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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模式真正跑通,還需要從10到100。
文|《中國企業家》見習記者 施思羽
記者 王怡潔
編輯|馬吉英
圖片來源|受訪者
5月20日,全場景L4級自動駕駛企業馭勢科技(01511.HK)正式在港交所掛牌上市。
創始人兼CEO吳甘沙身著深藍色西裝,標志性的花白頭發,胸前一束粉紅襟花,敲響銅鑼。馭勢科技港股定價60.30港元/股,市值達97.98億港元。開盤后,馭勢科技股價破發,跌幅一度達13.68%,隨后股價有所起伏。
這不是一次輕松的上市。公開信息顯示,2025年5月馭勢科技首次遞表,6個月后失效,12月更新,2026年4月才通過聆訊。
對吳甘沙而言,這一刻等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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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止損仍是擺在吳甘沙(右二)面前的難題。
2000年,吳甘沙加入英特爾中國研究院,從研究員做到院長兼首席工程師,是該院首位獲此頭銜的研究員。2016年,他離開英特爾創辦馭勢科技。
對吳甘沙而言,從科學家到創業者的轉變,是從“把錢變成創意”到“把創意變成錢”。就前者而言,1萬次突破1次就算成功,而后者在1萬次當中失敗1次,公司可能就會消失——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存邏輯。
在英特爾的十六年里,他見過太多創新項目倒在實驗室到產品化的路上——內部有一條“死亡谷”,絕大多數項目跨不過去。這段經歷讓他創業十年來一直抱有一種認知:保下限。
在過去十年,自動駕駛行業經歷了幾次起伏,馭勢科技也在實現“把創意變成錢”的蛻變。從招股書看,2023年至2025年,公司營收從1.61億元增至3.28億元,年復合增長率42.7%;毛利率在43.7%至51.1%之間波動。同期,凈虧損分別為2.13億元、2.12億元、2.30億元,三年累計虧損6.55億元。研發投入分別為1.84億元、1.96億元、2.34億元,占營收比重從71.2%到114.3%不等。
吳甘沙告訴《中國企業家》,馭勢前十年做了不少非共識的選擇,“現在看不是最優解,但一定是最安全的機會”。比如,馭勢科技把機場和廠區作為自動駕駛技術落地核心場景,按2025年收入計算,馭勢科技在大中華區機場場景L4級自動駕駛解決方案市場的份額為90.5%,廠區場景為31.7%,均排名第一。
在一位行業人士看來,馭勢的上市也是整個智駕賽道在資本市場維持熱度的一個縮影。今年智駕細分賽道仍被二級市場關注,除了馭勢科技,聚焦礦山場景的希迪智駕也于2025年底登陸港股。
通過此次上市,馭勢科技募資8.72億港元。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公司現金流壓力。據招股書,公司應收賬款及票據占營收比例從87%攀升至96.3%,流動比率從3.8連續下跌到1.5,現金比率從2.6暴跌到0.3,現金流緊張狀況可見一斑。
從保住下限到可持續盈利——接下來,馭勢科技能走通這條路嗎?
“地牢”行動
在2016年,國內幾乎所有的自動駕駛創業公司都涌向乘用車賽道,Robotaxi被視為最具想象力的市場。但馭勢科技選擇的是機場和封閉場景這類并不主流的細分領域。
2017年,廣州白云機場T1航站樓P4停車場需要擺渡車服務,馭勢科技承接了示范項目。項目規模不大,但新聞報道被香港機場管理局看到。當時香港國際機場正在建設第三跑道系統,面臨嚴重的司機短缺問題——按照規劃,第三跑道啟用后,每天需要從珠海運輸約2000名司機到機場作業。香港機場管理局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尋找無人駕駛解決方案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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馭勢科技參與了競標。競標方中有歐洲和美國公司,馭勢科技的方案并非技術最先進的一家,但團隊最終打動了客戶——在深圳專門組建了團隊,帶客戶看車、找主機廠、制定安全標準。最終,馭勢科技從多家歐洲、美國及中國本土競爭者中勝出。
2018年,首臺樣機運抵香港機場。夏天的停機坪溫度高達70攝氏度,車輛頻繁宕機,工程師只能用電風扇對著吹來降溫。當時的車輛并非車規級產品,沒有水冷系統,環境可靠性(防水、防震、防塵、高低溫等)一項都沒達標。吳甘沙回憶,第一年的主要工作就是處理這些問題。
2019年初,香港機場方面提出一個關鍵疑問:能不能去掉安全員。
這幾乎是所有無人駕駛項目的分水嶺——有安全員的演示和無安全員的運營之間存在本質區別。馭勢科技在凌晨時段,一條車流較少的道路上完成了首次無安全員測試,車輛空載。測試通過后,機場方面明確了量產運營的方向,留給團隊不到10個月的準備時間。
“哪怕是肝顫,也得去迎接挑戰,不然這個項目就完了。”吳甘沙說。
為此,馭勢內部發起了三次代號為“地牢”的集中攻關行動,地點選在浙江嘉善。每次“地牢”行動時,數十名研發人員和測試工程師被“關”進一個場地,白天開發代碼,晚上十二點后由測試工程師接力進行實車測試。研發按功能和Bug清單逐項推進,測試工程師對照清單逐項驗證。兩周左右當期問題清零,隨即進入疲勞測試,持續運行以暴露隱性缺陷。過了一個月,“地牢二”啟動,同樣的節奏再來一輪。
測試覆蓋了機場運營可能遇到的各種場景。據吳甘沙回憶,那段時間恰逢長三角梅雨季節,連續陰雨對傳感器精度構成持續考驗。路線中包含上坡、下坡、環島等多種地形,隧道內GPS信號完全丟失,系統需依賴多傳感器融合完成定位導航。團隊還使用機器人模擬行人突然穿行。車輛配置方面,牽引車拖掛從3個到6個拖斗不等,負載從10噸、20噸到30噸逐級遞增。
攻堅從3月持續到12月30日——香港民航處與機場管理局聯合批復,同意車輛無人化運行。這是全球首個在實際機場環境下獲批無人化運行的L4級自動駕駛物流車項目。吳甘沙表示,“這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在一個設定的相對簡單的環境里,達到了基本的安全要求。”
博世創投是馭勢的B輪投資人之一。博世創投中國區負責人孫曉光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解釋投資邏輯:戶外環境惡劣,年輕人不愿意在停機坪上風吹日曬開卡車,新跑道啟用后缺口只會更大——這是真實存在的需求。但需求只是入場券,能不能拿到訂單要看技術過不過硬。借助博世在自動駕駛和相關領域的技術積累,團隊認為馭勢的通用自動駕駛底層技術是當時最頂尖的,在各個場景都可以應用。有技術打底,有場景買單——這是博世投資的原因,也是馭勢選擇機場的邏輯。
真正的考驗在2020年才正式開始。當時疫情暴發,香港實施嚴格的出入境管控,內地工程師過不去、回不來。第一批8臺行李牽引車正式投入運營,但僅讓這8臺車在一條路線上穩定持續地跑起來,就花了一年時間。馭勢員工在內地和香港之間往返困難,有人半年沒回過家,修硬件、改軟件,測試保養什么都得干。
從2020年到2023年,團隊發布了超過100個軟件版本,增加了數百項功能。迭代圍繞三個維度展開:安全、效率、全天候。一開始為了安全開得太慢、太保守,后來逐步加速,但加速不能損失安全。
近兩年,馭勢科技的工作重心進一步延伸至成本和服務。香港機場制定了一份詳盡的考核清單,涵蓋運營可靠性、響應速度、故障處理、系統可用率等指標,達不到標準即扣分,直接影響服務費結算。馭勢科技逐項攻克自動掛鉤脫鉤、自動充電、行李自動搬運等技術難點,將每一個環節的人工逐步替代。一開始只是實現A點到B點的無人駕駛,現在要完成全流程的降本增效。
香港機場項目的成功產生了“樣板間效應”。此后,馭勢科技逐步將業務復制到新加坡、卡塔爾等海外機場,以及國內多個大型機場。截至目前,馭勢科技已與17個中國機場和3個海外機場達成合作,服務覆蓋行李牽引、貨物牽引、接駁和巡邏四大場景。
吳甘沙告訴《中國企業家》,在機場物流這個場景里,馭勢科技之所以能夠做到90%以上的市場份額,不是因為比別人聰明,而是“投入比別人更多的資源,做別人不愿意做的事”。
“無知者無畏”
2017年1月,馭勢科技剛成立一年,就帶著第一款產品出現在CES上。那是一款沒有方向盤、油門和剎車的概念車,乳白色車身配上半環形沙發座椅,外觀設計獲得了紅點設計大獎。
吳甘沙回憶,當時的自動駕駛行業面臨一個基礎設施層面的困境——線控底盤。傳統汽車通過機械連接傳遞駕駛指令,但自動駕駛需要電子信號直接控制車輛的轉向、制動和驅動。這種被稱為“線控”的技術,相當于給車裝上一個“小腦”,是自動駕駛車輛的基礎能力。
馭勢科技沒有找到高質量的線控車供應商。“但創業公司不會被一個東西卡住,沒有沒關系,我們自己干。”吳甘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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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馭勢科技的工程師也只能用土辦法解決:在方向盤上裝電機,用電機拉一根線來實現轉向;在制動踏板上同樣用電機拉線來實現剎車。從2016年到2018年,馭勢科技投入大量資金持續造車。
在5月中旬接受《中國企業家》專訪時,吳甘沙稱當時的造車決定是典型的“無知者無畏”。
轉折出現在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籌備期間需要無人巴士用于展示和接待,宇通客車和一汽集團找上門來,希望馭勢提供AI司機技術,而非整車。擺在吳甘沙面前的是一個戰略抉擇:繼續造車,與宇通、一汽這樣的大型車企成為競爭者;放棄造車,做一個AI司機提供商。
團隊內部有過分歧。支持繼續造車的認為,項目已經取得顯著成果,積累了寶貴經驗,放棄太可惜,而且自己造車能更好地控制整車系統、實現技術閉環。反對者認為,造車是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會分散公司在自動駕駛核心技術上的精力,創業公司不具備與傳統車企競爭的基因和資源。吳甘沙分析了造車所需的資金、時間、人才投入,以及與公司核心使命的匹配度,強調公司的初心是做自動駕駛技術,而不是造車,決定放棄。
2019年初的博鰲論壇上,三款無人巴士投入運營,其中兩款搭載馭勢科技的技術,另一款來自百度。吳甘沙認為,博鰲論壇驗證了模式的可行性——馭勢提供AI司機系統,車企提供車輛平臺。
吳甘沙向《中國企業家》回憶:“每一次放棄都是痛苦的,雖然你知道它是一個好東西,確實也非常努力把它做出來,獲得業界認可。但你知道,這個東西三年以后會變成公司發展道路上的一個瓶頸。”他強調,“我們是因為沒有車才去造車,并不是基因就是造車,或者擅長造車。”
現金流計劃
真正的考驗在2020年到來。新冠疫情暴發,資本市場凍結,馭勢科技的現金流一度只夠維持6至12個月。
沖擊是多方面的,也包括業務進展。孫曉光回憶,當時本來有一個與德國斯圖加特機場的潛在合作項目剛剛推進,疫情就發生了,導致條件發生變化,項目沒有推進。在他看來,如果沒有疫情,馭勢科技的發展可能要快2年。
吳甘沙告訴《中國企業家》,那段時間他第一次感覺到“離死亡非常近”。團隊緊急做出“現金流計劃”,砍掉非必要支出,能延的延、能省的省。部分員工選擇以薪資換股的方式與公司共渡難關。
轉機出現在同年——特斯拉股價的暴漲重新點燃了資本市場對自動駕駛的熱情,一級市場逐漸恢復活力,馭勢科技也憑機場項目的實質性進展獲得了訂單回流。此后,公司始終確保賬上的現金至少夠花12個月——這是吳甘沙給自己劃的底線,也是公司的生命線。
但如何止損仍是擺在吳甘沙面前的難題。從財務數據看,2022年至2025年,馭勢科技的收入持續增長(從6548萬元到3.28億元),但虧損始終維持在2.1億至2.3億元之間,沒有收窄的跡象。
錢虧在哪里?
首先是研發。2023年至2025年,馭勢科技的研發投入占營收的比重從114.3%下降到71.2%,但絕對金額逐年上升——1.84億元、1.96億元、2.34億元。孫曉光認為,技術基礎設施的成熟需要時間,而在這個發展期內,公司必須持續投入研發來引領技術迭代。“科技發展有它的規律,需要時間。馭勢走到今天,非常穩,不容易,但前景非常光明。”孫曉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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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項目。“機場業務門檻比較高,包含技術門檻和商務門檻。”一位行業人士向《中國企業家》表示。
光是香港機場這個客戶,馭勢科技就“死磕”了七年。七年時間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兩年解決簡單測試環境的安全問題;三年攻克真實運營環境中的安全、效率與全天候挑戰;后兩年解決全生命周期成本和服務水平的問題。吳甘沙表示,“團隊是十年如一日地去做一個沒有盈利、投入非常大,又很難的事業。”
第三是商業模式。一位行業人士向《中國企業家》指出,機場場景大部分是“一次性買斷”模式——賣車、裝系統、做集成,客戶一次性付費,后續靠維護和軟件升級產生收入。這和Robotaxi的運營收租模式不同,后者可以持續產生現金流,一次性買斷則意味著每做一個客戶都要重新投入大量資源,難以靠規模效應攤薄成本。
三方面疊加,形成了“高研發投入+高項目定制成本+一次性買斷收入”的結構性虧損。
吳甘沙將上市定義為一個節點的結束——“end of beginning”(開始的結束),完成了0到1、1到10的發展階段,但商業模式真正跑通,還需要從10到100。
規模效應能否兌現,從封閉場景向開放場景拓展時方法論是否依然有效,還要留給時間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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