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法律的淵源，有東方式世俗道德的經驗傳統，有古希臘式民主社會的理性傳統，有希伯來式宗教戒律的神權傳統。美國最高法院門楣上的雕刻，將孔子與摩西、梭倫并置，或是一種創造性誤讀。

在美國最高法院主樓門楣的中央，雕刻著三位文化名人：左側是頒布《十誡》的摩西，右側是奠定雅典民主法治的梭倫，而中間是中國的孔子。孔子與摩西、梭倫并肩而立。

雕塑家麥克尼爾明確解釋了他的創作初衷：“法律是文明的一個要素，美國的法律自然地繼承或派生于以前的文明之中。因此，最高法院大樓的東側門楣雕像群寓意對源自東方的基本法律和戒律的借鑒。摩西、孔子和梭倫被選為代表三個偉大的文明，形成了這個三角的中心雕像群。”

可見，設計者意圖用一個簡潔的三角構圖，凝練地象征美國法律所承襲的三大文明支柱：東方的道德倫理、希伯來的神圣律法、希臘的民主法治。

然而，這個組合常讓人疑惑：孔子，一位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思想家，一位從未制定過成文法典的思想家，何以與摩西、梭倫并肩，矗立在象征美國司法最高權威的建筑之上？他“配”嗎？

眾所周知，摩西是《圣經》中接受上帝“十誡”的先知。他象征著法律的神圣起源、契約精神以及對絕對正義的追求，是西方法律中宗教與道德基礎的化身。梭倫是雅典的立法者。他的改革奠定了西方法治、憲政和公民平等參與的傳統，是現代民主立法和理性法律體系的直接先驅。那么孔子，可有什么足以相提并論的成就？

顯然，孔子并非成文法立法者，甚至他還反對成文法。雖然他提出“德主刑輔”“仁者愛人”“克己復禮為仁”等思想，對東亞社會基于倫理和教化的秩序影響甚大，但若作為自然法和道德立法的象征，好像還缺少了點思想和德行份量。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穿越時空，回到18世紀的歐洲，看一場持續百年的“創造性誤讀”。在美國建國初期，啟蒙思想家將孔子奉為“世俗圣人”，其道德哲學對美國開國元勛如杰斐遜、富蘭克林等產生過影響。于是孔子作為中國文明最廣為人知的代表，自然被選中來象征東方法律與道德傳統。

門楣上的三位立法者，其實是一種文明的象征性選擇。美國最高法院建筑建于1935年，設計者意圖非常明確：他們希望歸納人類法律的三大源頭。摩西代表神啟律法——法律來自上帝的誡命，具有神圣性與絕對道德權威。梭倫代表民主理性立法——法律由公民共同制定，體現理性與公平。而孔子，在西方視角下，則被視為世俗道德與政治倫理的代表——法律應建立在人倫道德與政治和諧的基礎上，而非宗教教條。

這種歸類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多元文化思維框架下的文明歸納。孔子在這里，不是作為具體法律條文的制定者，而是作為一種文明類型的象征符號。美國最高法院將其與摩西、梭倫并列，正是對多元法律文化淵源的尊重，體現了文明互鑒的包容性。

正如美國漢學家、美國瓦薩學院哲學教授 萬百安所說的那樣：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把孔子列為立法先賢有點奇怪。但問題是，大多數美國人，即使是崇拜孔子的美國人，也不知道法家與儒家的區別。所以當他們想要致敬中國文明時，唯一熟悉的就是孔子。他們不清楚“禮”和“法”之間的區別，但將孔子視為道德的楷模，因此選擇他來代表世界傳統的一部分。

換句話來說，孔子確實充當了一個被誤讀的“世俗人文主義者”角色。即被視為一種基于理性與道德的世俗倫理體系，一種 “凱撒式”的非宗教的世俗秩序象征，但又區別于古希臘式的民主與理性傳統。

這是美國人對孔子的一種選擇性理解，是一種深刻的誤讀。他們甚至“重構”了另一個孔子。美國人重構了一個“政教分離”的孔子。但孔子的思想核心是 “禮治”與“德治” ，它構建了一個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等級有序的世俗社會規范。這與西方“凱撒的歸凱撒”那種政權與宗教權力對抗、分離的世俗主義有本質不同。儒家的“天”和“天命”帶有道德權威色彩，但并非人格神。美國人重構了一個“人文主義”的孔子。但西方（特別是啟蒙時代）看重并放大了孔子思想中 “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等格言的普世性，將其塑造為一個理性、寬容、崇尚道德的“哲學家”形象，而有意或無意地淡化其思想中維護等級秩序、與君主制緊密結合的一面。美國人重構了一個具有符號象征意義的孔子。但在美國最高法院的語境中，選擇孔子，主要不是表彰其對具體法律條文的貢獻，而是象征性地承認東亞文明為人類秩序提供了另一種非宗教的、基于倫理與習俗的治理思路。這是一種高度符號化的文明致敬。

孔子形象在西方被“重塑”的關鍵時期，是18世紀的啟蒙運動。其中，伏爾泰是最著名的“推手”。伏爾泰的書房里掛著孔子畫像，他自稱“孔門弟子”，甚至向孔子牌位供奉祭品。他在著作中熱情贊頌孔子：“他只教授道德，從不談論奇跡、啟示或神秘……他只用理性啟迪眾人。”

然而，伏爾泰真的了解孔子嗎？歷史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伏爾泰所讀的《論語》等儒家經典，主要來自耶穌會士的翻譯。這些傳教士為了證明中國文明可與基督教相容，一是刻意強調了儒家與自然神論的相容性;二則有意無意地過濾了儒家思想中強調等級秩序、君臣父子的“禮制”核心;三則放大了其中“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普世道德格言與基督教的共通性。耶穌會士翻譯儒家經典的目的本是為傳教服務。這種背景決定了翻譯必然帶有選擇性和過濾性。這直接導致了傳到歐洲的儒家形象是一個被凈化、去政治化的道德哲學體系，為后來的“誤讀”奠定了基礎。

于是，伏爾泰手中的孔子，成了一個被精心修剪過的形象：一位只講理性、道德，不談鬼神的世俗哲人。這正是伏爾泰急需的“武器”。他身處反對天主教會神權壟斷、批判宗教狂熱的斗爭中，一個來自遙遠東方、非基督教背景的“圣賢”，恰好證明：一個偉大的文明可以不依靠教會神權，僅憑理性與倫理就能維持繁榮與秩序。伏爾泰需要的只是一個道德化、去鬼神而遠之、去政治化的孔子符號。

伏爾泰毫不掩飾這種工具性利用。他曾寫道，孔子是“高揚起的一面為理性和仁愛而戰的旗幟”，是刺向宗教迷信的“鋒利長矛”。他需要的不是一個真實的、復雜的孔子，而是一個能為他啟蒙理想背書的符號。他熱烈贊揚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黃金法則”，將其等同于普世理性，卻幾乎不提“禮”所維系的那個不可逾越的等級社會。——他借用的是一個被剝離了具體歷史語境、高度抽象化、理想化的“文化符號”。

伏爾泰是“好學生”。他展現了思想家的戰略眼光和高超的思想工具化能力。伏爾泰自稱“孔門弟子”，在房中懸掛孔子肖像、供奉谷物，甚至將啟蒙同道稱為“孔門弟子”。這種儀式化的尊崇，更多是將孔子塑造為啟蒙運動“精神領袖”的象征性行為，旨在凝聚反教權力量，而非學術意義上的思想傳承。但孔子這個“老師”的形象本身是學生“建構”出來的。真正的孔子思想（強調復古和等級秩序的保守主義）與伏爾泰所倡導的進步、平等、批判舊制度的啟蒙精神，在根本上存在張力。后來的黑格爾就尖銳地指出，孔子那里只有“世俗倫理”，沒有“自由精神”，這其實更接近孔子思想的另一面。

但這種“創造性誤讀”并非孤例。包括但不止于：

伏爾泰贊揚中國是 “治理最好的國家” ，并認為孔子 “使世人獲得對神的最純真的認識” ，即只靠理性與道德，無需神的啟示。

霍爾巴赫主張 “歐洲政府必須以中國為模范” ，認為中國是唯一將政治與倫理相結合的國家。

波維爾甚至認為，若各國都采用中國法律，世界將走向一個 “美妙境界” 。

這種推崇顯然并非基于對儒家思想全面、客觀的理解，而是出于啟蒙運動自身反對教權、倡導理性的政治需要。

更為可喜的是，同一時期，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從傳教士帶回的《周易》太極圖中，看到了陰陽爻的交替，并從中獲得靈感，發展出二進制算術。他興奮地認為，這證明了古代中國哲學已蘊含了他所追求的“普遍符號”與宇宙和諧思想。盡管后世學者指出，易經的陰陽變化與作為數學基礎的二進制有本質不同，但這并不妨礙萊布尼茨完成一次偉大的哲學聯想與科學創造。

更宏觀地看，整個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都籠罩在這種誤讀之下。啟蒙思想家們將當時的清朝（康乾盛世）描繪成開明君主制、宗教寬容、官員選拔唯才是舉的“理想國”。孟德斯鳩、魁奈等人都曾援引中國例子來批判歐洲的專制與世襲特權。

正如研究指出的，啟蒙思想家們是“在借助想象和誤讀，不斷地制造關于中國的完美神話，用于安放和印證自身的政治理想。”他們贊美的，其實是一個投射了自身愿望的“中國鏡像”。

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對儒家思想的接納，本質上是一次大規模、有選擇的“創造性誤讀”和工具化利用。 歷史表明：文化傳播的過程并非復刻而是伴隨著刻意的創造性重構;對他者的贊美，有時更像是一面鏡子，照出的并非他者而是自己的模樣。

回到最初的問題：美國最高法院門楣上的孔子，配嗎？

從歷史事實與學術準確的角度看，或許“不配”。真實的孔子思想核心是“復禮”與“仁政”，其維護宗法等級秩序的一面，與摩西律法的神圣性、梭倫改革的平等取向，存在深刻張力。將他簡單歸類為“世俗立法者”，是對其復雜思想的簡化。

但從文化傳播與象征意義的層面看，他又“配”。這個位置恰恰記錄了東西方文明相遇時一段深刻的歷史互動：西方在自身轉型的關鍵時期，從東方文明中主動選擇、闡釋并吸收了他們認為有價值的元素，用以豐富和批判自身的傳統。孔子雕像的存在，本身就是全球化早期思想流動的一個紀念碑。

“創造性誤讀”是人類文化交流的常態。它往往不是出于惡意，而是源于接受者自身的文化需求、認知框架和時代局限。這種誤讀有時能碰撞出驚人的思想火花，如啟蒙運動對儒家資源的利用，客觀上促進了歐洲的世俗化與理性化進程。

然而，其陷阱也同樣明顯：將一種深邃復雜的文明簡化為幾個符合自身口號的符號，忽視其內在的矛盾與歷史語境。將他者文化僅僅視為證明自身正確的“工具”，而非真正對話、理解的對象。最終，這種誤讀可能反過來強化對方的一種無意識的“文化傲慢”——在他人的贊美中，完成自我文化的光榮偉大正確的敘事。

今天，當我們凝視最高法院門楣上的孔子雕像，它提出的真正問題或許是：在日益緊密的全球對話中，我們能否超越“創造性誤讀”的初級階段？能否在欣賞文化符號的同時，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符號背后的復雜歷史與真實生命？

孔子配不配站在哪里，答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從他穿越時空的凝視中，學會一種更謙卑、更努力的理解——不是將他作為我們觀念的工具，而是真正學會相互傾聽。

好學生轉益多師，壞老師洋洋自得。回顧西方啟蒙運動，伏爾泰對孔子其實不怎么了解。如果真的了解孔子所主張的等級禮制，恐怕他死也不肯同意。伏爾泰只是借用域外文化的世俗文化符號，來反對當時的天主教會的教權而已。光看翻譯的《論語》，會認為孔子蠻有人文主義的。伏爾泰掛孔子像，不是說明孔子有多了不起，而是伏爾泰善于學習。伏爾泰希望借助理性之刀能瓦解宗教教條，但不一定希望瓦解上帝信仰。伏爾泰只是痛恨教權，而并不反對上帝。18世紀歐洲翻譯的中國典籍顯然不太靠譜，大部分都是多手轉譯。用自然理性來描述孔子，和事實也相去甚遠。作為“孔門弟子”的伏爾泰，產生于一種“創造性誤讀”。萊布尼茨等人也基于對太極圖的陰陽誤讀發明了二進制。但并非真的說明《易經》可以與二進制畫等號。這樣的例子有很多，并非值得炫耀之事。

思想的旅行，總是伴隨著翻譯與變形，而正是這些變形，常常成為思想產生歷史力量的瞬間。美國最高法院門楣上的孔子，伏爾泰書房里懸掛的孔子畫像，這兩個形象，都不是歷史上的孔子。萊布尼茨書房里的太極圖，也不是原初意義的太極圖。但都成為了西方人在特定歷史階段，用以反思自身、構建自身的強大文化符號。

西方人多次借助外來和尚深化對世界的理解，而東方人則習慣借助外來和尚神化本民族文化符號。前者值得學習，后者則是一種值得警惕的狂妄自大而已。

【東西問】美國最高法院門楣為何有孔子像？2021年09月05日 22:14 中國新聞網

https://www.chinanews.com.cn/m/gj/shipin/cns/2021/09-05/news900207.shtml

孔子的思想如何影響歐洲啟蒙運動？

https://mp.weixin.qq.com/s/pSnMzW3eot-dHZ2209KHmg

在伏爾泰眼里，孔子憑啥成為啟蒙運動“精神領袖”？真相一文了解

https://mp.weixin.qq.com/s/_c_6noQpzplzLDOBAX9i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