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馬令海

（本篇為建設“可信商品權利憑證”體系系列文章之一）

（建設“可信商品權利憑證”體系系列文章之二：）

在大宗商品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中，我們頻繁提及一個核心概念——NCD（Negotiable Transport Document，可轉讓運輸單證）。它不僅是構建“可信商品權利憑證”體系的邏輯母本，更是重塑全球陸海貿易信用底層協議的“基因”。若將全球貿易比作一個巨大的生命體，那么NCD便是那決定其價值傳遞與信用流動的DNA雙螺旋結構。要深入理解這一體系如何從根本上改變內陸貿易的融資困境，我們必須回到它誕生的法理源頭，探尋它如何從聯合國國際公約的條文，演變為一場由技術驅動、由實踐檢驗的全球貨權革命，并最終在中國的西部樞紐——重慶，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一、時代之問：規則滯后與數字化浪潮下的雙重撕裂

國際貿易的長久繁榮，建立在數個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信用基石之上。其中，紙質提單（Bill of Lading）無疑是最核心的一塊基石，被譽為“打開海上浮動倉庫的鑰匙”。然而，這把鑰匙的設計圖紙誕生于大航海時代和電報發明之前，當全球貿易巨輪駛入“集裝箱時代”、“多式聯運時代”乃至今天的“數字孿生時代”，傳統的法律框架，尤其是以《海牙規則》和《海牙-維斯比規則》為代表的海運規則體系，顯露出了深刻且致命的滯后性。這種滯后性造成了物理世界貿易效率與法律世界信用規則的巨大撕裂。

首先，是“模態孤島”造成的權利斷裂。

傳統提單的法律定義、功能實現和司法實踐，均高度、甚至排他性地錨定在“海上運輸”這一特定環節。承運人的責任期間被嚴格限定在“鉤到鉤”或“舷到舷”。當貨物在荷蘭鹿特丹港卸下，準備通過鐵路運往德國杜伊斯堡，或者從中國的重慶果園港裝上中歐班列駛向歐洲腹地時，那張代表貨權的海運提單在法律上便已完成了其使命。后續的鐵路運單、公路運單，在絕大多數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國家的法律框架下，僅僅被視作“貨物收據”和“運輸合同證明”，而非“物權憑證”。這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在途貨物的權屬連續性在跨越國境或轉換運輸工具的節點上，往往發生法律意義上的斷裂。對于金融機構而言，這種斷裂意味著擔保物權連續性的落空，使得他們無法僅憑一張運輸單證就可以為一個由卡車、火車和輪船接力完成的“門到門”全程運輸提供連貫的、以貨權為基礎的融資服務。

其次，是“效率黑洞”引發的成本高企。

在數字信息可以瞬時環繞地球的今天，紙質單證的流轉速度依然受限于物理世界的快遞效率。國際商會的調查數據曾顯示，一票涉及多方的國際貿易貨物，其紙質單證的流轉和處理成本可能高達貨物價值的五分之一，且處理時間動輒數天甚至數周。“貨到單未到”早已不是偶然的煩惱，而是國際貿易中的一種常態。為了應對這一常態，收貨人不得不提供高額的銀行保函以換取承運人無單放貨，這不僅增加了資金占用成本，也埋下了欺詐和爭議的法律風險。傳統的紙質單證流程，像是一個沉重的錨，拖慢了現代供應鏈高速運轉的齒輪。

最后，也是最為關鍵的，是“物權憑證”在非海運領域的制度性缺失。

在內陸貿易以及包含陸運或空運區段的多式聯運中，由于缺乏一種被廣泛接受的、具有物權屬性的可轉讓憑證，貨物的金融屬性被大大削弱。一個滿載高價值汽車零部件的集裝箱，在海上航行時可以被銀行視為優質抵押資產，因為它背后有可轉讓的海運提單作為擔保。但當同一個集裝箱被裝上火車，開始它的內陸旅程時，它便從“可融資的資產”退化為“在途的庫存”。金融機構因無法有效介入在途貨質的融資服務，導致大量社會資本沉淀在內陸供應鏈的各個環節，無法高效流轉。這對于身處內陸、依賴鐵路和公路運輸的國家和地區而言，構成了巨大的競爭劣勢。

正是在這種“時代之問”的強烈呼喚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肩負起了重構全球貿易規則的艱巨歷史使命。自20世紀末期起，UNCITRAL便開始尋求彌合電子通信與傳統紙質單證之間的鴻溝，并最終將目光投向了那個更根本的問題：如何為所有運輸方式，創造一個統一的、可轉讓的權利憑證制度？起草一部旨在統一全模態運輸法律的《可轉讓運輸單證公約》便成為了破局的關鍵，而NCD 正是這部公約中最為核心的制度創新。

二、NCD的核心進化：一場從占有排他性控制的法理革命

NCD的出現，絕不僅僅是多了一種新的單證格式。它標志著全球貨權管理邏輯的一次根本性的“范式轉移”，一場從物理世界的“占有”向數字世界的“排他性控制”的法理革命。

在聯合國貿法委的定義下，NCD首先徹底打破了海運提單長達百年的法律壟斷地位。它不再糾結于貨物是經由海洋的驚濤駭浪，還是穿行于大陸的鐵軌之上。公約的核心邏輯是功能性的和結果導向的：只要一份運輸單證（無論是紙質還是電子形式）滿足了特定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尤其是其“可轉讓性”和所代表權利的“唯一性”，它便應當被賦予與海運提單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一，實現全模態的權利覆蓋。

NCD將法律的管轄范圍從“港到港”歷史性地延伸至“門到門”。這意味著，一份簽發的NCD，其作為物權憑證的效力可以貫穿海運、內河水運、鐵路、公路乃至航空運輸的全過程。它為鐵路運單、公路運單、多式聯運提單注入了“物權靈魂”，使它們從簡單的收據和合同證明，蛻變為具備融資和擔保功能的核心金融工具。這為全球內陸國家和地區參與高水平的國際貿易，提供了法律上的“通行證”。

第二，確立電子記錄的控制權邏輯

這是NCD公約最具前瞻性的貢獻。公約首次在法律層面明確確認，一份電子運輸記錄，只要能夠通過可靠的技術手段（如基于區塊鏈的分布式賬本、可信第三方登記系統等）確保其在整個生命周期內的“唯一性、可識別性和完整性”，即可實現法律意義上的“排他性控制權”。

這條原則的內涵是革命性的：它宣告了“控制即所有”。在傳統的紙質單證時代，對貨物的權利通過物理性地“占有”那張獨一無二的紙面文件來體現。而在NCD的電子記錄時代，權利通過對電子記錄本身施加“排他性控制”來體現。簡單來說，在一個合規的NCD系統中，誰在技術上被系統識別為擁有該電子記錄的“控制權人”，誰就是法律上唯一有權主張交付貨物、轉讓權利或設立擔保的合法權利人。

這一邏輯的轉變，使得數字技術的應用不再是輔助單證流轉的工具，而成為了權利本身的載體和保障。它為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提單、電子運單等創新應用掃清了最根本的法律障礙，讓貨物權利的數字化流轉從夢想照進現實。

三、重慶答案：全球陸權規則的先聲與探索者的足跡

如果說聯合國貿法委及其公約為NCD提供了精妙的“法律骨架”，賦予了其生命力；那么，中國的重慶則以其敢為人先的勇氣和腳踏實地的實踐，為這一骨架填充了最生動、最鮮活的“商業血肉”，賦予了其在現實世界中奔跑的能力。

重慶，這座位于中國西部、長江上游的山水之城，是“一帶一路”與西部陸海新通道的關鍵連接點和運營組織中心。然而，正是其身處內陸的地理位置，使其對傳統“海權規則”對內陸貿易發展的束縛，有著比沿海港口城市更為切膚之痛的認識。大量“重慶造”的筆電產品、汽車摩托車要通過鐵路轉運至沿海港口再出海，漫長的陸路運輸環節長期處于貨權憑證的“真空地帶”，嚴重制約了企業資金周轉效率和供應鏈競爭力。為此，重慶開展了一系列極具前瞻性和魄力的實踐，為NCD從理論走向規模化、工業化應用貢獻了無可替代的“重慶方案”。

里程碑一：鐵路提單物權化的全球首創。

2017年12月，在多方共同努力下，重慶自貿試驗區在國際上率先啟動了“鐵路提單物權化”改革探索。全球首張被賦予物權屬性的鐵路提單在重慶誕生，并由中國銀行重慶分行完成了首筆基于該鐵路提單的國際信用證業務。這一突破性的實踐意義非凡：它用無可辯駁的商業事實向世界證明了，在沒有現成國際公約支持的背景下，在非海運的陸路運輸環境下，通過當事各方的合同協議授權、銀行及司法系統的認知共識與商業自治管理，完全可以構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可轉讓權利憑證體系。重慶的這一“破冰之舉”，不僅為企業帶來了實實在在的融資便利，更為日后NCD公約在全球范圍內的推廣提供了最寶貴的實踐支撐和中國樣本。

里程碑二：陸海新通道的規則探索與標準輸出。

重慶并不滿足于單點突破。依托西部陸海新通道這一連接“一帶”與“一路”的宏大戰略平臺，重慶將實踐推向系統化、標準化。通過聯合通道沿線的鐵路、港口、船公司、金融機構和貨主企業，重慶推動制定了《西部陸海新通道鐵海聯運“一單制”試點方案》及相關的操作指引。這本質上是將NCD的全模態聯運邏輯具象化為一套可復制、可推廣的商業操作標準。一張融合了鐵路與海運區段的“一單制”提單，就是NCD在特定通道場景下的一個具體化身。它不僅簡化了單證流轉流程，更關鍵的是實現了貨物在鐵路段和海運段的“一單到底、全程擔保證”，極大地增強了金融機構對全程供應鏈的信心，吸引更多資本服務通道建設。重慶也因此從一個物理上的貨物集散中心，躍升為全球矚目的陸海貿易規則的策源地和輸出者。

里程碑三：從實踐創新到體系化認知。

重慶的探索并未止步于單證本身。在實踐中，參與方深刻認識到，一份可轉讓的憑證若要真正建立公信力、防范欺詐，必須嵌入到一個更廣泛、更可信的生態體系之中。這直接啟發了我們今天所構建的“可信商品權利憑證”體系的整體思路。這個體系不僅包含了NCD憑證本身，還涵蓋了其簽發主體的資質管理、底層資產的數字監控（如物聯網追蹤貨物狀態）、權利的登記與公示、爭議的解決機制等一系列配套制度。重慶的實踐表明，這種源于“陸權邏輯”的制度創新，填補了國際貿易在陸路和多式聯運環節的長期信用短板，為廣大內陸地區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提升綜合競爭力開辟了全新的路徑。

四、結語：從NCD到可信商品權利憑證構建數字經濟的貨權底層協議

回望NCD的誕生與演進，我們看到的是一部全球法律專家與一線商業實踐者“雙向奔赴”的壯闊史詩。聯合國貿法委以其高瞻遠矚的立法智慧，為全球貿易的未來繪制了法律藍圖；而重慶等地的大膽探索，則以其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驗證了藍圖的可行性，并不斷反饋修正，使其更加完善。

NCD不僅僅是一個冷冰冰的法律技術工具，它更是一場關于“信用”的生產關系深刻變革。它揭示了貿易融資的本質，不在于物理距離的遠近，而在于權利憑證的可信度和流動性。它證明了通過法律、技術與商業模式的協同創新，完全可以將長期以來困擾內陸貿易的“信用死資產”激活為“金融活資本”。

今天，我們站在NCD這一法律巨人的肩上，提出建設“可信商品權利憑證”體系的宏大構想。這正是為了將那種源自聯合國公約精神、驗證于中國重慶實踐的先進貨權邏輯，從特定的通道和試點，推向更為廣闊的工業應用場景，覆蓋更廣泛的大宗商品品類和供應鏈網絡。我們的目標，不僅是繼承NCD的規則，更是要借助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技術，構建一個更加透明、安全、高效的數字經濟“貨權底層協議”。這不僅是對過去百年貿易規則的重塑，更是對未來數十年全球數字貿易新秩序的奠基。在這場波瀾壯闊的變革中，中國正在從規則的接受者，成長為規則的共建者與引領者，而NCD及其催生的“可信商品權利憑證”體系，正是我們手中那把開啟未來之門的關鍵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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