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以色列定居者在約旦河西岸奧賈地區闖入時攜帶武器。不少以色列觀察人士抱怨，以色列國家無視軍人和定居者在約旦河西岸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罪行，甚至對其予以支持，由此造成的真實損害長期被忽視。不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出發點并非道德和人道，而是利益考量。

在他之前，同樣在這家報紙任職的政治分析人士納胡姆·巴爾內亞，也談到了約旦河西岸殺害、掠奪和洗劫巴勒斯坦人所體現出的道德淪喪。他指責政府直接和間接支持這些罪行，同時批評反對派出于選舉盤算，對這些侵犯行為保持沉默。

但在以色列，這樣的聲音很少，甚至可以說極為罕見。與之相對的是，過去幾天里，一名定居者在一個巴勒斯坦村莊毆打一只母狗，引發了廣泛輿論風波，相關視頻記錄了襲擊過程。

而成千上萬次襲擊卻因沒有影像記錄而被掩蓋，更重要的是，這也暴露出感受力的麻木和雙重標準。來自一九四八年土地內巴卡·加爾比耶市的巴勒斯坦民間活動人士、媒體評論員哈寧·馬賈德萊，嚴厲批評這種雙重標準。她以苦澀的諷刺寫道，以色列人憐憫狗，卻無視人的痛苦。

馬賈德萊還指出，以色列人把巴勒斯坦人當作數字看待，對他們的妖魔化已經持續了很多年，從占領開始就是如此。她最后寫道：“以色列人可以愛狗，可以因虐待狗而激動和憤怒，同時卻對成批殺害巴勒斯坦人無動于衷，對凍死的老人無動于衷，對在加沙被殺的數千名兒童也無動于衷。他們和可憐的‘露西’一樣，都是無助的。因為占領，這個國家沒有邊界，但以色列人的良知邊界卻清清楚楚?！?/strong>

說到狗與人，這種以色列式的虛偽，也讓人想起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一句話：“我越了解人，就越愛我的狗。”

盡管外界不斷提出批評和警告，占領政府仍每天無視、甚至支持約旦河西岸的“猶太恐怖主義”。其目標是在第一階段逐步驅逐巴勒斯坦鄉村居民。它似乎并不在意這會給以色列帶來怎樣的負面后果，而且這種后果不僅體現在國際層面，也體現在以色列內部，即在占領、種族主義和攻擊性氛圍之下，暴力在以色列人之間進一步蔓延。

在這一背景下，以色列議會多個委員會近期召開了數場會議，討論多起升級到致死程度的暴力事件。涉案者是以色列猶太少年和青年，其中一些還是未成年人。

一如既往，當死者和施暴者都是猶太人時，譴責和憤怒的聲音就會高漲；而一旦事情與阿拉伯人有關，媒體、輿論和政界則幾乎陷入一片沉默。

巴勒斯坦以色列事務研究中心“馬達爾”發布的一份報告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報告稱，以色列議會研究與信息中心提交的新數據顯示，在過去一年，警方對青少年立案的刑事案件數量大幅上升，而此前這一數字已連續多年下降。但在議會會議上，持續戰爭并未被提及為這種惡化的原因。

數字本身已經很清楚：在年，警方對6200多名涉案青少年立案，而前一年為5400人。去年案件中的違法行為中，約20%屬于肢體暴力。

教育部總干事表示：“這件事要求我們所有人停下來，認真思考如何改變迄今為止的做法，因為這種狀況不能繼續下去。我們已經提出一項長期防止暴力的戰略計劃，部長事實上已經批準了這項計劃。它需要一項附帶更多預算的政府決定。我們還沒有與財政部開會討論此事?！?/strong>

會議結束時，兩個委員會強調，以色列兒童和青年之間的暴力已經構成國家危機，需要所有相關方面共同努力，制定一項全面的國家計劃，并以政府決定加以支持，同時配套預算和崗位?！榜R達爾”中心的報告還指出，根據會議紀要，兩委員會完全沒有提到暴力政治氛圍和持續戰爭對青少年的影響。

以色列議會兒童權利委員會還召開了一場緊急會議，討論青少年之間的嚴重暴力問題，“目的是審查政府各部門為應對這一現象所采取的程序和措施”。

會上，教育部一名副總干事表示：“當前的暴力狀況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警鐘，而不僅僅是對教育系統而言?！彼J為，這是一項共同責任，涉及多個方面。

此外，數字空間和社交媒體也會深刻影響他們的行為、話語和邊界感。家長在塑造孩子的價值觀、習慣和行為方面，承擔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并不亞于學校。因此，只有教育系統、家長、社會和公共空間各方實現最佳協作，才可能形成真正有效且可持續的回應?！?/strong>

按照“馬達爾”的說法，社會和心理干預機構給出的解讀，揭示了比“犯罪發生后才宣布計劃和措施”更深的一層現實。它再次顯示，權力機構在照護和社會保護領域承擔責任的能力正在下降，而這正是右翼力量和政黨政策中公開追求的一部分，即社會服務和社會權利持續收縮。

公共心理學組織論壇指出，盡管以色列青少年暴力的范圍和嚴重程度令人擔憂地上升，但應對這類事件的政策主要仍集中在事后執法，預防性干預則處于缺位狀態。

該論壇還表示，公共部門心理專業人員嚴重短缺，加上等待時間過長，妨礙了對心理障礙的早期發現和治療。結果是，許多年輕人在未能及時獲得干預的情況下，已經發展到危急狀態。

一名學校校長明確指出，機構和專業部門的診斷中遺漏了一個關鍵因素。他在上述會議上提到，戰爭會推動以色列內部的暴力極端化。他說，過去的經驗告訴他，每一輪戰爭過后，都會出現政治極端化，甚至連小學生中也是如此。

他補充說：“有些孩子會說這樣的話：‘我的夢想是加沙所有阿拉伯人都死去?！@些話在戰爭之前我們從未聽過。”工黨議會議員娜阿瑪·拉齊米則認為，執政聯盟對國家機構去合法化，確實產生了影響。她沒有提及占領本身這一現實。早在幾十年前，猶太思想家耶沙亞胡·萊博維茨就曾警告，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最終也會被以色列人用來對付以色列人。

在拉齊米看來，持續升級的暴力現象，其源頭只與執政聯盟有關。她說：“當一個又一個部長呼吁不服從最高法院的裁決，當政府作為一個整體不遵守法律、美化罪犯，并從最高法院里的‘國會山’場景中獲得滿足，以制造一場精心策劃的混亂時，最終就會出現這樣一群暴力少年：他們手持刀具，自以為凌駕于法律之上。社會解體不是失誤，而是一種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