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與南京大學文學院主辦、蘇港澳高校合作聯盟資助、南京大學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協同創新中心與南京大學香港高等研究院協辦的“傳統經典的詮釋與傳播學術研討會”，于2026年5月13日至14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潤昌堂黎陳佩昂演講廳舉行。本次會議匯聚全球經典研究領域的23位頂尖學者，涵蓋香港中文大學、南京大學、京都大學、北京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大學、蘇州大學、鄭州大學、香港都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北海道大學、平成國際大學等12所海內外高校，聚焦傳統經典文獻的跨時空詮釋路徑與傳播機制。會議以開放形式面向學界，通過主題演講、分場研討與會議報告等方式，深入探討《春秋》三傳、《呂氏春秋》《爾雅》等核心經典的文本生成、義理詮釋與訓詁考辨，以及域外漢籍與漢學、佛教文獻編纂、詩學典范轉移、詞律批評等前沿議題，彰顯傳統學術在當代語境下的創新生命力。

會議開幕式由兩位會議召集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潘銘基教授與南京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童嶺教授致辭。兩位教授首先向資助方蘇港澳高校合作聯盟及各主辦、協辦單位致以誠摯謝意，并簡要介紹了會議的籌辦緣起，回顧了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與南京大學文學院之間長期的學術合作與深厚情誼，期待兩系能進一步加強聯系，在教學和科研各領域探索合作空間。兩位教授認為，經典文獻兼具典范性與權威性，其研究涵蓋文學、歷史、哲學等多個維度，而正是經由后世不斷的詮釋與傳播，傳統經典文獻的價值得以彰顯。

會議邀請南京大學徐興無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何志華教授以及京都大學冨谷至教授作主題演講，主題演講由潘銘基教授與童嶺教授主持。

徐興無教授以“漢代政治與《春秋》三傳”為題，考察了漢代《春秋》三傳與政治的互動關系，指出漢朝通過立學官制度將分裂的經學整合為官師之學。他詳細梳理了《公羊》《谷梁》《左傳》在西漢不同政治階段的消長：武帝立《公羊》以求王道，宣帝立《谷梁》以紀念衛太子并確立法統，而劉歆、賈逵爭立《左傳》，且《左傳》在王莽時期獲得重視。徐教授認為，三傳實為漢代政治不同階段的寓言，通過對歷史事件的再現與解釋形成對現實的啟示，體現了經學與政治的深度交織。

何志華教授作了題為“文本互涉：《呂氏春秋》性情論說源出荀子考證”的主題報告。他從《史記·呂不韋列傳》所載“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出發，指出《呂氏春秋》編撰者多有荀門弟子。他通過羅列書證與文本對讀，考察《呂》書性情論說，發現其中人性天授、心與感官之間存在君臣關系乃至“六欲”之義，均曾見論于《荀子》。何教授據此論證《呂》書性情學說源出荀子，并指出后世學者因昧于兩書的淵源關系，導致了文本錯讀與義理誤解，為先秦子學研究提供了方法論啟示。

第三場主題演講以“正義or義――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為題。冨谷至教授從東西方比較哲學的角度探討“義”與“正義”概念的差異。他認為中國經典中的“義”不應理解為西方語境下的“justice”或“fairness”，而應理解為“宜”——即事物各自應有的妥當性、義務與職分。冨谷教授以《論語》《左傳》《史記》《周禮》等文獻為例，論證“義”的核心內涵是“義務”與“職分”，并指出現代中日語境中將“正義”理解為“justice”，實為近代西方思想影響的結果。他最終總結道，西方所謂“正義”（justice），指的是事物共同具有的普遍有效性；而東方的“義”對應義務，指事物各自具有的個體單獨有效性——此即東西方“義”與“正義”觀念的差異所在。

第一場會議報告由南京師范大學蘇芃教授主持，南京大學劉雅萌博士評議。

蘇州大學周生杰教授考察李約瑟收集、認知與利用中國古代類書的歷程。他指出，李約瑟通過友朋贈送與各地購買將大量類書匯聚劍橋大學東亞科學史圖書館，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類書觀：視類書為百科全書；分為詞書、帝王文選、分類匯編三類；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利用類書史料破解科技疑團，輔以插圖佐證中國科技的先進性。

東晉學者郭璞，于博物學等多領域皆有卓越貢獻。潘銘基教授以郭璞《爾雅注·釋魚》為中心，分析晉人對水生與兩棲動物的描述、辨識與命名，分析其知識建構方式與文化意涵。他指出，郭注展現實證觀察精神、分類意識及文獻與經驗相結合的學術方法。晉人博物學為立足生活實踐的活態知識體系，兼具理性描摹與神異想象，體現中國古代自然認知的特有路徑與宏闊視野。

童嶺教授重新審視北魏末期契胡大酋長爾朱榮的歷史地位。他詳細梳理六鎮之亂從破六韓拔陵到葛榮的發展脈絡，以及爾朱榮在秀容川崛起、入洛陽發動“河陰之變”、擊潰葛榮百萬大軍的過程。童教授認為，爾朱榮雖因屠戮洛陽皇室而背負惡名，但其在六鎮之亂中穩定北中國局勢、延緩北魏解體的歷史作用不容忽視，其麾下的高歡與宇文泰實為此后北周、北齊乃至隋唐政治格局的奠基者。

第二場討論由蘇州大學周生杰教授主持，香港中文大學伍亭因博士評議。

南京大學黃若舜教授考察漢魏時期后廷女性掌握學問知識與干政的關系。他指出，西漢后廷學術興于致用，竇太后好黃老、上官太后習《尚書》，至元后王政君則崇儒；東漢因士族背景與家學淵源臻于極盛，馬、鄧、梁諸后以經術干政，深刻塑造了東京政治格局。黃教授認為，曹魏有鑒于此推行“立賤”之策以遏抑后黨，甄后之死即在此脈絡中發生，體現了學術與政治權力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

聶紺弩早年以雜文家著稱，自20世紀50年代后期致力于舊體詩，其詩多成于特殊年代，僅以手抄方式流傳，不同抄本間已有異文。香港中文大學陳煒舜教授通過比對《北荒草》的吟草本、檔案本、北荒本等多種版本，發現聶氏在獄中追憶舊作時，或因記憶缺失而補白，或增入當下即景；出獄后編定時，修改更涉及格律調整、典故抽換與情調改寫。聶紺弩的詩歌修改雖發生于非典型環境，其方式卻具典型示范作用。

香港城市大學-東莞的劉祎博士探討了《經律異相》分類系統的目錄學來源，分析其與僧祐《世界記》《釋迦譜》等佛經纂集的關系。他指出該書是現存最古老的整部傳世佛教類書，其分類體系整合了僧祐稍前編纂的相關佛經纂集的局部分類系統，并在文本層面擴大了其目錄體系。該書分類系統反映了南朝佛教的發展狀況，折射了僧祐、寶唱的佛學傳承。

學界長期將乾嘉考據學視為經驗歸納，近年研究則揭示王念孫等已自覺運用“理必”演繹法則，然其邏輯思維的形成過程尚乏探討。香港中文大學劉璐博士以王氏遺稿《釋大》為核心，引入形式化分析，論證該書實為王念孫訓詁公理系統的“雛形與構想”。王氏利用“同名異所”“因聲求義”原則，由已知同義關系推導必然派生關系，為傳統語言學的現代化轉譯提供了新范式。

香港中文大學潘惠婷博士考察太田方《韓非子翼毳》木活字本與新見抄本，比對其對韓非“術”論詮釋的變化。太田方初藉《管子》為據，側重“法”“勢”的應用；后轉引《淮南子》，聚焦“術”的本質，體現對韓非無為術理解的深化。新見抄本記錄太田研究的最終成果，有助還原日本《韓非子》學，并為現今《韓非子》研究提供新說與參證。

第三場報告由香港城市大學呂家慧教授主持，南京大學黃若舜教授評議。

千古傳頌的項羽《垓下歌》，在日藏文獻中另見五句版本。南京師范大學蘇芃教授以此為對象，考辨其真偽與文本年代。五句版作“時不利兮威勢廢，威勢廢兮騅不逝”。考據得“廢”與“世”“逝”上古音皆在月部，至《切韻》音系已分屬不同韻目，結合古詩文用韻情況及“威勢”一詞在早期文獻的用例，推斷五句版當為魏晉以前傳本面貌，文本年代大體不晚于公元五世紀，四句版或是經后世改易的文本。

香港中文大學凌超教授重新審視劉勰《文心雕龍》的“折衷”方法論，主張“折衷”并非單純的教義調和，而是建立異質文學元素間普遍聯系的“中央準則”。研究對接現代中古史學辯論及時空理論，探討劉勰如何處理復古與演進之間的張力。凌教授認為劉勰受佛教時空觀影響，建構了一套時空坐標系統，將不同地域與歷史多樣性整合為中心化的整體，其“折衷”呈現為一種強而有力的相對性框架，旨在建構文化與政治的中心性。

歷來學界多將姚察、姚思廉父子與魏征在《梁書》《陳書》史論中的觀點差異，視為初唐南北文化對立的表征。鄭州大學梁爽教授通過細讀梁、陳二史文本，揭示姚、魏觀點實同大于異，其不同乃視角與側重之別。姚氏父子對南朝后期文化有深刻內省與反思，并有意識地以散文寫作。作為貞觀重要文臣，姚思廉主動參與初唐的文化整合與塑造，并非被動的一方。

程廷祚身處康雍乾盛世，卻深憂歐洲列強之海外擴張對中國的長遠威脅。香港大學陳亮亮教授考察其已佚劇本《蓮花島》，結合劇情提綱、信札與詩文，揭示其憂慮源于對西學技術優勢、東南亞殖民態勢及清廷應對策略的綜合判斷。在言論受限的語境中，戲曲提供了相對安全的文本空間，程廷祚構想出一套以海洋為中心的“制夷”方案，既顯示儒家經世之學的擴張，也暴露雍乾士人面對西方技術優勢時的困窘與無措。

香港都會大學曾智聰教授考掘民國時期詞譜注釋與兼具詞譜功能的詞選，分析其中的詞律觀念及其與清代“圖譜之學”的關系。他認為民國時期《白香詞譜》出現至少八種注本，天虛我生《考正白香詞譜》等重新標注平仄、說明聲律特點，貢獻頗大；此外，孫人和《唐宋詞選》等詞選兼備詞譜功能，發展出新型詞選。這些注釋反映了民國詞學對清代“圖譜之學”的接受與轉型，是研究民國詞學的重要文獻。

第四場報告由香港中文大學凌超教授主持，鄭州大學梁爽教授評議。

平成國際大學高田宗平博士利用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廣橋家舊藏《年號新字》，發現一條未見於既往輯佚的《修文殿御覽》佚文，并考證其書志特征、比對傳世文獻。研究顯示，《年號新字》為廣橋仲光于明德五年親筆抄錄并增補的年號草案，該佚文明確記載卷數及篇名，可校勘通行刊本異同。由此推知，仲光在明德五年前已具備閱覽甚至收藏《修文殿御覽》的條件，為了解《修文殿御覽》在日本古代及中世的受容提供了珍貴線索。

北京大學管琴博士以《潛溪詩眼》所載黃庭堅等對《北征》與《南山詩》的比較為切入點，探討宋代詩學典范的確立機制。黃庭堅詩雖有近韓一面，然其詩歌體系的凝重深穩使之不逸軌范，學杜實為其最大標簽。至仁宗后期至神宗時期，尊杜逐漸確立，產生闡釋學上的“視域融合”，黃庭堅早期的近似定評可視為此闡釋鏈條上的先行環節。

南京大學劉雅萌博士將韓愈《師說》置于其道論脈絡中重新解讀。韓愈認為“師道不傳”始于漢代，與《原道》所述道統中斷相呼應，其批判不僅針對時風，更飽含對儒道衰微的憂患。繼孟子、揚雄之后，韓愈在攘斥佛老中提煉先王圣賢之道，重振師道，將載道主體從經書轉向人，以“師”的力量拯救“道”的危機。

第五場報告由北京大學管琴博士主持，香港中文大學劉璐博士評議。

《五行大義》在中國久已失傳，其文本系統主要依賴日本古鈔本得以保存。北海道大學路勝楠博士以元弘相傳本《五行大義》“地反物為秋”為切入點進行考證。該句本貌極可能為失傳的《淮南子》許慎注在傳抄中的誤寫，兼具校勘與輯佚價值。通過分析日人注釋并結合后世刊本，可追溯文本訛變的傳播路徑，與《玉燭寶典》的互證更突顯日傳古鈔本在漢籍傳承中的關鍵作用。

香港中文大學林麗玲博士系統梳理《朝鮮王朝實錄》中征引《論語》的文例，分析其在經筵、奏對、上疏、史論中的論述功能與實際用途。她認為《論語》在朝鮮王朝不僅作為道德格言被援引，更在君臣議政、人物評論與政策辯論中成為建構政治正當性與秩序論述的重要文本，已由學術思想經典轉化為政治語言與朝政評議準則，體現了經典本土化與政治化的完整過程。

江戶時代折衷學派儒者冢田虎遍注儒家經典，卻刻意注釋《老子》，學界鮮有探討。香港中文大學伍亭因博士通過考察冢田虎的《老子道德經注》，指出冢田虎力辨老子非異端，以“人君南面之術”定位《道德經》，大量征引儒家典籍與先王政典以證孔、老同源，并貫通《道德經》內證，建構了一套“會通孔、老”的詮釋體系。冢田虎《老子道德經注》為中華老學研究提供重要的域外“他者”視角。

大會由南京大學徐興無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何志華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潘銘基教授發言總結。

徐興無教授認為，本次會議在浮躁的學術環境中回歸真誠討論的本質，論文所涉時段貫通先秦至二十世紀，地域兼及中土與東亞，方法多元豐富，文獻學、思想史、文學、史學、戲劇學、語言學等兼而有之，青年學者表現尤為亮眼，寄望傳統經典作為文化基因得以持續傳承。

何志華教授指出，本次會議最令他驚艷之處，在于年輕學者普遍采用極為精微的研究方法，如文本比對、概念演變、典故傳承等。這類扎實考證功夫在青年研究者身上集中展現，足見會議學術水平之高。他期許年輕一輩能延續此一學風，以細讀與比對方法深耕經典詮釋與傳播，并藉跨地域交流持續對話。

潘銘基教授強調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文化使命，感謝各方支持；肯定會議從經學史、文字學、文學、文獻學多維度探討“傳播”主題，充分體現跨時段、跨文本、跨地域、跨文化的學術視野，包含東亞不同地區的研究視角；期待下屆研討會延續傳統經典的學術對話。

來源：王俊舒（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