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1日，普林斯頓大學教職工全體投票，以僅1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決議：自7月1日起，所有線下考試必須安排教師在場監考。這項政策終結了普林斯頓自1893年建立的“榮譽守則”（Honor Code）——無監考考試傳統。

據該校校報調查，29.9%的大四學生承認曾作弊，44.6%目睹違規卻未舉報，僅0.4%舉報過同學。本科學院院長戈爾丁（Michael Gordin）在致教職工信中寫道，AI和個人電子設備使作弊行為“在外觀上與正常答題幾乎無法區分”，學生不愿舉報是因為“害怕在社交媒體上被人肉”。

就在普林斯頓投票前三周，斯坦福大學教職工評議會也全票通過了類似政策。一套基于人性信任的制度扛過了兩次世界大戰、水門事件和互聯網繁榮，卻在AI面前失效了。

撰文 | 木木

19世紀末的普林斯頓，作弊是一場師生之間的暗戰。學生把它當作“智勝”教授的游戲，教授則耗費大量精力抓作弊。1893屆校友布斯·塔金頓（Booth Tarkington，后來兩度獲普利策小說獎）把這種氛圍描述為“教授與學生之間的貓鼠游戲”。

1893年1月，幾名高年級學生決定結束這場戰爭。大四學生查爾斯·奧特利（Charles Ottley）和幾名大三同學借鑒了他們在田納西州韋伯中學（Webb School）的經歷，提出了一個在當時堪稱激進的提議：取消監考，改用榮譽承諾。

校報《普林斯頓日報》在同年1月13日的社論中呼應了這一提議，將當時的監考制度稱為“一套災難性的間諜制度”，“無論如何也不是”為了“提升大學道德標準”。

5天后，普林斯頓教職工會議投票通過了一項決議。會議記錄上寫道：

“鑒于學生中已出現一種強烈且日益增長的反對考試作弊的情緒，且學生渴望以紳士的榮譽參加考試，茲決議：在另行通知之前，考試不再設置監督。每位學生只需在試卷末尾簽署以下聲明：我以紳士的榮譽起誓，在本次考試中，我既未給予也未接受任何幫助。”

穆雷院長（Dean Murray）負責的高年級英語考試成為了新制度下的第一場無監考考試。這套制度被宣布為“決定性的成功”，并引起了全美媒體的關注。

普林斯頓大學榮譽守則下的第一次考試（1893 年 1 月 26 日） | 圖源：普林斯頓大學檔案館

1969年，普林斯頓實行男女同校后，誓言中的“紳士”被刪去，但核心機制延續至今：考試期間教授離場，學生簽署承諾，若發現有人作弊則須舉報，被指控者由同學組成的陪審團裁決。

這套制度有多深入普林斯頓的骨髓？《了不起的蓋茨比》作者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913年入學普林斯頓）曾寫道，違反榮譽守則這件事“根本不會出現在你腦海中，就像你不會翻你室友的錢包一樣”。

榮譽守則扛過了兩次世界大戰、1960年代的動蕩、水門事件之后的幻滅，甚至扛過了互聯網和搜索引擎的沖擊。

但它在2026年倒下了。

當信任變成了“傻子才遵守”的規則

2025年，《普林斯頓日報》對超過500名大四畢業生進行了匿名調查。

29.9%的受訪者承認在普林斯頓就讀期間曾在作業或考試中作弊。44.6%的人目睹過有人違反榮譽守則，但選擇不舉報。只有0.4%的人舉報過同學。

三個數字組合在一起，擊穿了“信任機制仍在運作”的假象。將近三分之一的人作弊，將近一半的人看見了卻不說，而真正舉報的人約每250人中才有1個。

據不久前《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榮譽委員會（Honor Committee）過去一年收到了大約60起案件，較此前有所上升。但前主席納迪婭·馬庫茨（Nadia Makuc）認為這只是冰山一角，絕大多數案件從未被舉報。

馬庫茨描述了作弊的具體場景：“如果考試用筆記本電腦，切到另一個窗口就行了。如果是筆試，就在桌子底下看手機，或者借口上個洗手間。”

這些行為在外觀上和正常答題幾乎沒有區別。坐在隔壁的同學該怎么分辨？那個低頭的人是在答題，還是在看手機？

作弊變得越來越普遍，學生們在匿名社交應用Fizz上發帖，高談違反榮譽守則的事情，這讓遵守規則的人反而覺得自己像個傻瓜。“到處都是這種風氣，帶回家的考試有人作弊，ChatGPT隨便用，”馬庫茨告訴媒體，“只要人們覺得有更多人在作弊，就會鼓勵更多人作弊。”

普林斯頓的紀律委員會（Committee on Discipline）掌管帶回家作業的違規案件。據《大西洋月刊》報道，2024-25學年有82名學生被認定存在學術違規，而2021-22學年這個數字是50人，三個學年間增長了64%。這還只是被抓住的人，28%的大四受訪者承認在課程不允許的情況下使用過ChatGPT。

對此，歷史教授邁克爾·拉范（Michael Laffan）有過真實體驗，他坐在校園附近的咖啡店里，親眼看著學生從ChatGPT復制答案，然后冒充自己的作品交上去。

1876年，剛創刊不久的校報《普林斯頓人報》（即今天《普林斯頓日報》的前身）的一篇社論曾警告說，監考是“一種壞的道德教育”，把學生當作不誠實的人來對待，有些人就真的會變得不誠實。

150年后，AI作弊的便捷本身正在傳授一種新的“壞的道德教育”。

經濟學講師凱莉·努南（Kelly Noonan）一句話點破了這個變化：“在新冠之前，作弊被視為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在新冠期間，人們更可能作弊，現在它已經變得更容易被社會接受了。”

“很可惜，但必要”

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普林斯頓教職工全體投票。

結果：僅1票反對。

這是1893年以來對榮譽守則最根本的制度變更，新政策將于7月1日生效。此前在官方的《教職工規章》中明文禁止監考的條款將被替換為強制要求教師監考的新條文。

但仔細看新政策的細節，它比“恢復監考”更微妙。據《普林斯頓日報》報道的提案原文，教師將在考場中“作為所發生之事的見證人”在場，但被告知不得干預學生。如果觀察到疑似違規行為，教師將記錄觀察結果并向學生主導的榮譽委員會提交報告。榮譽守則本身不變，學生仍將簽署那句延續了133年的承諾：“我以我的榮譽起誓，在本次考試中我沒有違反榮譽守則。”

信任的外殼保留了。但信任的核心（教授在考試開始后離開教室）被抽空了。

正如《大西洋月刊》所寫：“從形式上看，榮譽守則仍然存在，學生仍將簽署承諾書，聲明自己沒有作弊。但現在教授們將在一旁看著，確保他們說的是實話。榮譽守則不能再靠榮譽制度運行了。”

推動這項變革的是普林斯頓本科學院院長邁克爾·戈爾丁（Michael Gordin）。《華爾街日報》引述他致教職工的信件，“大量”學生和教職工要求做出改變，原因是“他們感到課堂考試作弊已經變得普遍”。AI使作弊變得更容易，也更難被發現。學生不愿舉報，因為害怕在社交媒體上被人肉搜索。即便有人舉報，也往往采取匿名方式，學校難以調查。

邁克爾·戈丁在2月2日的教職工會議上發表講話 | 圖源：普林斯頓日報

前榮譽委員會主席馬庫茨也站在了改革一邊。她在今年3月發表的校報專欄文章中，標題直截了當：“我曾擔任榮譽委員會主席。是時候引入監考了。”

“普林斯頓的傳統不能以我們的誠信為代價，”她寫道，“為了榮譽守則本身，普林斯頓需要監考。”她認為引入監考“不是對制度濫用的懲罰，而是一種與我們時代的現實相對應的預防手段”。

但即便是支持者，也難掩遺憾。

英語與戲劇教授吉爾·多蘭（Jill Dolan）在2015年至2024年間擔任本科學院院長。投票后，她對《普林斯頓日報》說了一句話：

“我覺得這很可惜，但它是必要的。”

物理系講師杰森·普查拉（Jason Puchalla）也支持改革，但他補充了一句讓人深思的話：“如果教育的出發點是假設學生一直在作弊，而我們的工作就是阻止他們，那將是一種不幸的教育方式。”

提案自身也保持著一種自知之明。文件中寫道：“本科生和教職工都清楚地認識到，讓教師在場監考并不會根除作弊。但他們相信，這將產生顯著的威懾效果，而且在考場中多一名見證人，將減輕學生在自己答題的同時還要注意和舉報問題的壓力。”

失去的不只是一種考試方式

并非所有人都認為這是正確的選擇。

在投票前，《普林斯頓日報》采訪了多名學生。大二學生皮爾斯·麥卡錫（Pierce McCarthy）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我認為可以找到一個更令人滿意的折中方案，比如把背包放在外面、收走手機，但仍然讓學生單獨留在考場里。”

以色列·阿德博加（Israel Adeboga）的態度更直接：“我認為這份信任是這所大學的根本組成部分之一。歸根結底，我們來這里是為了自己的學習，監考的實施帶走了普林斯頓發展出來的根本精神。”

即將畢業的大四學生威廉·埃普利（William Aepli）曾擔任學生辯護代表組織的前主席，該組織專門為被指控違反榮譽守則的學生提供幫助。他告訴《大西洋月刊》：“從一開始就有監考是一回事。擁有這個自我監考和信任的傳統，然后再把它拿走，完全是另一回事。”

也有一些更加尖銳的聲音。

歷史教授大衛·貝爾（David Bell）告訴《大西洋月刊》，AI讓他對自己的學生更加警惕，而學生能感覺到。當他修改作業設置來防止作弊時，學生明白那意味著教授不信任他們。

“不可避免地，所有的解決方案都涉及更大程度的監控，這是唯一的共同點，”貝爾說。

在校外，校友們也在哀悼。羅格斯大學數學教授、普林斯頓校友亞歷克斯·孔托羅維奇（Alex Kontorovich）在社交媒體上回憶了他的入學經歷：

“在普林斯頓新生入學的第一周，我們必須寫一篇論文，詳細解釋作弊的后果、為什么作弊不符合我們的長期利益，以及即使我們自己沒有作弊，如果知道有人作弊卻不舉報，我們同樣有罪。（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的第一稿被退回了，理由是不夠詳細！我不得不寫一個長得多的版本。）”

“結果是，人們真的不作弊……這是一種真正特別的東西。遺憾的是看到普林斯頓的文化進一步退化。”

圖源：X

普林斯頓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谷歌人工智能普林斯頓分部主任兼聯合創始人埃拉德·哈贊（Elad Hazan）也表達了反對。他認為大學不應該放棄對學生的信任，即使在AI時代，教授誠信和培養責任感仍然應該是教育的核心。

圖源：X

退休歷史教授安東尼·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也許說出了最多人內心的感受：“這是一種誘惑。我能想象那個學生，左肩上站著魔鬼，右肩上站著天使。”

信任的退場

普林斯頓不是唯一做出這個選擇的學校。

就在普林斯頓投票前三周，2026年4月23日，斯坦福大學教職工評議會（Faculty Senate）也全票通過了一項新政策，授權教師對線下考試進行監考。斯坦福的政策從2026年秋季學期開始生效，措辭是“教師被允許（permitted）對任何線下考試進行監考”。

斯坦福大學學術誠信工作組在討論監考事宜 | 圖源：斯坦福大學

兩所學校的決定指向同一個方向，但力度不同。普林斯頓是“強制”，所有考試必須有教師在場。斯坦福是“允許”，教師可以選擇是否監考。一個是全面執行，一個是授權選擇。但二者傳遞的信號是一樣的：那個建立在“學生會自覺遵守規則”假設之上的制度，已經不被信任了。

斯坦福的決定也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措辭。在解釋政策目的時，學校提到希望減輕學生“不可持續的道德負擔”，此前的制度要求學生舉報同學的學術不端行為，而這種要求正在變得越來越難以承受。

這個表述和普林斯頓的邏輯如出一轍。寫作課講師金秀英（Soo-Young Kim）此前就指出，當前的制度“給學生施加了不必要的壓力，既要求他們做出本不該被迫做出的判斷，又營造了一種互相猜疑的氛圍”。

更宏觀的趨勢也在浮現。美國佛羅里達州圣彼得堡學院倫理與法律教授、國際學術誠信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cademic Integrity）主任克里斯蒂安·莫里亞蒂（Christian Moriarty）指出，全美范圍內的研究顯示，約三分之一的學生承認使用AI完成整個作業。全國各地的教授們紛紛回歸藍色考試本（常用于美國高校的論述型筆試）、口試和AI檢測軟件來對抗作弊。而學生們的應對也在升級，他們先用AI檢測程序檢查自己的論文，確保不會被老師的軟件抓到。

這簡直就是一場“軍備競賽”。

在普林斯頓校內，這場競賽已經深入到日常教學中。過去一年，普林斯頓的帶回家考試數量減少了逾三分之二；經濟系將從明年開始要求本科生對研究項目進行口頭答辯；歷史教授貝爾已經增加了口試，并把原來帶回家的短篇論文改為課堂藍本寫作。他在歷史系的一位同事要求學生在Google Docs中寫論文，以便審查寫作過程的各個階段。

“所有人都在作弊”的信念造成了一個自我實現的循環。國際學術誠信中心主任莫里亞蒂說，這種信念讓學生覺得作弊既更可接受、也更有必要，因為別人都在作弊，你不作弊就吃虧了。這個循環正在瓦解高等教育賴以維系的信任根基。

“岌岌可危的不只是教育的靈魂，還有整個人群批判性思維的真正發展，”莫里亞蒂說，“你會去看一個在整個醫學院期間都用AI的醫生嗎？你會聘請一個用AI通過律師資格考試的律師來為你辯護嗎？”

高等教育的價值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作弊是例外，不是規則。文憑的意義在于雇主和研究生院可以相信畢業生確實學到了東西。學費的合理性在于學生和家庭相信他們購買的是真正的教育。而如今，AI的大規模使用正在瓦解這些信念。

普林斯頓大學一座標志性的階梯教室 | 圖源：普林斯頓日報

150年前，普林斯頓校報的社論提出了一個理想主義的方案：“讓每個人在試卷末尾寫下一份承諾，聲明自己既未給予也未接受幫助，讓教授和導師們把精力放到比監視欺詐更好的事情上去吧。”

150年后，普林斯頓的教授們不得不回到了試卷旁邊。不是因為他們想監視誰，而是因為那個承諾，在一個任何人都能在桌下打開ChatGPT的時代，已經不夠了。

1876年的那篇社論還有一句話：“把人當作流氓來防范，以確保他是個學者，這是一種壞的政策。”

也許是的，但替代方案更糟。

參考資料

[1] Devon Williams (2026). Princeton faculty mandate proctoring for in-person exams, upending 133 years of precedent. The Daily Princetonian. https://www.dailyprincetonian.com/article/2026/05/princeton-news-adpol-proctoring-in-person-examinations-passed-faculty-133-years-precedent

[2] Rose Horowitch (2026). How AI Killed a 133-Year-Old Princeton Tradition.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2026/05/princeton-ai-honor-code/687144/

[3] Douglas Belkin (2026). Princeton Changes Its 133-Year-Old Honor Code Over AI Cheating Fea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us-news/education/princeton-cheating-ai-proctors-2a1cf62e

[4] Princeton University Archives. I Pledge My Honor. https://universityarchives.princeton.edu/2015/01/i-pledge-my-honor/

[5] Nadia Makuc (2026). I was the Honor Committee chair. It’s time for proctors. The Daily Princetonian. https://www.dailyprincetonian.com/article/2026/03/princeton-opinion-opguest-honor-code-proctor-reforms-academic-integrity

[6] The Daily Princetonian (2026). Faculty to vot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proctoring. https://www.dailyprincetonian.com/article/2026/04/princeton-news-adpol-university-faculty-vote-proctoring-cheating-artifical-intelligence-ai

[7] Princeton University. 4. The Honor System.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Faculty. https://dof.princeton.edu/rules-and-procedures-faculty-princeton-university-and-other-provisions-concern-faculty/chapter-vi-9

[8] Stanford University (2026). Faculty Senate approves open access policy and proctoring motion. Stanford Report. https://news.stanford.edu/stories/2026/04/faculty-senate-proctoring-open-access-policy

[9] Alex Kontorovich (@AlexKontorovich). Post on X, May 12, 2026. https://x.com/AlexKontorovich/status/2030004274139385979

[10] Elad Hazan (@HazanPrinceton). Post on X, May 12, 2026. https://x.com/HazanPrinceton/status/2031088029532627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