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阿爾貝托·桑切斯，圣何塞州立大學哲學教授。著有《21世紀的墨西哥哲學》（2023），《廢墟中綻放：墨西哥哲學如何引人走向幸福》（2024）等多部著作，也是《墨西哥哲學雜志》的聯合創始人。現居加利福尼亞州圣何塞。本文原載于哲學普及電子讀物”心智（psyche）“。

轉載請注明星譯社及譯者安德烈Andreas。

記憶當中，在12歲的某一天，母親發現我的西班牙語聽起來“荒腔走板”。她已經知道我的英語水平不達標了——幫家里人翻譯的時候，我幾乎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母親聽到我讀一個多音節西語單詞都磕磕巴巴，這時她意識到，接下來我們要直面某種“危難時刻”了。她放聲大笑，在笑聲中穿插著詢問：“So, no English, no Spanish（英語：英語不行，西班牙語不行）……y ahora qué??El silencio?（西語：現在怎么辦？不說話嗎）？”雖然是開玩笑，但“現在怎么辦”這個問題讓我憂心忡忡。當晚，我陷入了深深的緊迫感，并且帶著這樣的壓力開始練習英語。在我看來，母親一定已經在考慮我的未來了：說不好英語也說不好西班牙語，未來會怎樣？

英語還沒有掌握好，西班牙語也失去了熟練度——意識到這一點，我非常恐懼。我覺得自己辜負了所有人的期望：如果不再練習西班牙語，一定會遭到父母的強烈反對；而老師們知道，我的未來很大很程度上取決于我英語口語的熟練度，取決于我能多么準確、流利地說英語。兩種要求是沖突的、相互矛盾的，我夾在中間，感覺要被生生壓垮，喘不過氣。

當然，那時的我太年輕，只是覺得很糟糕，但不知道這么糟糕的情況根本不會發生：英語水平未臻完美也好，西班牙語水平欠佳也罷，這些事情都不會讓我從此閉口不言。最后，要么是英語帶著口音，要么是西班牙語蹩腳——就像在附近雜貨店聽到的白人口音那樣——但終究是會開口說話的。當年母親用西班牙語問我“現在怎么辦”，40年過去了，我的西班牙語依然蹩腳，英語依然帶口音。

我發現，自己一再置身于類似“中間態”的境況中，而且這樣的情形貫穿一生。事實上，我意識到，自己是墨西哥裔美國人，是哲學學者，是一位父親，也是人類的一員，總是處于中間，總是懸置于各種承諾、責任、身份和期望之間——這些身份都是由“中間態”定義的。同時我也明白了一件事：被不同的責任撕扯，在不同的世界和生活中掙扎，我也并非孤身一人。墨西哥人和拉丁裔哲學學者用一個專門的詞來概括此類現象——“居間（nepantla）”。

“居間（nepantla）”一詞出現于西班牙征服和殖民墨西哥的相關記載中，首次收錄于安德烈斯·德·奧爾莫斯（1485-1571）在1547年發表的《墨西哥語言藝術》中。后于1571年出現于方濟各會修士阿隆索·德·莫利納所編纂的大眾通俗用語詞典中。莫利納讓我們看到，在納瓦特爾語中，“nepantla”一詞有著相當關鍵的作用。它的蹤跡出現在一些特殊的詞匯中：“地心（tlalli nepantla）”，“信使（nepantla quiza titlantli）”，“一分為二（nepantla tequi, nitla）”，“正午（nepantla Tonatiuh）”以及“介于兩極之間（nepantlatli）”，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多明我會修道士迭戈·杜蘭（1537-1588）在《新西班牙印第安史》（1581）一書記述了“居間”一詞的日常用法。某位不知名男性原住民的行為背離了殖民文化和天主教的行為標準，杜蘭為此感到惱火，憤怒地問該男子為什么要這樣做。這位原住民男子不卑不亢，平靜地說：“神父，別給自己那么大的壓力，我們還是’居間’的人。”這個回答讓杜蘭吃癟，于是，他開始著手查看什么是“居間”。然而他發現，那位原住民說“我們只是’nepantla’”的實際意思是：他無法按照殖民者或天主教的秩序準則行事，因為他還沒有成為西班牙殖民者想讓原住民變成的樣子；他仍舊處于新秩序和舊秩序之間，被兩套相互沖突的規矩和準則夾在中間，也無法確定自己的身份，仍然在變化過程中——發現這層意思，杜蘭更惱火了。

約400年后，墨西哥哲學家埃米利奧·烏蘭加（1921-1988）在《墨西哥人身份認同分析》（1952）一書中借用了這個詞。他稱“居間”一詞為“（墨西哥文化的）本體論的核心范疇”——現代墨西哥人的存在介于西班牙人與原住民這組對立的群體之間。隨后，拉丁裔女性主義哲學家格羅利亞·安薩爾杜瓦在著作《邊境》（1987）一書中也使用了該詞，以指代邊境地帶，即處于“在墨西哥”和“在美國”之間的生存狀態。

進入“居間”的狀態也就是處于中間、在兩者之間或者保持中立（不承諾，不站邊）。如果你在“居間”的狀態當中，就會很難準確定義和描述自己。本身，“居間”這個詞就很難被準確定義。不過我們可以試著去描述它：

“居間”是不同時間、世界、過程、范式變換的“中間帶”。用安薩爾杜瓦的論述來說，“居間”既不是美國人也不是墨西哥人，而是存在于特定臨界空間——也可以說是“邊境地帶”——的狀態。或者也可以說：發現自己在時間度量的中間，過往已不可追，而未來似乎永遠未知、永遠無法企及。

“居間”是“一直在路上”，是處于過渡狀態，是在過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詞詮釋了全人類。“存在”本身就可以看做是“生”與“死”之間的過渡。沒人真的知道自己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所有人始終處在兩個極端狀態的中間。

“居間”一定強調運動而非靜止，因此和西方（譯注：僅指近現代英美文化范式下的定義，后文的“西方”均同理）傳統針鋒相對。

“居間”也是一種中立狀態，是旁觀而非干預，也可能是站在邊緣，觀察世界、歷史和生活展開，不做確定、堅決的承諾和交易。可能是人基于對自身的要求主動做出這樣的選擇，也可能是權力在某種程度上被剝奪，從而被迫成為了旁觀者、局外人。然而，在肯定自身“中立”的狀態時，就重新獲得了特定的掌控力：面對需要關注、需要做干預的外部環境，我們既接受也拒絕，因為仍然還在“居間”的狀態。

正如烏蘭加所述，“居間”一詞之所以迷人，正是因為“沒有借鑒西方傳統”。“居間”的視角很鮮明，它將過渡、運動和懸置作為本體論、存在論層面的真實狀態，與確定性、穩定性和實體性形成鮮明對比，與西方傳統形成直接的對立。這個詞的出現很巧妙，它擁有這層內涵十分重要——尤其是如果需要對抗殖民主義的偏見和概念定義，重要性會更為明顯。如此一來，植根于種族主義的所謂“純粹”和“完整”理念、所有基于殖民和帝國主義視角對墨西哥人、拉丁裔群體做出的貶低都會遭遇一個完全相反的理念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必須要將偶然性、不確定性以及“混合（種族融合）”作為定義人類生活的必備特質。

換言之，將“居間”作為一個哲學概念引入，象征著墨西哥哲學與西方傳統之間涇渭分明——而在此之前，前者一直在試圖模仿后者。有了“居間”的概念，墨西哥學者放棄了模仿，轉向了自身的原創和獨特；而且，這一概念的引入也象征著“美洲”本土的哲學范式干預并打斷了西方傳統，并且強行注入了自己的內涵。該哲學范式源于前殖民時期的原住民經歷，但對與其他個人、群體的經歷也同樣適用。烏蘭加寫道：“因此，我們擁有了屬于自己的本體論核心范疇——它先于我們存在，高度純粹，土生土長，沒有挪用和借用西方傳統，這個概念滿足了我們對于自身原創性的追求。”

也許，身處“居間”狀態會很可怕。可怕之處在于：當你身處“居間”狀態時，會覺得自己被連根拔起，徹底脫離過往；而未來仍不可見，等于整個人進入了一個邊緣、懸空的等待狀態。我意識到，作為西班牙語使用者，我失去了一部分身份認同；作為另一種語言的使用者，未來極不確定——這時，我就感受到了“居間”的狀態。

當時，我將之理解為恐懼，但這種“恐懼”也點出“居間”狀態的一種自由。“居間”也可以用來指“中立”的態度。所謂“居間”狀態下的中立，指的是不在道德、社會、立場上戰隊，不受特定的責任束縛，對所謂“權威”的人、事、物沒有什么設定好的義務——就像杜蘭那則故事中的原住民一樣。你會因此體驗到自由那令人不安的一面。我是第一代大學生，很快就發現，自己可以自由奔跑，諸多道路都能讓我追求未來。

如果真的不知道該往哪里走，站在中間地帶就會讓人有種壓抑的感覺。

暫且擱置其他因素不談，肯定“居間”狀態會對自己有幫助：鄭重地肯定自己處于永恒的過渡狀態（過去到未來的過渡，出生到死亡的過渡），走向“至今”未知的前方，懸停在范式的轉換過程中，承認未來最終會超出自己當下的理解范圍。

“居間”狀態可能會以相當出乎意料的方式呈現出來。我們既不是完全自由也不是完全保守，而是中間狀態的某一種；我們既沒有富可敵國也沒到絕對的窮困潦倒，而是處在中間的某處；面對一些特定的觀點，我們既不支持也不會反對，而是保持中立。身處這樣的中間地帶，如果真的不知道該何去何從，就會產生壓抑的感受；但如果我們發現，自己的“中立狀態”同樣是一種機會，一種讓我們可以打破確定預期、不受預設義務的約束去行動的機會，那么“中間地帶”就會讓我們獲得釋放。

最后陳述的這部分內容表明，真正身處“居間”狀態是一回事，而真正確認并肯定自己的“居間”狀態又是另一回事。最終，肯定和確認才是關鍵。當前的時代，社會壓力要求每個人做出明確的、特定的承諾，身處如此環境之下， “中間地帶”就成了可以獲得自由、選擇和個人成長的空間。在這樣一個空間內，我們可以不去看外部的壓力和特定期望，自主選擇和行動，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真正認為重要的想法和事情當中。而且，我們持續生活在“居間”狀態中，而且也認同自己是這樣一種狀態，因此，如果某些想法和事情開始變得不利于自己，就可以無負擔地放棄，自由地轉變想法，任由自己獲得意料之外的成長。“居間”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