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無意識

維特根斯坦與弗洛伊德

作者丨李亞明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1856～1939)是奧地利的精神病理學家和心理學家，也是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在1900年出版的《夢的解析》一書中，弗洛伊德集中地表述了其獨特的病因理論、人格結構理論和治療方法，由此，一種作為精神疾病病因的“無意識”概念開始進入大眾的視野之中。然而，對于當時的西方社會，這不僅是新鮮事物，而且這個概念對于如何看待人的本質、人生的本質，都給出了新的視角，甚至還動搖了西方傳統身心關系的古老信念。因此，自這種理論提出之日起，來自哲學、心理學、醫學等層面的批判、探討和闡發就從未停止過。德國哲學家維特根斯坦(1889～1951)就曾為這個理論深深著迷，并發表了大量的評論。

對于精神分析理論，維特根斯坦表現出一種矛盾態度：他既對精神分析抱有一種深切的欽佩和贊賞之情，又在某些時候將之視為一種非常危險的理論。一方面，維特根斯坦曾經在寫作中使用了“無意識”、“升華”、“審查”及“阻抗”等精神分析理論的術語，并且聲稱自己就是弗洛伊德的門徒；另一方面，他也明確指出了精神分析理論的諸多弊病，表達了在思想觀念上與弗洛伊德的諸多嚴重分歧。二者思想方法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糾結在精神世界被論及的各個角落。毫無疑問，維特根斯坦曾深受弗洛伊德的啟發并且對精神分析理論有所借鑒，然而，二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和后來圍繞著心理學的核心概念——“無意識”展開的激烈爭論則是他們始料未及的。

維特根斯坦和弗洛伊德的同異之處還在于，二者同為著名的猶太裔學者，但維特根斯坦極力想隱瞞自己的猶太血統，這種羞于啟齒的出身成為他潛意識中的一塊心病，終其一生難以自拔，而弗洛伊德不但無此煩惱和心理障礙，還把受圈猶太家庭中幼兒、男女間最隱秘的關系和性心理展示在大庭廣眾之下；維特根斯坦素有精神病的特質，并幾次游離于精神病的邊緣，而弗洛伊德正是治療精神病的高手；維特根斯坦也曾有龍陽之好、斷袖之癖，而這于心理學研究和社會治療方面都是弗洛伊德的絕好案例；維特根斯坦在哲學方面以“語言學轉向”而彪炳哲學史冊，弗洛伊德在心理學方面則以“哥白尼革命”自許，二人都在人類思想史上“弒父弒君”，搞出不小的動靜，留下巨大的身影和長久的爭議。

二人對無意識的理解存在一個共同的基礎，就是他們都肯定無意識思維的存在。二者的分析活動顯示了一個共同的現象，即無意識可以在我們毫無察覺的狀況下左右我們的行為，支配我們的思想，而對這種無意識的追蹤則可以增加我們對某些現象的知識，甚至可以醫治疾病。

↑維特根斯坦

無意識的精神過程早在16世紀就引起了哲學家的注意。如瑞士醫生帕拉塞爾蘇斯就是歷史上首先使用“無意識”概念的人之一。在精神分析理論誕生之前，很多精神病學家和哲學家都對無意識的精神過程給出過系統的分析。然而，直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誕生，無意識的概念仍然為多數哲學家所反對。這是因為，一方面，精神分析中描述的無意識過程是無法為經驗所證實的；另一方面，這一概念給人帶來了情感上的不快。眾所周知，心靈在西方傳統的身心關系理論中擁有一個獨立、自主的地位，而這樣一種無意識的力量卻使我們成為自身精神世界中的陌生人。

弗洛伊德理論的重要意義之一就在于至少在心理學領域扭轉了西方主流社會對“無意識”的成見。“無意識”概念不但成為精神分析的核心和弗洛伊德理論的基礎，而且弗洛伊德甚至認為所有的心理狀態本身都是無意識的，意識只不過是無意識的顯現，猶如冰山的一角，水下才是主體的無意識部分。后來的認知心理學繼承并延續了這一認識，認為人的心理認知和計算過程就是無意識的，如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規則、馬爾（D. Marr）的視覺規則、福多（J. Fodor）的思維語言假說都預設了心理過程的無意識性，拉什利（K. Lashley）甚至認為：“心靈中沒有活動是有意識的。”這種揚“無意識”抑“有意識”的觀念走到極端，“剝窮上反下”，自然會引來相反意見的批評，杰克遜（F. Jackson）和內格爾（J. Negal）等哲學家經研究發現意識也是心理現象不可忽視的特征。著名哲學家、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約翰·塞爾（John Searle）也主張相對于“無意識”而言，“意識優先”。最近在北京召開的“第十三屆世界邏輯學、方法論和科學哲學大會”的壓軸戲，會議最后一天的全體大會暨閉幕式，標題就是“關于認知科學與塞爾教授的對話”。顧名思義，應該能聽到塞爾教授關于意識、無意識方面的高見，可惜他講的都是“社會本體論”的內容，不知他為什么回避主題，離題萬里。而目的論語義學的倡導者米利肯更主張意識中心論，她認為“意識在認識上是透明的、不可錯的”。這是意識和無意識關系的另一個極端。

由于意識和無意識問題的復雜性，布倫塔諾把它轉換成“意向性問題”。萊勒（K. Lehrer）和塞爾都認為“人類心靈的最顯著也是最令人困惑的東西有兩個方面，一是意向性，一是意識”。塞爾甚至把同無意識有關的意向性再分為“內在意向性”和“仿佛意向性”，把問題搞得更復雜，所以引來功能主義的代表福多的反對，他不但反對塞爾意識優先的原則，而且主張弱化意識問題。可見，弗洛伊德揭示、維特根斯坦激賞的無意識問題給人類思想界帶來了多少麻煩和生機。圍繞著意識和無意識和關系問題，無論是分離論還是不可分離論，無論是意識優先還是無意識優先，都是兩張皮，都不能把二者的關系擺弄清楚，于是，吉勒特（G. Gillett）和麥克米倫（J. Mcmillan）走向二者統一、結合的第三條道路，闡述意識和無意識的內在聯系和互為基礎、互為條件，自覺不自覺地向辯證法靠攏。塞爾提出的，后來引起巨大反響的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關聯原則”也是向這方面的努力。主張無意識的意向性狀態“更為根本”、反對塞爾意識優先的意向性專家雅各布（P. Jacob）力圖用“表征主義戰略”解決問題，所謂表征主義很大程度上用到語言分析的內容，如馬塞爾(A. Marcell)的閾下單詞感知實驗。心理學家們繞了一大圈，還是回到維特根斯坦的長項和老本行。

維特根斯坦與弗洛伊德都明顯地、深刻地表現出對無意識的信仰，維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學研究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發展，他的出藍之處在于：提出不僅存在無意識，連我們的意識思維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無意識的。在維特根斯坦看來，哲學家們無非是用“無意識”和“意識”兩個詞作了一個游戲：抑制了“無意識”，同時保留了“意識”，并在“意識”上大做文章。但維特根斯坦認為對于“無意識”的否認無一例外都是無意義的、徒勞的。他揭示出哲學本身就是一個語言所創造出的錯覺，但人們對此始終都無意識，所以他后期轉向對日常語言的分析，力求探索出日常語言通過哲學對精神世界所構陷的欺騙性。

在維特根斯坦看來，哲學是一個無意識的語義學欺騙，而在這個騙局中，欺騙者同樣是受騙者。因此，哲學成了一種人們必須從其重壓下解脫出來的語言的疾病。要實現這種解脫，就要揭示那些“無意識”在語言中玩弄的幻覺；要治愈自身的疾病，哲學家們必須對自己用語言玩些什么有一個透徹的分析。而這一哲學重壓的解放者和哲學家們疾病的救治者自然就非他莫屬了。

無論是心理疾病還是哲學疾病，治療的藥物和手術器械都是語言分析工具，弗洛伊德認為神經癥是由對無意識思維的壓抑產生的，尤其是難以啟齒的性壓抑，治療的方法只能通過語言分析和自由聯想引導出無意識——通過“無意識喚醒”——才好對癥下藥。弗洛伊德堅持認為，他是有特殊資格的譯電員，因此有能力對病人的無意識作出正確破譯。但人們直覺地感到他的這種能力是不可靠的，維特根斯坦更用“甲蟲盒子”的思想實驗來質疑這類心理譯電員的本領——不“打開頭腦的盒子”，你怎么知道你我頭腦中意識到的此甲蟲非彼甲蟲？更進一步，維特根斯坦認為展示人的無意識之夢就像張開的紙所呈現的一幅圖畫，精神分析師的作用就是為這些畫“解謎”，解釋成什么樣則是人言人殊的。但丁在《神曲》中夢到的“花兒”被解釋為教會腐敗的象征，因為當時高層神職人員所收受的意大利金幣一面的圖案就是百合花，而弗洛伊德“釋夢”中的“花兒”卻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夢到“花瓶的破碎”自然就是處女失身了。

弗洛伊德拿夢說事兒其實并非首創，中國歷史上早有釋夢的傳統，民間早就形成了“周公解夢”的神秘文化和俗文化。雖然也有和生殖有關的，但它的政治意義更為明顯，記入正史的大多與帝王將相的身世有染，如殷的祖先簡狄和秦的祖先女惰都是夢見“玄鳥”遺卵，吞而生子；漢高祖劉邦的母親更是“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其父“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史記》），中國歷史上這樣的記錄俯拾即是。

弗洛伊德的最大不同是，他力圖把這種對夢的神秘解釋心理學化、科學化、常人化，并把它同無意識及性本能聯系起來，找出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用于解釋人的行為和治療人的精神疾病。如弗洛伊德曾這樣解一個夢的畫謎：“當一個人看到一個嬰兒從乳房里吸吮飽足，臉上泛著紅光并且帶著一種充滿喜悅的微笑入睡時，他必定會反映出，這幅圖畫表現的是一個性的滿足的原型。”在這里，他將兩件事物——一個飽餐后的嬰兒和一個性交后的成人——并列放置在一起。弗洛伊德要求我們注意的是性滿足后的疲倦和飽餐后嬰兒的困倦之間的關系，與此同時，一個外部假設被構建出來，即吸吮母親的乳房是日后每一次性滿足的無可比擬的原型。兩種現象的并置被弗洛伊德當做其間有因果聯系的證據，但事實上，二者間自然的相似性是否必然有因果聯系還很難說。維特根斯坦就不同意這種混淆和牽強。他以一個成年女孩的“就寢儀式強迫癥”為例，反駁弗洛伊德的這種混淆，他認為這個女孩“試圖通過魔幻的儀式，分開男人和女人，即分開父母，以阻止交媾的發生”。她設想床板是個女人，床架是個男人，這很明顯只是一種“描述”。同樣，在阻止床板和床架的接觸中，她在制止交媾行為，這也只是“進一步的描述”。但這里交媾的“所指”就是她自己父母之間的云雨之事嗎？這種解釋是弗洛伊德的還是患者自己的就無從考證了。這里，維特根斯坦的批評就顯得十分貼切：他曾經將夢的意義區分為表面的意義和推論的意義。表面的意義無須證據，只要正確描述就可以了，而推論的意義則需要經驗的證明。弗洛伊德的分析往往就是在表面意義與壓制意義的推論間搖擺，由此便引發了混亂，這種混亂只是意識和無意識之間復雜關系的更深層混亂的折射。

弗洛伊德試圖確證的是一種可由話語來描述的理性，而維特根斯坦展示給我們的是話語之外的心理結構。如果說他們都在追蹤某種隱藏起來的無意識，那么弗洛伊德追蹤的是一個事件，而維特根斯坦追蹤的則是一種話語方式的形成故事。弗洛伊德通過對話語的聆聽尋找無意識，而維特根斯坦發現無意識就呈現在話語之中。無意識究竟該在何種層面上加以把握？還是像維特根斯坦暗示的，我們天生就進入了一個無意識所編織的網絡之中？果真那樣的話，弗洛伊德努力建立的理性的神經病理學就要以一種非理性的哲學收場了。

李亞明｜著，文章原載《社會學家茶座》2008年第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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