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優績主義”這個詞又開始隨著一些熱點事件，高頻出現在公眾視野里。

粉筆公司的CEO張小龍，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發表了一番引來眾多爭議的演講。一位公考教育公司的創始人，卻一反常理地說“考公無意義”，轉而給大家傳授自己炒股的“致富經”。許多網友留言，這就是典型的“優績主義的傲慢”，因為張小龍忽視了成功并不止取決于個人努力，還受時代機遇的影響。

反優績主義的情緒，在優績主義這個詞降生之際其實就已存在。1958年，英國社會學家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就在自己的諷刺性小說《優績主義的興起》中，首次系統提出了“Meritocracy”這個詞。楊指出，優績主義認為個人應憑借其能力、努力和成就獲得相應社會地位和經濟回報。這一觀念，深刻形塑了現代社會有關何謂“優秀”的想象，也影響著不同國家的社會制度安排。

優績主義的觀念，看起來十分積極，但也被邁克爾·桑德爾等學者認為，其過于強調個體能力對事業成功的影響，不僅讓社會制度安排無法關懷弱者，更是在道德上，容易讓獲得成功的人滋生一種“精英的傲慢”。桑德爾的《精英的傲慢》一書于2021年引進中國后，一時之間成為最火爆的暢銷書。在擁有濃厚考試文化的中國，一本批判優績主義的書能獲得如此反響，是耐人尋味的。

然而，優績主義真是一個如此不堪的存在嗎？與如今飽受批評的現況相比，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它曾發揮的都是推動弱勢群體解放與社會文明進步的正面作用。英國學者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的《才華貴族》一書，就為我們打撈起了這段優績主義被遺忘的歷史。為什么優績主義的形象驟然轉變？在純粹的批判與贊同之間，我們是否有看待優績主義更全面、理性的方式？本期專題，我們希望與中外的一些學者一同，深入地思考這些問題。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6月12日專題《反思“優績主義”：我們如何理解“優秀”》的B04-05版。

B01「主題」反思“優績主義”：我們如何理解“優秀”

B02-B03「主題」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優績主義的“墮落”與“重生”

B04-B05「主題」走出優績主義，為什么這么難？

B06「主題」林小英：接受教育，是為了讓我們把日子過得生動

B07「主題」陸千一：傾聽職校生們的表達

B08「中文學術書摘」閱讀史和技術倫理研究兩則

口述｜金津

采訪、撰文/劉亞光

作為這期專題的策劃人，我的想法來自于一個問了自己多年的問題：我是一個優績主義者嗎？

和大多數人一樣，人生的前二十年，這個問題的答案毫無疑問是肯定的。從一個普通家庭出發，通過勤奮刻苦的學習，進入重點中學，拼過“千軍萬馬走獨木橋”的高考，進入一所“985”大學，再通過全方位的“優秀”，保送到更好的大學讀研究生。通過個人努力獲取成績，并進而贏得更多的機會和贊譽，不僅客觀上把我帶到更大的平臺，也成為一種“天經地義”的信念。

問題是，高考之后呢？在中國的教育體制中成長的學生，很容易把自己的求學歷程以大學為節點，自然地分成兩段：在這個敘事中，前一段的他們，是純粹的優績主義者，一心提高成績，不惜放棄愛好，犧牲娛樂；后一段的他們，則突然從優績主義中出走，在一個更為多元的評價體系中，開始自由地探索方向。

我曾經也非常信任這套敘事。用現在的話說，進入大學之后，我努力讓自己顯得不那么“卷”，自習不能去自習室，要去圖書館，因為這樣，或許會顯得我不是在去復習考試，而是去看書?！聦嵣?，我也確實因此看了不少書，培養起了可能讓我受益終身的對閱讀的熱情。本科四年，我對哲學很著迷，對著看不懂的原著或者二手解讀囫圇吞棗。思辨那些燒腦的問題給我帶來的愉悅，還讓我在課余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在學校的辯論隊中。

我和隊友們贏下很多比賽，學生時代的榮譽在現代回看聊勝于無，但那份快樂是真實烙印在回憶里的。大四那年寒假前，我們贏下一場賽前認為不可能獲勝的比賽。得知賽果的那一刻，我感覺一股興奮直沖腦門。有時候，樂極生的不一定是悲，也可能是突如其來的空虛。一個問題當時擊中了我：單純思考這個問題本身，至于讓我這么生理性興奮嗎？我最在意的，是不是還是贏？離開考試，對待愛好時，我是不是還在沿襲某種隱蔽的優績主義思維？

于是，這個問題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根“刺”。研究生畢業后，我完全跟隨自己的興趣來到書評周刊工作。此時的我，不認為依然被所謂優績主義的問題困擾，只不過偶爾還是會想起這根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也發現我的這個困惑，好像也沒那么莫名其妙。我看到許多身邊的人，從求學到工作，一直努力希望擺脫某種曾經幫助自己的東西，卻始終無能為力。我的心情很復雜，如果你要問我這具體是種什么感覺——當你在小紅書上刷到一些“反優績主義”的帖子，點開博主的主頁，卻發現簡介里寫滿了自己曾經畢業于哪所名校——可能是這種感覺吧。

電影《放牛班的春天》劇照。

2022年，我通過視頻采訪了大名鼎鼎的邁克爾·桑德爾。聊完很多有關社會的問題，在采訪的最后，我問了他這個帶著“私心”的困惑：您覺得我們真的需要走出優績主義嗎？怎么走出？桑德爾非常誠懇地說，他認為需要，“我們應該重新建立社會的評價體系”。

桑德爾的話，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具體到個人，這種重建，又談何容易？

采訪桑德爾一年之后，我和那時還在香港大學讀博士的鄭雅君聊了聊，當時，根據她的碩士論文改編的作品《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正在獲得空前的關注。她在書中認為，大學生們有著“目標導向型”和“直覺依賴型”兩種不同的行動模式。對出身寒門、資源匱乏的大學生們來說，大學是一座規則復雜的迷宮，成長路徑極為不清晰，他們也因此承擔著巨大的壓力和煩惱。

采訪中，鄭雅君告訴我，未來可能會爭取在東部城市的一流高校任教。從復旦到港大，她的教育背景和學術經歷，讓我覺得這是一個理所應當的選擇。那之后，我們鮮有聯系。直到今年，我通過兩篇報道了解到，她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甘肅，在一所“雙非”院校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皩ξ襾碚f，這是一個挺滿意的選擇”，她對我說?！斑@里沒有太多過分的學術kpi考核，也許更能做我自己想做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之前我可能接受了很多采訪，但在這里我沒有那么站在聚光燈下，這對我來說是好事”。

回到家鄉高校，是一個綜合考量下的決定。做決定的過程十分艱難。如果留在競爭更激烈的環境，意味著更大的平臺，但也要做出更多的犧牲?！坝心敲匆豢?，我終于開始問自己：我到底是為了什么呢？”也恰是在這個“掙脫優績主義”的思想斗爭時刻，她說，她更加意識到自己的家人、朋友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

“與其說現在大學生面對的是迷宮，不如說，已經是階梯了”，在我們今年的這次通話的最后，鄭雅君對我說。階梯是清晰但陡峭的，有著層級的劃分，每一步都無法踏錯。這確實是各個高校里都在發生的現實，學生一進高校就焦慮于找實習，臨近畢業，清一色忙著“考公”。大家確實不用走迷宮了，但苦確實一點也沒少吃。更重要的是，走階梯，很多時候是一種主動的選擇。

《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鄭雅君 著，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1月

在一個被學者們稱為“大學高中化”的時期，希望從優績主義中“出走”，和緊抓優績主義不放，共同構成了年輕人糾纏的心態。我想，對這個問題，或許我們應該有更細膩而全面的思考。

去年年中，我照例關注一些英文的社科新書，偶然讀到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管理學系的金津老師的專著《中國教育與社會流動：與布迪厄共同構想積極社會學》（Education and upwar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她跟蹤調查了17名來自中國頂尖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出身貧寒的學生，深度勾勒了這些學生在大學中與優績主義“搏斗”的鮮活心路歷程。

中國歷來有“寒門是否能出貴子”的討論。對這些出身弱勢家庭的學生來說，優績主義是基礎教育求學階段的信仰，他們因此脫穎而出，也因此在強手云集的頂尖大學里遭遇更強的心理沖擊。在金津的記錄里，有的人在理想與現實的不斷摩擦中妥協，形成一種“不配得感”；有的人發現，自己還在用考試的方式對待興趣社團，一切為了求一個好的分數。更重要的是，盡管他們中的很多人承認被優績主義所傷，卻并不知道放棄這種思維模式，他們能何去何從......

《中國教育與社會流動：與布迪厄共同構想積極社會學》英文版書封。

金津發現，這些學生離開大學就業以后，這些心理其實依然在發揮著作用。這或許說明，在中國這樣一個考試文化濃厚、有著悠長優績主義傳統的國度，優績主義并不僅是一個短期的觀念選擇，更構成了我們的某種生命底色。我們對待它的態度，永遠復雜而曖昧。

這些具體的論述很“擊中”我的困惑。在全國高考剛結束的時間，圍繞她的研究，和當下正在發生的教育現實，我邀請金津做了一次訪談。下面的文字，是金津的自述，以這次訪談和《中國教育與社會流動：與布迪厄共同構想積極社會學》中的內容為基礎。

金津，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管理學系副教授，倫敦大學學院教育社會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教育社會學、政策社會學。

“不配得感”與“自我排斥”：

當寒門學子走進精英大學

我的研究對象都是所謂弱勢社會背景的學生，他們對自己所處的社會位置是敏感的，也很在意周圍人的評價。一位叫姜耘的女生來自農村，她說一直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小透明”，直到有一天，她因為自己數學很好，被老師特別關注，才覺得自己“終于被看見”，于是她從那時候起，就把維持好成績和“被看見”這件事緊密聯系在一起。

處于一個弱勢的起跑線，意味著這些學生擁有的更少。在這些學生身上，我注意到一種“自我排斥”的現象，其實這也是與布爾迪厄理論對話的其中一個發現。布爾迪厄認為，處在特定位置上的人們會潛移默化地形成一些關于“可能”“不可能”的等級或者說區分的觀念，這種區分，很多時候都不見得是理性的。就比如劍橋的一位學者Di?ane Reay之前做的有關英國低階層學生的研究，明明一些學生的成績已經達到了牛津劍橋的要求，但當他們來到牛津劍橋的時候，那個地方的環境、精英階層學生的舉手投足，都會讓他們感覺自己“不屬于那里”。用現在的話來說，這是一種不配得感。

我訪談到的幾個學生都說，因為自己成長經歷的影響，他們會自動把一些選項排除在外，比如畢業之后出國留學，他們會覺得這不是他們該想的問題。但實際上，他們考到了清華、北大這個級別的學校，如果認真了解一下，會發現學生出國方面的支持是不少的。他們還有一個表現，就是對未來的規劃高度依賴一種模糊的想象，這種想象非常容易受到他人的左右，很不穩定。

電影《天才槍手》劇照。

我訪談的羅偉，他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法學系，后來做了專利銷售。他跟我說，他喜歡制造業，對法律這個行業有天生的抗拒。因為制造業和他小時候看著父母種莊稼很像——從無到有，生產一個東西，好像這個比較能給社會創造有形的、實實在在的價值。但法律似乎就是“爭執”，兩個人打官司打了好幾年，花了很多錢，但“創造”了什么呢？——這些看法當然不理性，但能反映不同人所處的社會位置、環境在他們腦海中形成的價值排序?？赡茉谒麄冇H身了解某個專業、某個職業之前，就構成了一種認知的障礙。

當然，這種無意識的障礙也會被有意識的妥協逐漸強化。比如，我的訪談對象在憑借努力一路往上讀的過程中，逐漸清晰地意識到結構性困境給自己的能力、眼界、品味、談吐的影響，他們在和別人比較的時候會被迫接受自己的“上限”，轉向“只和自己比”，慢慢強化了哪些選擇是自己“配得”的觀念。但在一個影響廣泛的優績主義文化里，這種轉變，還更多是一種帶有不甘的妥協。

優績主義者，

常常對“運氣”視而不見

我們會形成這種非理性的對未來的預判，也是我們過于相信自己能掌控一切有關——這其實也是優績主義影響的一個結果。我們很多時候會忽略運氣（chance）的影響。我自己最開始在南京大學學哲學，后來去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學讀研，當時完全沒想過要做學術，就是覺得上海實習機會多。高等教育學我之前沒了解過，但一學就很有興趣，后來就申請出國念了博士，走上了學術道路。我的每一步選擇其實幸運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訪談的北大同學唐達，出身農村的他剛上大學的時候連開電腦都不會，但第一學期計算機必修課上來就教編程，他整夜整夜自學，每天壓力都很大。他在大學里找不到上課教室，因為大學對他來說太大了，以前上學的教室都是固定的。后來就是因為碰到了一個特別關心他的老師，在課后給他輔導，帶他進自己的實驗室，大四的時候唐達還發了文章，拿到了國家獎學金。他對我說，遇見這個老師就是他人生的轉折點。

但我們很難看到運氣的作用，更傾向于認為成績是與自己的聰明和努力有關，也更容易在失敗和挫折的時候陷入自我責備。袁方本科在北大讀心理學，因為成績優異從大二開始還讀了金融的第二專業，畢業之后本來想去商學院，但她所有的申請都被拒了，因為她沒有很好的實習經歷。她跟我說，這一切都是因為沒有規劃好自己的時間，因為課程安排太滿了，她反復說“為什么我當初不更努力一點”。

當然，他們這種對優績主義的接受，很多時候來自于從小到大優異的成績，在一個如此不利的環境中奮斗到全國最頂尖的名校，很容易讓人產生“我比別人更聰明”的想法，覺得自己是“例外”的。然而，我的訪談對象之所以可以成為“例外”，有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的托舉。我訪談的大多數學生都說，雖然大家都在經濟和社會資源相對匱乏的環境下，但他們的家長比鄰居家的家長更重視他們的學習，家庭關系更融洽，更會為他們提供專注學習的環境。更重要的是，他們家里的經濟狀況還沒有完全糟糕到不能支持他們上學的地步，甚至絕大多數學生都提到，他們家里的經濟狀況比周圍的鄰居都要好一些。

優績主義是如何內化的？

精英高校中的弱勢背景學生，面對的其實是三重支配，為了抵抗這些支配，他們也發展出三重的能動性。首先他們面對的就是資源和機會的匱乏，這更多是一種有形的限制。這時候，奮發向上的優績主義成為他們對抗這種限制最強大的武器。但在這個過程里，優績主義也讓他們將成績視作最重要的東西，將自己的價值和所有來自外部的評價綁定，這構成了新的、無形的支配。

進入精英大學之后，有一些學生開始有所改變，他們看似突破了單純追逐成績的優績主義，開始發展興趣愛好，參加社團或是在很好的公司實習，看起來變得更多元了。其實，我最開始做這個研究的時候，就是希望能發現這些所謂突破優績主義的因素，因為我并不認為結構對人的束縛無法突破。后面隨著調研的深入，我感覺我可能把問題想簡單了。這些學生為什么可以做出所謂的“突破”？其實這背后同樣受到社會位置的影響。

我自己其實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來自一個小縣城，后面一步步考到南京大學讀書，又出國讀了博士，我在大學的時候也在盡可能拓寬自己?？雌饋砗孟裎覜]有太多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但實際上這里面有很多社會結構的作用。比如，我雖然不來自教育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但安徽的教育不是過分集中在省會城市，我即使在小縣城依舊可以接受還不錯的基礎教育。北京大學的劉云杉老師做過一個研究，很多省份的基礎教育資源，都不是像安徽這么均衡分配的，那么如果我在資源集中在省會的省份，可能就不一定能考上南京大學，也就沒有后來去交大，再去讀博士的可能。

電影《天才槍手》劇照。

起初我在討論這些學生的家庭支持時，提出過一個概念叫“能動性資本”（reflective capi?tal），這個詞有點類似于程猛等提出的“底層文化資本”。我當時想追問的是，這些孩子的原生家庭雖然資源上弱勢，但他們的家長不見得就不能傳遞給孩子很多很好的品質、能力、習慣等。我希望，能夠在這些孩子看似弱勢的原生家庭中，找到這些積極的因素，去反對對弱勢家庭的污名化。

比如，我的一些學生會提到，他們的家長在艱苦生活的打拼中習得了一種“能動性”的智慧，比如靈活地面對各種各樣的困境，有很多苦中作樂的能力，有韌性、堅強、有同理心等等，這些品質也影響了他們，讓他們在學校系統更有能動性地學習。但后面我也發現，所謂“能動性資本”可能也是一種“一廂情愿”，甚至可能會導致對更多弱勢家庭家長的污名化。原因是，我訪談的這些學生提到的家長傳遞給他們的美好品質，本身就是與優績主義契合的，符合優績主義的篩選標準，所以可以讓他們在優績系統里如魚得水，但沒有被篩選出的品質不是就是不好的，不值得被提倡的東西。就像邁克爾·揚在《優績主義的興起》的開頭提出的那個疑問：為什么只有最聰明的人可以有社會流動的機會？為什么不是最真誠的人、最善良的人、最勇敢的人、最有同情心的人？如果我們只從被選中的人身上概括“積極”品質，實際上也是在用優績主義去定義“積極”，同時也會用優績主義的標準去污名化被落下的人。

所以這是優績主義一個很重要的復雜性，也是我們很難跳出它的地方在于，它對人的支配是象征性的、無形的、潛移默化的。那些看起來能夠擺脫優績主義束縛的“能動性”，本身也是符合優績主義的。當我們去褒揚和提倡這些優績的能動性的時候，也形成了一種新的優績主義暴力——那些不夠“能動”的人成了不優秀的。

優績主義對我們產生的影響，就是以這樣一種深刻而隱蔽的形式發生的。這是一種優績主義的內化。我前面說的一些進了大學開始主動改變的學生，即便去參加講座、藝術鑒賞活動、社團，他們還是習慣于用優績主義的方式去改變自己。一大早就出門去參加這個活動，按照優績去給別人排序，甚至決定是否和這個人交往。當我們把優績主義內化了的時候，我們評價人的時候就不是把他/她當作一個完整的人去看待，而是把他/她抽象成很多指標，或者是一些排序，比如這個人的成績排名，這個人的收入、這個人在社會中的位次等等一些可以外化、可以比較的東西，好像這些就定義了這個人。

我訪談的一個學生梁臻，他特別勤奮努力，同時也很有我前面說的靈活性，來了大學之后不死讀書，但成績很好，同時參加各種社團和實習，也拿到了很好的實習機會，比如最頂尖的管理咨詢公司和金融公司。我問他這是怎么做到的，他說，主要是受他媽媽的影響。他媽媽就是特別勤奮，特別靈活，特別會反思的人。相對地，梁臻就覺得沒那么努力和勤奮的爸爸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因為他不夠有這種“能動性”。

最近我的一個學生跟我提到一個體會。他特別喜歡唱歌，最開始不是為了什么而唱，就是喜歡，但是他慢慢好像內化了優績主義，他說他現在參加學校十大歌手比賽的時候，不自覺就會在意自己能不能拿名次，沒拿到，就會覺得很失落。優績主義內化之后，很難有反優績的、本真的愛好，就是有，也都會被納入一個優績主義的評判里——連“反優績”這件事，大家好像也要比一比誰反得最好。

走出優績主義，然后呢？

我們能不能僅僅是因為熱愛去做一件事，而不為了那個成績？我們還是需要去特別關注自己的感受和體驗。優績主義雖然現在逐步被我們內化，但它首先是一些外在的規訓，它會讓我們不舒服，我們需要去理解這種不舒服，要去感受自己的情緒和體驗，真實的快樂我們是可以感受到的。比如我確確實實能感覺到，當我做學術的時候，我想出了一個原創性的、有趣的想法的時候，我是非?？鞓返?，哪怕它最后發不出來。如果我們真誠地面對自己，這些身體性的感受是很難欺騙人的。

包括我在內，我們一定程度上都被優績主義塑造。一個東西如果純粹在壓迫我們，我們自己很容易就可以擺脫，難的是，當我們從中獲得了很多的時候，我們該怎么走出去。所以如果輕易地說優績主義是特別差的東西，我覺得也不客觀——但它起碼是單一和狹隘的。

電影《天才槍手》劇照。

我的博士生導師Stephen Ball在談到如何掙脫話語規訓的時候，提過一個詞叫“self-forma?tion”，這也是?？绿岢龅母拍?，可以翻譯成“自我形成”，自我形成不是以某個特定狀態為目標的，這是一個“becoming”（生成）的過程。我們曾經被優績主義安慰，但人不能永遠依靠一個東西去安慰我們，這樣的安慰就會變成一個牢籠。

之前我接受訪談，有讀者留下一個我很贊同的評論，那位讀者認為，與其說自己被“困”在優績主義里，不如說是他/她自己選擇“留”在優績主義里，因為這個籠子的外面更不可控。我很能共情，如果走出了優績主義，完全不看外界的評價，到來的不一定是主體性的覺醒，很可能是虛無主義，是更深的無力和迷茫。但我反而覺得，如果我們不能意識到一直留在這籠子里面的問題，我們終究還是會被優績主義所傷的。因為，你總會遇到憑借自己的個人努力做不到的事情，總會碰到一些結構性的困境——除非你特別幸運。在這個意義上，走出優績主義，短暫地遭遇一種虛無和迷茫的狀態，不見得是壞事。

虛無，其實也是可能性，意味著你正在面對更多樣的生活打開自己。這個“self-formation”的過程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伴隨著痛苦，以及和各種話語、規訓的持久搏斗。但這種搏斗會讓你形成一種我稱之為“toned habitus”（調和性慣習）的東西，我們反思和抵抗優績主義的能力，也需要在一次次的鍛煉中修煉而成。每當你往外邁一步，它就會為你下一次的對抗積累勇氣和能量。

那么，如何度過這個虛無的狀態？很重要的一點，是要保持行動，尤其是要做創造性的工作，這個可能并不指某個特定的工作，但你的心態一定要是去創造，而不是純粹去消費，或者純粹機械地完成任務。我們前面提到的這個“self-formation”，不是一個屈從于欲望的自我，不是弗洛伊德意義上的自我，而是不斷意識到自我的局限，不斷尋求進步和成長的自我。創造，往往需要你持續性地專注到這件事本身上，為它投入純粹的努力，去開發你的潛能。

創造還意味著要打破嚴格的規劃和確定性。你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出來，但你要為做出來點什么傾盡全力。比如你今天采訪我，我們對話，也不知道能談出些什么，能不能影響別人，但我們都在努力貢獻自己的智識，我相信，我們雙方都能獲得成就感和愉悅。創造出的成果，也不是為了去比較。和優績主義邏輯的不同是，我們不是因為能創造出成果，才傾盡全力，是我們只有傾盡全力，才能創造出真正好的東西。這樣，我們會從這個過程里收獲超越優績主義的價值感和快樂，同時也不至于失去方向。

以共同的聯結，

對抗優績主義的區隔

很多時候，優績主義形成的是一種廣泛的區隔。當我們去試圖用一種總體性的方式去批判或者反思它的時候，好像就容易形成新的“暴力”。比如前面你提到的，現在反對優績主義的人，似乎都是在優績主義的規則中勝出的人，然后他們好像又形成了新的攀比，不能從優績主義里真的跳出來，到了大學還在死讀書的人，就顯得不那么優秀了。這個時候“松弛”又成為了新的賽道。包括我們簡單跟別人說，你不要再去“卷”學業了，要找到自己的熱愛，是不是有熱愛都可能成為新的區隔。

面對這種優績主義制造的區隔，我們就要去建立更多的共同聯結，要從生活中微小的善意里獲得能量。這個善意并不帶有功利的屬性。我訪談的一個學生林曄，她從小不會社交，但從小到大，她遇到的同學從來沒有嫌棄她內向，帶著她參加各種社交活動。她說，她就是和這些朋友一起的時候學會了一些基本的飯桌禮儀、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訂餐廳、組織飯局。因為曾經被這么“照料”過，所以，她來到大學之后，就會更主動地去組織一些活動，幫助更多的人。這份善意就開始傳遞了。

電影《天才槍手》劇照。

我們必須得承認，現在，以共同聯結對抗優績主義的區隔，確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其實很多創造聯結的空間，也有被績效化的風險。開個讀書會，組織一些活動，都可能會被考核影響得走樣了。我的導師Stephen Ball最近寫了一本書就叫《Against School》，《反對學校》，當然這個名字可能有點夸大，但確實指出了學校教育制度安排的一系列問題。落到具體的方法層面，我們確實反倒不能依賴一些制度化的手段去創造這種聯結。我們可以從身邊的小事開始行動，多去不帶目的地交朋友；親近自然，和非人存在也建立關聯；沉思式閱讀，和遙遠的作者們對話。

雖然這些聽起來有點虛，也有很多人可能會說，只關注這些小的行動，似乎回避了一些更大層面的政策問題，或是教育環境層面的問題。但有時候，恰恰是這些小的行動，是切實能幫到我們的。如果我們一味地把建立聯結的目光往上抬，盯著一些宏觀的東西，反倒可能回避了自己當下的行動。從自己的一些微小的行動做起，關心身邊的人，往后才可以逐步創造更大的聯結。

林曄講過的一段話，我覺得特別好，她說國外大學的畢業典禮叫commencement，英文里，這個詞其實是“開始”的意思。對中國的學生來講，走過高考，經歷優績主義的洗禮，來到大學，直到大學畢業開始工作，可能一直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擅長什么，要去追求什么。大學，其實就應該是大家開始獲得自我意識、明確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什么樣的人的地方。我真的希望，我們的“想要”不要以優績主義為定義，要開始去探尋“自我形成”，在與人和世界的聯結中勇敢、快樂地打開自己，不斷創造自己，也創造這個世界，讓我們都變得更多元、更豐富。

采寫/劉亞光

編輯/羅東 申璐

校對/翟永軍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