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中國企業(yè)家》關于追覓老板俞浩的對話,我只想說,這人想得比大多數人深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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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浩給自己貼了個標簽,i人,被迫高調。這話看著像段子,細品卻是真的。他從小內向到什么程度?高中三天沒吃飯,不是沒飯吃,是不好意思開口問食堂在哪。打算創(chuàng)業(yè),電話號碼擺在那里,硬是半小時撥不出去。后來他逼自己的方法是,想想從樓上跳下去痛不痛苦,再想想打這個電話痛不痛苦。兩相比較,電話就撥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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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自我驅動的方式,貫穿了他所有的商業(yè)決策。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說“大部分人考慮的是現象,我思考的是規(guī)律”。小時候村里種棉花還是種大豆,他給母親的建議是反著來。別人種棉花,我們就種大豆;別人種大豆,我們就種棉花。聽起來很樸素,但背后其實是稀缺性判斷。創(chuàng)業(yè)也是一樣,如果所有人都往同一個方向沖,策略收益就會被迅速攤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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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能解釋追覓為什么總是顯得“不按常理出牌”。別人覺得掃地機、洗地機是小家電,追覓看到的是高速數字馬達、傳感器、算法、供應鏈和機器人能力的集合;別人覺得跨界造車、做手機太激進,他看到的可能是底層技術能力向更多物理世界入口的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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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俞浩不是沒有風險。他的表達確實容易被誤讀,甚至容易反噬品牌。一個創(chuàng)始人太高頻、太情緒化地站在臺前,會讓企業(yè)被個人IP強綁定,這是雙刃劍。但我也不認為這只是單純的“狂”。更準確地說,他給自己戴上了“理性狂妄”的帽子,外面看起來是狂,里面其實在算賬。
尤其是他談第一性原理那段,我覺得很有意思。他不迷信別人嘴里的第一性原理,而是回到成本、技術成熟度和產業(yè)條件本身。視覺不是天然正確,雷達也不是天然落后,真正的關鍵是當下什么方案更接近問題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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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最后,有一點我是一點都不會懷疑的,這個從借不來50塊錢的村子里走出來的人,對"資源稀缺時如何活下去"的理解,比任何商學院案例都要具體。
他給自己想好的墓志銘是,"這里留下了一串探索者的足跡。"
不管追覓最后走到哪里,這句話,他已經配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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