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5月19日，我外交部對外確認，當天非洲國家利比里亞大使杜德利·托馬斯，宣布接受中國推動的國際調解院公約，并舉行簽署儀式，這使得簽約國增加到43個。
就在1周前，中亞國家塔吉克斯坦外長穆赫里丁，才剛剛簽署完這一條公約，簽署后穆赫里丁向我外長助理劉彬表示，簽署條約將極大幫助該國，處理地區與全球事務爭端。
作為去年10月剛運行的組織，國際調解院半年來可謂發展迅速，除19個初始國以外，后來又有24國加入，單是今年前5個月，就已有4國簽約。
對各國而言，隨著美國加強單邊行動，聯合國安理會、世貿組織等國際機構職能正在缺失，第三世界國家不安全感正與日俱增，急需一種新的國家間處理方式和組織，來對沖矛盾，補全國際制度。
而在這一需求背景下，中國所倡導國際調解院模式，主張基于和平對話協商解決分歧，通過各國共識與國際法處理糾紛，也逐漸更被各國所接受，成為近期會員國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當然，作為國際組織，盡管成員不斷增加，但能否真正有效發揮作用才是關鍵，如果只是一個吉祥物擺設，這一模式注定不可能長久。
就在成立半年后，調解院終于開張，秘書長鄭若驊對外確認，在5月初成功處理1起，涉及中國與新加坡的國際海事船舶租賃合同糾紛，這是該機構成立來首次成功解決分歧。
從案例上看，盡管該糾紛并非國與國之間的外事糾紛，但意義同樣重要，表明國際調解院不僅能處理政治外交分歧，而且具備解決商業糾紛的職能，成為國際法和仲裁機制的重要補充。
另一方面，盡管新加坡并非簽約國，但也接受了調解院的調停，這側面說明，中國不僅有意愿，也更有實力，確保這一調解秩序穩定，以1種各方都能接受的程度，和平解決分歧。
實際上，盡管國際調解院當前只有40多國，且西方發達國家不怎么參與，但核心在于，通過推動這一機構，我國驗證了和平處理國際糾紛的可行性，并給出了“中國模式”。
而隨著未來引入“國際間大宗商品交易調解”等商業調解機制，這在拓展調解院影響范圍規模的同時，也利好我國原材料供應穩定，以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進而鞏固中國作為制造業強國的地位，反哺國家實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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