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學科自覺推進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

高圣平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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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基礎學科，中國民法學在這一進程中承擔著重要使命。推進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關鍵在于強化學科自覺，立足中國實踐、扎根中國道路、回應中國問題，逐步構建具有主體性、整合力與解釋力的民法學知識體系。這不僅是知識創新的過程，更是學科主體性不斷強化的過程。離開學科層面的自覺，所謂“自主”就容易停留在材料堆砌與話語轉述的淺表，難以真正實現從知識內容到體系構建的根本躍升。

立足中國實踐，夯實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認識自覺。

構建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首先要回答“從哪里認識民法”的問題。我國民法學在發展進程中廣泛借鑒大陸法系傳統理論和現代民法制度成果，這種開放吸收的姿態為學科成長奠定了重要基礎。但與此同時，此種學科專業化的加速路徑，某種程度上造就了以繼受、轉述和概念移植為主的知識慣習。部分研究更傾向于在既有體系中安放中國材料，而非從中國實踐中生長原創理論；更重視概念推演和體系自洽，而相對忽視中國社會生活的現實結構、中國法治建設的制度邏輯以及中國司法運行中的真實實踐。其結果是，民法學的形式日趨精細，但知識體系卻始終未能真正完成主體性建構。

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關鍵，不在于簡單否定既有的釋義學傳統，而在于改變單向度地以域外理論框架來解釋中國民法的思維方式。歸根到底，民法不是脫離歷史和社會的抽象概念體系，它所關切的是現實生活中的主體關系、財產關系、交易秩序、責任配置和人格保障等。要堅持從實踐出發，把中國實踐作為民法學知識生產的質料來源。當前中國社會正在經歷深刻變革，平臺經濟、數據利用、社區治理、人格保護等領域不斷發生新情況新問題。從個體層面的個人信息保護，到家庭層面的老齡化財產安排與代際傳承，再到社會層面的社區治理、高空拋物、網絡侵權及數字交易等，均深刻表明當代中國的民法問題生發于中國社會的現實生活和客觀治理實踐之中。

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認識基礎，不應停留在“用現成理論解釋中國制度”，而應進一步邁向“從中國實踐中生長中國理論”。如功能性形式主義擔保、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等均表明，中國社會的制度創新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理論生長點。這意味著，私法自治、意思表示、合同拘束、交易安全、物權秩序、侵權歸責等基本范疇，固然具有現代民法的普遍意義，但其在中國社會中的制度展開、功能重心和解釋邊界，必須結合中國國情進行具體把握。堅持以中國實踐作為知識生長點，從中國問題提取理論創新點，才能真正夯實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認識基礎。

扎根中國道路，明確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價值自覺。

知識體系能否真正自主，不僅取決于它如何認識對象，更取決于它以什么價值立場統攝對象。民法學看似圍繞主體、行為、權利、義務和責任展開，但在更深層次上，它旨在回答“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社會”“法律應當維護何種秩序”這些基礎性問題。不存在脫離價值立場的民法學。所謂“純粹中立”的民法學，往往只是將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價值預設普遍化而已。構建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堅持人民立場，把人民群眾在現實生活中的權利需求、秩序期待和公平觀念納入知識生產過程中。民法所面對的“人”，不能只是形式化的抽象主體，而應是置身于家庭、市場、平臺、社區乃至國家治理結構中的現實的人。正因如此，中國民法學在強調意思自治和交易安全的同時，更應重視人格尊嚴、生活保障、弱者保護、實質公平、誠信維護和公共秩序等價值訴求。

與此同時，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還應體現鮮明的民族性，把握其與中國道路、中國發展的內在聯系。民族性并不意味著封閉與保守，亦非對現代法治文明的抗拒，而是要求民法學能夠有效解釋中國社會的價值理念、倫理基礎和秩序結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誠實守信、義利統一、和合共生、家國相依等價值理念，是理解中國社會的家庭關系、交易秩序、倫理追求和責任邊界的重要文化基礎。囿于純粹私法技術層面自我封閉的民法學，無法成為解釋民法何以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可或缺的法治資源。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基因與現代法治精神貫通起來，把文化主體性轉化為民法學的概念資源和價值資源，是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重要內容。

進一步而言，民法學應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理解自身的學科使命。中國民法學早已超越以行為規則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定位，而是在保障人民權利、維護市場秩序、參與風險治理、促進社會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層面，展現出其特有的引領功能。可以說，人民立場、文化主體性以及與中國道路相適應的制度使命，構成了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價值論基礎的內在統一。由此，推動中國民法學在形式理性的基礎上確立更深層的價值方向，形成真正具有中國立場、中國精神和中國關切的知識體系。

回應中國問題，形成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方法自覺。

構建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最終要落實到方法論層面。沒有方法上的自覺，認識基礎和價值方向就難以轉化為持續穩定的知識生產能力。長期以來，中國民法學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釋義學傳統，重視概念提煉、體系構造、規范解釋和邏輯論證。這對于保障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安定性和可預期性具有重要意義，也是中國民法學專業化發展的重要支撐。但僅遵循體系邏輯與形式推演的解釋學疏離于中國現實語境，難以有效回應民法典實施中的復雜問題。中國民法學的方法自覺，關鍵在于將體系構建與現實回應相融貫。既不能拋開釋義學傳統，滑向經驗判斷和政策分析，也不能固守封閉，在規范內部循環論證。真正的方法自覺，是在規范解釋框架內增強問題意識、實踐意識和功能意識，使民法學既保持概念和體系上的嚴謹，又能夠充分回應中國社會轉型中的現實需求。

民法典的實施為中國民法學的方法自覺提供了廣闊空間。無論是合同編、物權編中有關違約方解除權、住宅建設用地續期、居住權等規則的適用，還是人格權編、侵權責任編在數字平臺、個人信息保護、生態環境損害等領域的展開，都表明當代中國民法問題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靜態交易結構，而是越來越多地嵌入社會治理、技術變革和公共風險之中。這種變化要求，中國民法學在恪守法治原則和規范邊界的同時，要更加重視制度運行的整體效果，融貫規范解釋與社會功能之間的深層關聯，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方法論上的自主，最終要體現為概念生產和理論提升的能力。中國民法學不能長期停留在對既有理論的轉述和說明之中，而應當在回應中國問題的過程中提煉具有標識性的概念、范疇和命題。歸根到底，構建中國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不是對既有知識的“縫補”，而是把中國實踐、中國價值和中國治理經驗持續轉化為具有學術價值內涵的民法學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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