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里洞庭的東南側，湘江呈S形自北南流。湘陰縣三塘鎮吳公村，坐落在湘江東岸，臨江是一片在冬寒中瑟瑟作響的蘆葦蕩。

2014年2月8日，大年初九，吳公村的年輕人鐘煉騎著自行車來到江邊，把自行車停在蘆葦蕩，服下毒藥，在身上綁上石頭，跳入冰冷的江水。

辦案人員在村口江邊發現了嫌疑人的衣物

當天凌晨,他殺死了岳父母、妻子、小舅子。一個家庭的倫理慘劇，以鐘煉的自殺告終。

血案

2014年2月8日上午，吳公村，鐘煉的父親發現兒子不在家，電話也打不通。

他找到了距離自家100米遠的親家朱元文家，敲了敲門，但一直沒有人開，屋內隱約傳出孩子的哭聲。因為兩家剛吵過架，鐘父也沒有深究沒人開門的原因。

下午，他繼續撥打鐘煉的電話，依然無法接通。后來在房間里，他找到了兒子留下的遺書。

鐘父這才著急了，急急忙忙來到本村的工廠里找韓孟雄，韓孟雄是朱元文的姐夫。韓孟雄一聽就說：“壞了，出大事了！”

韓孟雄囑咐鐘父馬上前往朱元文家，自己則叫上朱元文的弟弟朱元兵，隨后趕去。

朱家的房子位于一個斜坡上，雖然只有一層,但屋后的墻壁卻有兩層高。大門緊鎖，看不到里面的情況。

下午3時10分，朱元文的另一個弟弟朱元能搭著梯子爬上去，透過窗戶往里看。窗戶內是堂屋后面的一個小房間，朱元能看到，侄女朱陳躺在床上，沒有蓋被子，雙腳從床沿耷拉下去。確定出事了，大伙兒一起砸開了大門沖進去。

床前，一橫一豎，躺著他哥哥和嫂子。房間里還有朱陳的姐姐朱艷兩歲大的女兒，已經哭得沒了聲音，小腳凍得發青。

這是在朱家老房子里的情景，新房子也在旁邊,由一個走道相連。朱元能進去后發現，22歲的侄子也躺在床上，已經死亡。

4具尸體上沒有特別嚴重的傷痕。朱元能描述，都是在頸部動脈位置，有雞蛋大的血印，像要破皮的樣子，多少有一點點血跡滲出。

經驗告訴朱元能，這很可能是電擊致死，殺人者使用的可能是某種電棒，能夠瞬間形成幾萬伏的電壓。“鐘煉以前修過汽車，知道怎么搞這種東西。”

3時17分，在場的人們報了案。警方初步確定作案嫌疑人為鐘煉之后，向社會發出了通緝令，人們不知道，此時的鐘煉已經沉入湘江。

鐘煉留下了4封遺書，在其中明確承認“人是我殺的”。村民推測，鐘煉殺人之后，將備好的遺書分別放在了父母、自己、小舅子和岳父母的房間，講述自己殺人的理由。其中，小舅子房間里找到的遺書上寫著：“本來你是無辜的，不殺你怕你報復我的家人。”

爭吵

鐘煉殺害岳父母、妻子和小舅子一家人的時間是正月初九的凌晨，但按農村習慣，天還沒亮都算作是初八的晚上。而正月初八，正是鐘煉與朱陳結婚一周年的紀念日。

去年正月初八，兩人完婚，但兩口子關系一直不太好。后來朱陳說出了原因：鐘煉基本沒有性能力。朱元能提到，侄女和公婆拌嘴的時候曾經說過,“你兒子連繃都繃不起來，根本沒法過下去”。朱艷也說,妹妹曾告訴她,鐘煉“幾秒鐘就不行了”。

結婚約半年后，鐘煉的父母帶著兒子、兒媳一起去醫院做了檢查。先查了鐘煉，檢查結果證實鐘煉的確沒有性能力，更遑論生育能力。

傳統鄉村環境下，傳宗接代的能力十分受重視，因此這一檢查結果對鐘父而言十分難以接受。鐘父要求朱陳也做一次檢查，朱元能說，大概是想證明不僅僅是自己兒子有問題。朱陳沒有答應，認為已經沒有必要。

去年過完國慶節，朱陳跟著姐姐和姐夫一起去了深圳打工。打工期間夫妻不能見面，但彼此相安無事，照舊回家過年。

朱艷記得，大約是年二十八，鐘煉還和他們一起逛街。小舅子看上了一雙鞋子，鐘煉爽快地幫他付了錢。大年初四是鐘母的生日，朱陳還專門去湘陰縣城定制了一對黃金耳環送給婆婆，花了1200多元。

盡管鐘煉和朱陳一直都有口舌爭執，但朱艷說，家庭關系沒有什么大問題。爭執的時候,妹妹偶爾會提到離婚。“但那都是說說的，在農村里，兩口子一吵架，女的都說要離婚，就是個口頭禪而已。”也正因如此，大年初七凌晨吵架，朱陳又說出要離婚，鐘煉揚言“離婚我就砍死你”，一家人也沒當回事。朱元能說，揚言要殺死誰，這在身邊也并不少見，難道真能都殺？

當地一名退伍老兵朱先生告訴記者，湘陰的民風，在周邊地區一直以比較直爽、率性著稱，口頭的威脅，的確很少受到重視。

離婚之禍

不過,這一次朱陳說要離婚是真的，鐘煉說要殺人也是真的。

大年初七凌晨，朱陳和鐘煉又在鐘家吵了起來。朱艷回憶，自己聽父親說，當時是半夜，鐘煉因為“我妹妹不從他”,就動起了手,用腳踩著妹妹的頭,狠命地打，眼睛都打腫了，還揪下來一撮頭發。

朱陳傷得很嚴重，當晚就想回父母家，但被鐘父鐘母強制留住，拉到大兒媳(鐘煉的嫂子)床上睡了一晚。朱元能認為，鐘父鐘母是擔心如果當晚放朱陳回家，鐘煉和朱陳將徹底分開,“他們是想和起來”。

第二天，鐘父帶著朱陳去村醫鐘國華處治傷。鐘醫生見傷得厲害，把朱陳帶到了屈原農村職工醫院去治療，并約好第二天上午還要去打消炎針。

看完醫生，朱陳回到父母家。一看自己視為掌上明珠的女兒被打成這樣，朱元文十分生氣，立刻跑到鐘煉家里討說法，和鐘家人吵了一架。朱艷給父親打電話，知道了妹妹被鐘煉毆打一事。此時是大年初七上午，前一天，朱艷已經和丈夫乘車回了深圳。當時朱陳也一起買了票，但鐘父知道后不同意她再出去打工，要求她把車票退掉。于是朱艷的丈夫陪著鐘煉，一起去退了票。

悲劇的發生正在這一念之間。如果朱陳順利去了深圳，當晚就不會發生爭吵和毆打，或許也不會發生后面的慘劇。

有村民推測，鐘煉的父母是擔心朱陳再次離家，夫妻關系將進一步疏遠，最終導致離婚。此前的檢查結果，讓鐘家一直承受著巨大的“閑話”壓力，鐘煉“那方面不行”的情況遠近皆知，淪為笑柄。鐘父鐘母擔心，如果小兩口真的離了婚，鐘煉將再也找不到老婆。

其實朱元文夫妻一樣不支持女兒離婚，因為在鄉村輿論環境下，離婚也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

朱艷說，以往妹妹嘴里的離婚是個口頭禪，但這一次，她確實堅定了要離婚的念頭。因為她被打得太慘，而且是在半夜三更，她可能擔心某一天會被打死。

當夜鐘煉對妻子的暴打，很難找到說得清起因的旁觀者，鐘煉的父母在血案發生之后也不愿面對媒體。除了朱艷所說的“朱陳對鐘煉不從”，村民分析認為，很可能朱陳在吵架的時候說到鐘煉的痛處，導致怒火被點燃。

殺人者鐘煉

鐘煉是個什么樣的人？

一名曾經教過鐘煉的小學老師說，他小時候成績不是太好,但也不太調皮，算是一個中規中矩的學生。鐘煉讀完初中就掇學了，此后務過農，修過汽車,最后幾年則一直是一名裝修工人。一直以來，他從事的都是可以一個人悶頭干活的工作。

即便是受害者家屬，也基本沒有說鐘煉什么壞話。朱元能說，他就是性格比較內向，其他方面基本和正常人差不多。“他在村里的名聲還可以，人還行，不干什么壞事，就是不愛說話，在村子里和誰都沒話說，偶爾碰到相好的同學，才愿意開口。”

朱艷也證實，鐘煉不是壞人，只是一個讓人感覺非常沉郁的人。

鐘煉的內向，使得他的社交圈子十分狹小。最明顯的一個證明是，鐘煉家和朱陳家僅百米距離，但他們的戀愛還是在兩年前的正月靠媒人介紹達成。兩人年齡相仿(鐘煉25歲，朱陳24歲)，并在同一個村子里長大，卻并不是青梅竹馬，反而在媒人介入之前彼此完全不了解。此外，記者詢問了多名吳公村村民鐘煉的為人，他們均搖頭表示不太清楚。

案發后鐘煉家家門緊閉

鐘煉對大部分人都不說話，但對連襟——朱艷的丈夫卻很有好感，也很信任，兩人關系較好。朱艷說，鐘煉最愿意跟自己的丈夫聊天，聊天的時候，都是鐘煉在傾吐苦水，說自己壓力很大一類。他最常跟丈夫提到的話題是夫妻關系不好,父母都知道留不住朱陳，很害怕他們離婚。每當此時，朱艷的丈夫都很耐心對他進行開導。

也許正是朱艷丈夫的這種耐心,使得鐘煉對他們夫妻倆一直存有好感，在對岳父母一家痛下殺手的時候，記念舊情，沒有殺害朱艷兩歲的女兒。對于鐘煉的內心世界，朱艷的丈夫是唯一的開導者。

湘陰退伍老兵朱先生在吳公村有多個朋友，因此對案情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他分析，鐘煉是個泥水工，一直靠幫人蓋房子和在珠三角地區搞室內裝修為生，一般情況下，只有老實人才會學泥水工。“那是一門技術性很強的手藝活，在湘陰，學泥水要專門拜師，一學就是兩年，在這兩年里，師傅帶著徒弟干活，徒弟不但沒有報酬，每個月還要向師傅交學費。如果不是老實人，一般受不了這個難熬的學習過程。”

朱陳曾經對朱艷提起過一個細節,鐘煉打工掙的錢，都是交給他母親，從來不給自己，父母對他的管束很多。父母一說他的不是，他就會賭氣躲到房間里上床睡覺,“像個女孩子”。

后來鐘煉的性情也有些許變化，朱陳說，結婚之后一年的時間里，鐘煉經常罵他母親。

為此，朱艷認為，最終導致這一慘劇，與鐘煉的父母施加給孩子過大的壓力不無關系。朱艷說，鐘煉的父母擔心離婚將讓本來就被傳為笑柄的家丑進一步張揚。為此，父母不停地向性格沉郁的鐘煉灌輸被傳統認識放大了的“離婚惡果”，使得無處泄壓的鐘煉成為了一個隨時爆發的炸彈。

朱艷手里捧著父母和妹妹的照片

2月12日下午14時20分，警方從湘江打撈出了鐘煉的尸體。基于科學、謹慎的要求，還需進行DNA比對才能確認死者身份。不過，打撈上來之時，朱艷的丈夫曾去看過，尸體臉部被布掩蓋，但他十分確定，那就是鐘煉無疑。

2月17日，湘陰警方公布了尸體DNA檢測與鐘煉吻合的結果。

裂痕中的家庭關系

在湖南當地，出了湘陰，這一滅門慘案并不被太多人了解。由于復雜原因，媒體大多緘口不言。

盡管從公共危害的角度看，這并不是一件與每個人都相關的“個人恐怖主義”案件，然而家庭問題導致的對親屬的滅門屠殺，依舊讓聞者震撼。

這些，本不應該引致如此嚴重的后果。鄉村鄰里、家庭如何共處，現在似乎也和其它許多社會關系一樣，馬不由韁，漸漸脫離了傳統思維邏輯的常態所及。人們原本對于家庭關系、鄰里關系的穩定性所抱有的信心，有被瓦解的跡象。

就湘陰滅門案而言，鄰里違和、夫妻不睦，屬于家長里短、雞毛蒜皮的范疇，幾乎每一個人身邊都能找出一兩個例子，人們一般很少想到這可能導致滅門悲劇。也正因為基于正常邏輯，“閑話”容易生成，且一般不具有明顯的“惡意”。然而,“閑話”以及對“閑話”的在意，或許正是讓矛盾一步步惡化的開始。

有村民稱，此前大家確實一直都在說鐘家的閑話，但現在發生了這么大的事情，閑話不敢說了。

對于朱家和鐘家，除了悲痛，還有尷尬。受害者親屬的憤怒與仇怨沒有對象，鐘煉的父母則難以面對社會。

作為至親之中唯一的幸存者，朱艷痛苦又彷徨，那個家不能回去了。朱艷的丈夫本是甘肅人，但因家鄉自然條件比較差，就和妻子一起移居吳公村，并和岳父母一同蓋了新房子。小舅子死亡之處，就是他們共有的新房。

元宵節當天，親屬們還吃住在殯儀館里和政府僵持，希望得到更多的賠償，縣、鎮、村三級一共拿出20萬元對他們進行人道主義救助，但4條人命消逝，親屬們無法滿意這一數額。然而就法律本身而言，政府能有多大責任？

“以后怎么辦？我不知道。”朱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