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所乘三叉戟飛機殘骸

我的父親胡萍

（原題）

來源丨轉自 老照片

作者丨胡耀萍

●當時的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專門指示父親：林家用飛機，要全力保證。

●“九一三”出事后，父親被直接從醫院帶走關押。專案組說，林彪乘飛機外逃的陰謀是父親搞的。父親說：你們盡管查，如果查出是我搞的陰謀，我負一切責任。專案組說你當了反革命還不老實。

●現在看來，其實并不在于父親當時做了些什么，因為不管誰處在他那個位子，恐怕都要那樣做，而結果也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歷史選擇了我父親。

●父親一直不承認自己的“罪狀”，所受到的待遇也就可想而知。……出獄的時候，父親的內衣已是補丁摞補丁，根本看不出原來的顏色，有的成了網狀，有的破得一條一縷。

我的父親胡萍，原名孫傳祉，1923年出生在山東省乳山縣，祖父是鄉紳，父親八歲時他就去世了。祖母是一個很開明的人，思想進步，支持革命。父親兄弟三人，大伯、二伯很早就參加了革命，是當時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我家是共產黨的聯絡點。大伯很早就為革命犧牲了，是革命烈士。二伯在青島教會中學畢業后，也參加了革命。

受家庭的影響，父親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工作，十四歲騎著自行車到處送情報，十六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來擔任過山東海陽縣委三區區委書記、東海軍分區一連副指導員、文登縣獨立營政委、東海獨立團及膠東軍區特務團政委。父親作戰英勇，曾兩次負傷致殘，獲國家頒發的革命軍人三級殘疾證書。

解放戰爭后期，父親任第三野戰軍第32軍95師284團政委。青島解放后兼任青島市南區警備區政委，1950年南下福建，兼任福州警備區政委。此時新中國正在組建自己的空軍，十分缺乏優秀的干部和指揮員，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向軍委建議：從陸軍抽調一批優秀的營、團職干部到空軍航校學習飛行，以擔任空軍的飛行領導干部。父親是高小畢業，在當時就算知識分子了，經審查各方面都合格，于1950年進入哈爾濱空軍一航校干部班學習飛行。

當年空軍培養的這批飛行技術干部，以后都成為了中國空軍或民航的高層領導。如：劉玉堤（北空司令員）、張積慧（空軍副司令員）、林虎（空軍副司令員)、馬寧（空軍司令員）、曾克林（海航司令員）、白云（空軍副參謀長）、胡萍（空軍副參謀長）、 張瑞靄（聯航總經理）等等。

父親從航校畢業后，1952年5月任剛成立的空軍獨立第三團團長，后任空軍航空兵三十四師師長、空軍副參謀長，一直負責中央及國家領導人的專機任務, 可以說是中國空軍專機事業的開創者。

父親是毛澤東首次乘坐由中國人駕駛的飛機的駕駛員、機長。曾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宋慶齡等中央和國家領導人駕駛專機上百次， 還執行過民主德國、越南、朝鮮、印度尼西亞、緬甸等許多外國國家元首的專機任務，圓滿地完成了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專機任務。1955年印尼萬隆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和1963年周總理出訪亞非十四國，父親為周總理的專機保駕護航，在當時十分復雜的政治環境和非常困難的保障條件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父親還親自參加、指揮了1966年邢臺大地震等搶險救災和軍事運輸任務，親自駕機穿越當時的死亡山口——帕米爾高原明鐵蓋山口，開辟了新中國第一條跨越歐、亞、非三大洲的新航線。

1956年4月下旬的一天，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突然把父親叫到他的辦公室，十分鄭重地對父親交代：“現在有個重要的任務，毛主席要坐咱們空軍的飛機，你看有把握嗎？”問題來得太突然，父親反復思考，還是先問了一句：“坐火車不是更安全些嗎？”劉亞樓說：“原來中央考慮讓毛主席坐蘇聯的飛機，請蘇聯駕駛員駕駛，可主席不同意。主席說，我們已經有了人民空軍，有自己的飛行員，為什么要外國人駕駛？外國人駕駛的飛機我不坐，我要坐中國人駕駛的！這任務就只好由你們來擔負了。既然毛主席這么相信我們，我們就應該有中國人的志氣。”父親回答：“保證完成任務，但這次任務非同一般，在安全上總會有風險的。沒有別的，我們一定精心細致地準備，做到萬無一失！”

那時候坐飛機并不安全。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到印尼出席萬隆會議，租借了印度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臺灣特務在飛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導致機毀人亡。周恩來因臨時換乘另一架印度飛機，幸免于難。

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租用的是印度飛機。會議結束，總理經香港回國時，空軍指定父親帶一名領航員去香港，為這架飛機回廣州領航。父親他們在香港時，國民黨特務趁領航員去廁所，欲策反領航員去臺灣，正在緊張時刻，我香港地下黨的同志及時趕到，國民黨特務的陰謀未能得逞。

回廣州后，周總理的專機由父親執飛，這是周總理第一次乘坐新中國自己的飛行員駕駛自己的專機，機型是當時最好的蘇制里2，空軍派出兩架拉11殲擊機，從廣州護航專機至柳州。1954年7月6日，專機從柳州經武漢回北京，當時武漢正在發大水，周總理指示專機在武漢地區低空飛行，以順便觀察水災災情。

新中國建立初期，條件艱難，要建設好第一支專機隊伍，沒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鑒，只有在工作中用心摸索，認真總結經驗, 指導思想就是要絕對保證安全。要求技術過硬，萬無一失，全面保障。無論是自己駕駛，還是指揮專機，父親對飛行人員的思想、技術、組織及地面保障，都做到了安全第一，萬無一失。因此，解放后毛澤東第一次乘專機外出，駕駛員非父親莫屬。

經過反復研究，空軍黨委決定，執行這次主席專機任務的是：機長胡萍，飛行員陳錦忠、領航員張振民、通訊員柳昆尚、機械師舒執章、機械員杜占林。專機為蘇制里2型8205號。同時還安排一架里2作為備用機。

機組在做好全面準備之后，進行了試飛。4月30日，中央警衛局的汪東興來了解準備情況。汪在察看了飛機客艙后提出：“床上的軟墊去掉換成棕床。”但棕床裝不上去。汪說：“改成木板的也可以，尺寸加長一點。”于是，機械師舒執章找到團修理廠，加工了一個木板床安裝在客艙里。

1956年5月3日清晨，機械師一早就對飛機進行了試車，待空軍副參謀長何廷一到后，又進行了試飛，檢查了機上各種設備的運轉情況，在確認狀態良好后，飛機著陸停在滑行道口。一會兒，劉亞樓司令員給機組正式下達任務：“今天是毛主席坐飛機，這次任務的意義十分重大，這是我們空軍的光榮也是你們的光榮，這是毛主席第一次坐我們空軍的飛機，是對我們空軍的信任，你們要拿出全部的本事來，保證這次任務的完成。現在飛機經過檢查試飛都很好，航線天氣也好，惟一擔心的就是怕你們精神太緊張，心情太激動，就像我平時坐你們的飛機那樣，不要緊張，我相信你們一定能做到這點。”隨后，劉司令員進入機艙，當他看到桌子抽屜內有撲克、象棋時，說：主席不喜歡這些東西，把它們收起來。隨后，他又察看了其他設備的情況，表示滿意。

7時30分, 一輛黑色轎車，緩緩地開到飛機跟前，車門打開，毛澤東身穿一套灰色中山裝，步履輕快地下了車。父親立正敬禮：“飛機已準備好，請主席上飛機。”毛澤東與機組人員握手，并詢問每個人的姓名、年齡，說：“你們都很年輕啊！”劉亞樓報告了飛行準備及天氣情況后，請毛澤東登機。陪同登機的還有羅瑞卿、劉亞樓及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

接到起飛命令后，飛機在轟鳴聲中緩緩地離開了地面，父親柔和、準確地駕駛著飛機，使其平穩舒適地上升到兩千多米的規定高度后，改為平飛。劉亞樓來到駕駛艙，詢問飛機情況，父親告訴他一切良好。經過4小時30分的飛行，專機于當日中午12時30分，降落在武漢南湖機場。經過短暫的休息加油后，專機于下午2時起飛前往廣州。

那時的毛澤東已六十多歲，但坐飛機時，他并沒有不適的感覺，也從不睡覺或臥床休息。有時，他會通過機窗一覽機外的風光，或是凝神思索著什么。更多的時間，是伏案閱讀線裝本的《資治通鑒》。有時，他也與同機的同志談工作。毛澤東吸煙，喝龍井茶，但很少吃糖果一類的東西，從不在機上吃飯。

專機到達廣州白云機場上空時，云層較厚，看不到地面，需要利用地面導航設備進行穿云下降。白云機場的側方有山，離機場又近，威脅著飛行安全。雖然在飛行前已有準備，但在穿云實施前，機組成員又互相提醒：不要緊張，按分工精密計算，準確操縱，協同好動作。飛機下降到百余米高度時穿出云層，看到跑道，下午6時，專機安全降落。

陶鑄、黃永勝、江青，到白云機場迎接毛澤東。毛澤東說：“還是坐飛機快, 當天就到了廣州。”接著，他和機組成員一起在飛機前拍照留念，與每個人握手告別，說：“謝謝你們。”此刻，機組成員們緊繃著的神經終于松弛了下來。

5月30日，毛澤東又乘飛機從廣州到長沙，飛行時間2小時15分。在長沙停留一天后，專機又于5月31日飛往武漢，在王家墩機場著陸，歷時1小時15分。

飛機到達武漢上空，開始下降時，毛澤東興致勃勃地來到駕駛艙，父親向毛澤東欠了欠身，告訴他下面就是正在施工中的武漢長江大橋。大橋的橋墩聳立在江面上，在橋上施工的工人和車輛設備都很清晰，場面十分壯觀。毛澤東喜悅地說：“啊！好看，好看！”領航員張振民為讓毛澤東看得更清楚，請他坐在領航員的座位上，為他指出武漢的一些重要目標。一會兒，毛澤東又把視線轉回駕駛艙內，詢問一些飛機設置的用途，父親一一作了回答。飛機即將著陸，見機組人員都在集中精力操縱飛機，毛澤東便起身離開了駕駛艙。

毛澤東在武漢期間，首次暢游了長江，寫下了著名詩篇《水調歌頭 游泳》。6月4日上午，毛澤東又第三次暢游了長江。下午乘飛機飛回北京。雖然上午剛游完泳，但毛澤東來到王家墩機場時，仍是精神煥發，毫無倦色。

專機起飛后，毛澤東又開始讀書、看文件。三個小時后，機組發現正前方有雷雨云出現，云層自下而上，連成一片，時有閃電出現，過河北衡水后，距雷雨區更近了，飛機開始顛簸。烏云升騰，伴隨著閃電，這種雷雨云對飛行安全威脅很大，機組當時雖有些緊張，但經過仔細觀察后，根據飛行前看到的天氣圖，認為沒有系統的天氣變化，現在出現的雷雨云是地區性的，雖然面積大，但屬于局部孤立的積雨云，是可以繞過去的。于是，領航員計算出繞飛的距離、時間、航向，掌握好飛機的位置。駕駛員努力保持飛機的穩定，機械師密切注意發動機的工作情況和溫度變化，通訊員在無線電波受到強烈干擾的情況下，細心地尋找信號，以保持與地面的聯絡。飛機在向航線右側平原地帶繞飛三四十公里后，避開了雷雨云，改回原航線。

里2飛機的通訊設備比較落后，短波通訊受干擾很大，前后有二十多分鐘與地面失去聯系，在北京西郊機場等候毛澤東的劉亞樓十分緊張，多次責令塔臺指揮員蔡演威不停地向飛機呼叫，搞清飛機的位置和狀況。現場氣氛非常緊張。

飛機終于安全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機場，滑行到候機室前，毛澤東來到駕駛艙,高興地對機組人員說：“同志們辛苦了！你們是騰云駕霧，暴風云中見成長！”接著與每個人一一握手告別。

劉司令員對父親說：“這次任務完成得很好，剛才我真擔心啊！”父親說：“開始我們也有點緊張，后來細心地觀察了天氣現象，認為是局部的，可以繞過去，這樣心里就有數了。”劉司令員說：“好好總結經驗，以后主席還要坐飛機。”

毛澤東在第一次乘坐空軍飛機以后，又多次乘坐空軍專機。父親為毛澤東駕駛專機四十余架次，飛往全國各地。據統計，毛澤東在1956年乘坐專機六架次，1957年二十六架次，1958年三十二架次。三年總計六十四架次，飛行約一百五十余小時，航程四萬余公里。所到之處有：廣州、長沙、武漢、鄭州、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徐州、濟南、青島、西安、成都、昆明、沈陽、長春、南寧、合肥、山海關等地。

1956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確定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此期間，毛澤東的外出活動極為頻繁，為了快速方便，就充分地運用了飛機這種現代化的交通工具。

那幾年中央的會議增多，許多會議在外地召開。不僅政治局的同志乘坐專機，連大區、省、市委書記也都乘坐專機，中央常委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領導同志，也都陸續乘坐空軍的專機。不僅單機的專機活動增多，而且發展到集群活動。凡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有國際、國內重大活動及黨的重要會議，單機和機群的專機任務，大都由空軍航空兵34師來承擔。期間，34師沒有發生過任何問題和差錯，圓滿地完成了飛行和保障任務，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肯定和稱贊。

1959年，黨中央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決定毛澤東出行不再乘坐飛機。不料，1967年“文革”時期，武漢發生了“七二〇”事件。鑒于形勢突變，中央決定正在武漢的毛澤東乘飛機離開武漢。于是，1967年7月21日，毛澤東又乘坐空軍34師的伊爾18型專機，從武漢飛往上海，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乘坐飛機。

“文革”開始后，父親的工作更加繁忙。全國各地動亂不止，中央領導人不停地奔赴各地處理、解決問題。父親當時已任空軍副參謀長（仍兼任空軍34師黨委書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中央專機的派遣和保障，在當時十分復雜的環境下，父親兢兢業業，精心安排，保證了每一次中央專機任務的安全。

人的命運是自己很難掌握的，特別是像父親這樣從小參加革命，把一切都交給了黨，交給了組織，交給了部隊的人。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徹底改變了父親的命運。

父親是空軍負責中央專機任務的副參謀長，送林彪出走的那架256號三叉戟當然也在父親的管轄范圍之內。父親由此被扣上了“資敵”的罪名，被關押多年。母親和我們子女成為反革命家屬，家中被抄，掃地出門。母親和只有七歲的妹妹被遣送回農村老家勞動改造。當時我在空軍已是一名飛行員，弟弟也在部隊當兵，同時被復員到農場勞動。

給林彪派飛機就是資敵罪嗎？任何人的行為都不能超越他所處的時代。當時的林彪是黨的唯一的副主席，是上了黨章的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當時的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專門指示父親：林家用飛機，要全力保證。

林彪當時住在北戴河，幾乎每天都有飛機從北京往返北戴河接送人員和傳遞文件。由于太頻繁，容易泄密，吳法憲對父親交待，凡是去北戴河的飛機，由你掌握，要注意保密，改呼號，以訓練的名義往返。

1971年9月12日傍晚，林立果要去北戴河，父親像往常一樣派出了飛機。可他怎么知道這架飛機會攜林彪出逃？

父親當時正因腎病住在301醫院，開始以為是癌癥，后確診是腎結核，準備天氣涼爽后做手術。“九一三”出事后，父親被直接從醫院帶走關押。專案組說，林彪乘飛機外逃的陰謀是父親搞的。父親說：你們盡管查，如果查出是我搞的陰謀，我負一切責任。專案組說你當了反革命還不老實。

后來，周總理為父親說了話，說不要再追了。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來看了父親，說總理很關心你。第二天專案組就說：你老實點，不要以為總理給你說好話，總理說了，讓你好好揭發黃吳。父親莫名其妙，搞不明白黃吳是怎么回事，揭發什么。后來中組部派人來宣讀了中央文件，父親才大夢初醒。父親回憶說，我哪里會知道這些陰謀，我要是不忠誠、不可靠，怎么會一直用我，早就把我打倒了。

現在看來，其實并不在于父親當時做了些什么，因為不管誰處在他那個位子，恐怕都要那樣做，而結果也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歷史選擇了我父親。

父親的悲劇在于，被他一直視為比自己生命更重要、并全身心投入的專機事業，成了“罪行”和“陰謀”，一夜之間變成了反革命！他忠心耿耿、竭盡全力為中國空軍專機事業所付出的心血和貢獻，全部化為烏有！父親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父親一直不承認自己的“罪狀”，所受到的待遇也就可想而知。在秦城關押那么多年（1982年被判有期徒刑11年，刑期自1971年開始計算——編者注），他一直不穿監獄發的囚衣，只穿入獄時帶進去的衣服。出獄的時候，父親的內衣已是補丁摞補丁，根本看不出原來的顏色，有的成了網狀，有的破得一條一縷。關押期間，父親還因腎結核切除了一個腎。1981年父親從秦城監獄出來，因患腦垂體瘤，得不到應有的治療，導致雙目失明。父親于2008年去世，去世時每月僅有幾百元生活費。

在父親的追悼會上，我寫了一幅挽聯，以寄托我們的哀思：戎馬一生坎坷路，嘔心瀝血，長空萬里送公行；是非榮辱兩不驚，胸懷坦蕩，功過自有后人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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