月領一兩百塊錢，應該是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常識，是人人知道的事情。但在中國，哪怕是那些整天在網上發表意見的人，如果放在一年前，大多數連這個都不知道。

媒體給了我們什么

張晶晶跟我一樣，都是非常內向的人，不愛跟人打交道，進入媒體很痛苦。但干了很多年之后，她發現這個行業練出來的那些能力，是其他職業給不了的。

“比如我要做一條報道，中午接到線索，主任說今晚必須交稿。那個地方在山西的山里，我在北京，沒有機票沒有火車票，我還要寫稿、采訪、找線人，所有事情同時進行，怎么辦？”她說，她后來練成了老油條，可以很淡定地混上火車，一邊等車一邊打電話，到了實地稿子已經基本采完了，晚上九點交稿，一點不焦慮。

快速學習是這個職業給我們最重要的東西。我們都不是專家，但我們要讓自己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半個專家”。明天要采訪農業問題，頭天晚上可以把一篇論文通宵讀完，這不是勤奮，是焦慮，但它倒逼出了一種能力。

張晶晶在成都商報期間，還系統接受了另一套訓練：交叉比對信源，留存證據，采訪錄音，不相信單一來源。“在電視臺不接受這個訓練，因為電視臺畫面說話，你拍到了你就發，他沒有留存證據的意識。但我到了紙媒之后，你要每一段電話都要錄音，要不然很容易折進去。”

這套東西我后來做自媒體時直接用上了。前段時間我寫了一篇關于京東的文章，揭露平臺上大量進口膳食補充劑打著醫療的旗號，把慢阻肺、肺結節、肺大泡這些病名塞進廣告，是明顯的違法行為。從選題到發稿，我的操作幾乎就是一套完整的媒體調查流程：先做互聯網存證，把相關頁面做了法律意義上的存檔，因為網頁隨時可能消失，人家說沒有，你拿不出證據；然后調查這家公司的注冊信息，通過租房網站查它的實際地址，發現掛的是一間公寓；再去查它在亞馬遜上有沒有售賣，描述是否一致；然后在文章里引用了七八條法律條文，包括廣告法、食品安全法、電商法，最后連刑法都進去了；稿子寫完，因為里面涉及大量醫學知識——慢阻肺的診療指南是什么，肺結節到底怎么回事——我專門找了醫生審閱；又因為要引用法律，找了律師把關，就怕被京東的法務部來找麻煩。

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這是媒體人的常規操作。但問題是，在今天的自媒體生態里，這種操作似乎并不多見。

張晶晶在這方面跟我想法一致，她最看不上的一類內容，是那些圍繞明粉、清粉、某某大V的觀點掐來掐去的。“你去追隨那些提出來的命題和理論，你為什么不能自己去求知和思考？”更重要的是，這些都是虛的、沒有具體利益方的話題，誰也不得罪，說了等于沒說。“你遇到這種有具體利益方的話題，那些自我標榜的人一個個啞火了，假裝看不見。誰才是精致利己？”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媒體人這個身份本身帶來的便利。張晶晶：“我去做那個神舟上天的直播報道，我能直接打電話給十個院士，跟人家每個人聊一個小時。這輩子沒有這個職業身份，你怎么可能完成這樣的事情？”

這點我完全同意。雖然現在普遍認為新聞不值得學，媒體不值得進，從現實出發，這一定程度上是對的。但正常狀態下的新聞行業，仍然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你可以堂而皇之進入別人的世界，可以理直氣壯地向任何人提問，這是其他行業給不了的。

為什么出來做自媒體

這跟理想主義沒有什么關系。

張晶晶的理由，是疫情期間被關在家里，出不去，生意停擺，家底快要熬光了。兒子睡著之后，她開始在書房里開直播，跟網友聊天，聊著聊著有人問書架上放的是什么，然后發現可以賣書，就這么做起來了。

我的理由也差不多——五十歲了，找工作不容易。與其四處碰壁，不如先試試自己做。媒體經歷給了我足夠多的積累，好像沒有什么做不了的。

我們都非常想掙錢，這一點沒什么好諱言的。我跟張晶晶說，我現在的目標就是一個月能掙兩三萬塊錢，就不焦慮了，如果能再多一點，那就更好。這不是什么高遠的理想，就是生活所需。

但內容做得了，掙錢難。

張晶晶有一個朋友，同樣是圖書博主，不出鏡，純粹桌拍，高重復話術，一天能生產十條視頻，一個月賺十萬以上。她跟張晶晶說，毛選最近賣得好，你賣不賣？張晶晶說“我真賣不了”。

我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前兩天終于鼓起勇氣帶了一次貨——荔枝，是“基本常識”的項棟梁向我推薦的。

購買鏈接：愛果志零農殘妃子笑荔枝

書也帶，也賣不動，而且節奏太慢，兩三周才推薦一本，因為我看得慢。

我們都說自己很想掙錢，但實際上都不夠積極。我說，寫了京東那篇文章之后，他們大概有心思來公關。但我想來想去，幾十萬我瞧不上，幾百萬我不敢收，“要給我一千萬，我啥都干得出來。”這話說出來兩個人都笑了，對自己的身價完全沒有準確的認知，你頂多就值幾萬。一千萬是不會來的，來的只有幾塊十幾塊一單的帶貨傭金。

不過我們兩個都不怎么焦慮，原因不是想開了，是本來欲望就不高。張晶晶說，她種的一盆花發了個小芽，能開心好幾天。下午遛著貓去樓下公園溜達，看它撒歡，她也高興。“我這人很簡單，很容易樂呵。”

我比較想去跑馬拉松。去”我們視頻“之前，每年跑三場；去了”我們視頻“，一年長了二三十斤。現在每天水煮菜、雞胸肉，減了十斤，還差二十斤。減回去了就能跑馬拉松了，這是我今年的一個小目標。

成也媒體，敗也媒體

最后總結起來，這個從媒體到自媒體的轉型，到底給了我們什么，又限制了我們什么？

給了我們的：語言表達能力、寫作能力、選題判斷、快速學習、面對真實世界的訓練，還有對公共價值的判斷。

限制我們的：恰好也是同一件事，知道怎么做內容，不太懂怎么做生意。一再跟自己說降低底線、放松標準，結果發現降來降去還是太高。

我覺得我們平時會嘲笑所謂的小粉紅、基本盤，說他們就是不愿意覺醒，死活改變不了——但我們不也一樣嗎？嘲笑別人不愿意突破，自己也在原地打轉。

“我們這一代媒體人，”張晶晶說，“我和陳峰（孫志剛案報道者，張晶晶前領導）聊過，他難得表揚我，說在今天的中文互聯網上，很少能看到措辭這么嚴謹、三觀還比較正的了。我說這不是我們的常規操作嗎？這只是我們這代人的及格線，沒有多么優秀，就是常規操作而已。”

她停了一下，“我以前覺得這是我們的底線，現在發現，這是門檻。”

張晶晶說，有讀者問她，你為什么最近不直播了？她解釋說，她發現自己沒辦法成為職業主播。職業主播是什么？腦子空一點，頭天賣無人機，昨天賣英語培訓，今天賣書，話術穩定，高度重復，對她來說這是做不到的。“我在鏡頭前每句話都是要過腦子的，我沒辦法做到那個穩定狀態。”做不到職業主播，直播對她來說就是高消耗低回報，不如把精力留給短視頻。

然后，我們談到了那個問題——這些東西改得了嗎？

“我都混到這把年紀了，”張晶晶說，“我還不能對我不喜歡的人和事說no，我還要做低伏小，我還要降低底線，我還要交換出自己的人格尊嚴才能賺到錢，那是不是也太慘了點？我混到這把年紀了，我還不能做回我自己，是不是混的也太慘了？”

也有人問我，這么多事情你又改變不了，會不會政治抑郁？我說我從來不會：“我罵了他，我怎么會抑郁呢？我要不罵我才會抑郁。”

說到底，其實我們都是在追求自己爽，并且把自己爽這件事放得太高了。

當然，我們還是一致認為，要想辦法盡量多掙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