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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最新演講:出口賺了1.2萬億,為什么反而讓人睡不著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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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黃奇帆演講分享整理。

分享嘉賓:黃奇帆,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席,重慶市原市長。

責編| 柒排版| 沐言

第 9622篇深度好文:8870| 17分鐘閱讀

宏觀趨勢

筆記君說:

2025年,中國外貿順差一下子沖到了1.2萬億美元,把全世界的紀錄破了。

很多人都在問:外面又是加關稅又是搞封鎖,咱們出口怎么反而更猛了?這么大的順差,到底是好事還是該想辦法降一降?

黃奇帆在最近兩場演講(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大灣區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生態鏈接大會)里給出了他的冷思考。他說,這不是政府硬推出來的,而是《中國制造2025》搞了十年,制造業真的變強了。

但順差太大也確實容易引發摩擦,他提了五個招:讓人民幣慢慢升值、下調出口退稅、降低進口關稅、減少內卷加班、給大家多放幾天假,把出口的優勢產能變成老百姓實實在在的收入和消費。

順著這個話題,他還講了怎么把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真正打通,現在最大的短板在哪,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才是高附加值的源頭,是未來發展的核心。

兩場演講,從貿易現象一直聊到產業升級的底層邏輯,把中國制造講得很透。我們把他兩場演講的核心內容做了梳理融合,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2025年,中國進出口貿易順差(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收入大于支出)突破12000億美元,創下歷史紀錄。

今年一季度,每月順差大體保持在1000億美元以上,全年大概率將再次達到12000億美元的規模。

這一數據之所以令人震驚,是因為近一百年來,全球發達國家歷史最高出口順差紀錄僅約7000億美元( 美國、日本均曾達到 )。

而中國過去三十四十年間,最高紀錄也基本在6000-7000億美元之間。如今一舉突破萬億,確實超乎想象。

不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一結果并非中國政府主動追求擴大順差的政策導向所致。

近十年來,中國始終著力擴大進口,通過舉辦進博會、降低進口關稅等舉措,推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在此背景下,順差大幅增長的核心原因只有一個:《中國制造2025》戰略取得了五項歷史性重大成就。

一、中國制造2025的五大突破

1.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近30%,形成“三個三分之一”格局

去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制造業的比重接近30%,全球就此形成了“三個三分之一”的制造業格局:

中國制造占全球制造業總規模的三分之一;

美國、歐洲26國加上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三十余個經濟強國的制造業總規模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其余150余個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總規模也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中國已然成為全球制造業格局中“三個三分之一”的重要一極,自三百年來工業化文明發展以來,僅三個國家曾經達到這一格局位置,其中英國曾保持這一格局地位長達一百年。美國也曾一度將制造業占全球的比重提升至三分之一以上,這一格局維持了八十年。

當前中國也達到了“三個三分之一”的占比水平,至于這一地位能夠維持三十年、五十年還是八十年、一百年尚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將由此開啟。

2.十大制造業門類實現領跑與并跑,產業門類全方位覆蓋

若僅僅是制造業規模大,而質量水平不高,僅處于跟跑地位,依賴引進、消化吸收,集中發展勞動密集型大規模產品,那么這種規模擴張的意義是有限的。

但《中國制造2025》的核心目標,就是對全球制造業最重要的十大門類實現升級發展,這十大門類的總產值占全球制造業的50%以上,各國制造業的競爭,核心就是這十大領域的競爭。

2010年時,我國在這十大門類均處于相對落后的跟跑位置,發展模式以引進、消化吸收、合作為主。 經過十年來《中國制造2025》的推進,目前已有五大領域實現全面領跑,另有五大門類完成了從跟跑到并跑的轉變。

實現全面領跑、位居全球前列的五大領域包括船舶制造、鐵路高鐵地鐵軌道交通制造、發電裝備、電力傳輸輸變電裝備、汽車制造以及新能源制造

另有五個領域,包括新材料、新型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數字化電子化,當前已經從原來的全面跟跑進入并跑階段。

這一格局的形成,推動中國制造實現了當前中國擁有全世界制造業全部41個大類、200多個中類、600多個小類,實現了產業門類的全方位覆蓋。因此聯合國明確認定中國為全球唯一實現制造業全門類覆蓋的國家。

3.產業鏈結構根本性轉型,從“兩頭在外”到“自主制造”

2010年以前,中國制造中50%以上為加工貿易:即便加工產品為筆記本電腦、手機、空調等具備一定技術含量的相對高端品類,但其核心零部件、原材料、關鍵材料均從境外采購,國內僅承擔組裝環節。

例如以800億美元進口原材料及零部件,組裝完成后以1000億美元出口,這種“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本質上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組裝環節。若僅門類覆蓋范圍較廣,但產業仍以此類模式為主,整體發展水平仍然偏低。

近十年來,中國最重要的轉變即扭轉了2010年以前加工貿易占制造品出口50%以上的格局,當前中國出口產品中,80%由國內產業鏈集群自主生產完成。

基于這一變化,工信部、科技部在2018年出臺了“中國制造”的國家標準:

若產品80%的零部件、原材料及附加值在中國境內產生,無論生產主體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均可定義為中國制造。由此可見,中國制造業的產業鏈生產方式已經發生深刻變革。

4.開放格局下外資結構的優化升級,總量翻倍增長

當前中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進更大水平、更深層次、更寬領域的對外開放,外資流入中國的總規模不僅沒有縮減,反而實現了翻倍增長。


即便在特朗普政府發起貿易戰、拜登政府推行“小院高墻”政策、鼓動撤資封鎖的背景下,外資對華工商領域投資仍保持增長態勢。

需要明確的是,近七八年來,兩類外資對華投資確實出現了普遍下降:

第一類是勞動密集型加工領域投資,勞動密集型加工投資下降則屬于結構性轉移,相關產業已逐步向東南亞、印度等地區轉移。

第二類是港口、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其中基礎設施投資下降,并非中國不歡迎相關投資,而是因為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已基本處于飽和狀態,國內企業對相關領域的投資也已大幅縮減。

此外,近五年來受房地產行業結構性調整影響,國內民營企業對房地產新項目的投資已大幅縮減,對應房地產領域的外資投資幾乎降至零。

過去一二十年間,上述三類外資占中國吸引外資總規模的40%至50%,即便該部分投資出現縮減,中國吸引外資總規模并未減半。

數據顯示,2000年至2010年中國年均引進外資約為600億美元,而近十年來中國年均引進外資規模穩定在1200億美元,即在房地產、加工貿易、基礎設施三類外資大幅減少的背景下,中國吸引外資總規模仍實現了翻倍,這意味著外資對中國工業領域的投資實現了倍增。

可以得出結論:當前外資在華工業投資帶動約7%的城鎮就業,規模約為3000萬人,而中國城鎮就業總規模約為4億人,對應占比為7%;

在稅收層面,外資貢獻了全國總稅收的15%,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稅收占全國總稅收的50%,其中外資貢獻了15個百分點;

在出口層面,去年中國出口總規模為3萬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貢獻了1萬億美元,占比達三分之一,尤其是高附加值產品出口中,外資占比達到50%。

例如智能手機年出口額超過1000億美元,其中蘋果公司在鄭州、深圳生產的蘋果手機全部用于出口,即為典型案例。

5.出口產品結構升級,90%為機電與高附加值產品

當中國制造業規模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出口規模自然會相應增長。

在這三分之一的制造業產品中,產業檔次已實現提升,目前五個領域處于全球領跑地位,五個領域處于并跑地位。當前中國出口產品中90%為機電與電子產品,屬于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產品。

去年我國出口總額達3萬億美元,其中90%為高附加值產品,第一大類出口產品為芯片,全年出口額達1600多億美元,在我國十余種至二三十種主要出口品類中位居第一;

船舶出口以3000多萬噸位居第二;

汽車出口量達800萬輛,單車出口額不到2萬美元,累計出口額約一千幾百億美元,此外還有光伏產品等其他出口品類。

整體來看,當前我國出口產品中90%為機電類產品,已不再以輕工、紡織類加工貿易產品為主,在此背景下我國出口結構已發生深刻變化。

從貿易順差結構來看,以往出口1000億美元加工貿易產品,需要進口800億美元的零部件與原材料完成組裝,僅產生200億美元附加值,對應順差也為200億美元;

當前出口1000億美元產品,其中百分之八九十的零部件、原材料均由我國國內自主生產供應,因此對應順差規模較以往提升了四至五倍,這是我國出口貿易的重要變化。

此外,我國三分之一的出口產品中,高檔品有50%經由外資企業完成出口,外資企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綜合以上五個維度分析,前我國實現12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具有必然性,并非政府通過刻意推行出口導向政策、出臺各類優惠與鼓勵政策主動推動形成,而是我國制造業逐步發展壯大、產業競爭力自然提升所產生的結果。

二、萬億順差是否合理?

經濟學基本規律顯示,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長期保持貿易逆差不利于經濟發展,長期保持貿易順差具備合理性,但長期維持超大規模順差則存在不合理性,會加劇國際貿易摩擦(因貿易順差、逆差或產業損害引發的國家間經濟爭端)等問題。

一般而言,當一個國家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至3%區間時,該規模具備合理性與可持續性,既符合國家興旺發展的趨勢,也容易被國際社會接受。

我國當前GDP規模為140萬億人民幣,按此計算,2%對應2.8萬億人民幣,3%對應4.2萬億人民幣,折算為美元約為4000億至7000億美元,這一區間是貿易順差的合理規模,而當前我國順差規模達12000億美元,已超出合理區間。

從經濟學邏輯來看,壓縮過大的出口順差主要可采取以下路徑:

第一,推動人民幣適度升值。

我國不支持人民幣在短期,例如一個月或一年內出現30%、50%甚至100%的大幅升值。

我們所提出的人民幣適度升值,指的是每年逐步升值一至兩角人民幣,經過五至六年累計升值一元人民幣,循序漸進調整,十年累計升值幅度約為15%至20%。


人民幣升值后,人民幣購買力提升,進口外國商品成本降低,有利于擴大進口;同時出口商品成本會因升值上升約十幾個百分點,進而會對出口規模產生一定抑制作用,從而壓縮順差。

此外,人民幣適度升值還有助于實現我國既定的人均GDP發展戰略目標:我國規劃2035年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較2025年約13000美元的水平實現翻番,這一目標已納入“十五五”規劃。

但僅依靠經濟增長,若我國每年經濟增速為5%,十年無法實現翻番,只有年均增速達到7%才能完成翻番,若僅依靠增長僅能實現70%至80%的漲幅。

為什么我國“十五五”規劃能夠確定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達到設定的目標?

核心原因是規劃已考慮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在此十年間會累計升值15%至20%,即便實際經濟增長僅帶動GDP提升70%至80%,經匯率升值調整后,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即可實現翻番,推動我國提前達到以美元計價的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

目前人民幣已經出現適度升值,近幾個月匯率已從1美元兌7.3人民幣升值至1美元兌6.8人民幣,后續仍存在適度升值的空間。

第二,對出口順差設置合理約束,下調出口退稅率。

目前我國每年對多類重要產品實施出口退稅,對應13%的增值稅檔,不同產品退稅率分別為5%、9%、7%不等,年度出口退稅總規模達三萬多億元,可有針對性地調減相關產品的出口退稅。

例如針對鋁加工產品、光伏產品等,國家自今年一季度以來已出臺相關政策,宣布下調該類產品的出口退稅率。

下調出口退稅率相當于削減出口補貼,由此節省下來的退稅資金規模可達到一萬億至三萬億,可用于補助國內居民,開展扶貧幫困工作,提升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充足的資金為相關惠民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第三,進一步下調進口關稅。

當前WTO成員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約為5%,若為自由貿易協定成員國,成員國間進口關稅逐步趨近于零。

我國支持包括RCEP、CPTPP在內的各類自由貿易協定合作,始終踐行WTO框架下的低關稅原則,我國進口關稅水平已從1990年、2000年的水平逐步降至當前的7%,后續仍可進一步下調2至3個百分點,逐步達到全球平均關稅水平,下調進口關稅可有效拉動進口增長。

過往特朗普政府對我國加征關稅,我國在貿易摩擦中采取對等反制措施,秉持寸步不讓的原則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這是應對貿易摩擦的合理立場;

而從我國對全球貿易合作的整體姿態出發,適度下調進口關稅,可有效平衡過大的貿易順差。

第四,緩解出口企業內部的過度內卷問題。

對于出口企業中“5+2”“白+黑”“996”這類過度加班的內卷化經營模式,應當通過完善勞動紀律、勞動制度與薪酬體系進行規范調節,適度壓縮不合理加班,穩步提升勞動者收入。該舉措同樣有助于平衡過大的出口順差。

第五,優化休假制度安排。

我國當前一年共有55個周日,合計110個休息日,加上十多天的帶薪休假,年度休假總天數約為120余天;

而歐美等世界其他國家年度休假總天數可達150天左右,因此我國可適度增加帶薪休假天數,擴大國內居民消費,進而推動出口順差逐步回落。


上述五項舉措落地后,出口順差的下降并不代表我國產業競爭力弱化,而是將中國制造的優勢產能轉化為居民共同富裕的收入與生活水平,提升我國GDP的含金量。

三、打通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5大階段

順差調整是將存量優勢進行再分配,而面向未來,中國經濟的核心命題是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質生產力。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針對“十五五”規劃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部署: “十五五”時期要著力推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這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抓手。


而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融合,核心在于打通五個發展階段,五個環節貫通落地,才能真正實現雙向融合、協同發展。

這五大階段貫穿科技成果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單點突破到產業集群的全過程,是科創與產創融合的核心邏輯。

1.0~1原始創新階段

核心任務是實現從零到一的突破,涵蓋理論創新、技術創新、工具創新、要素創新四大維度,是完全無中生有的原創性突破。這類前沿創新,大多依托高校、頂尖科研機構以及頭部跨國企業完成,是仰望星空、布局未來的基礎性創新。

2.1~100成果轉化孵化階段

將原始創新的理論概念、技術雛形,轉化為可落地、可產業化的成果,相當于把創新“胚胎”培育成成型成果,是科技落地生產力的核心過渡環節。

3.100~100萬獨角獸成長階段

將成熟的科技成果進一步規模化、市場化,培育出行業獨角獸企業。這一階段的核心支撐是資本市場,依靠天使基金、產業基金、私募創投等各類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助力科技成果完成規模化躍遷。

4.100萬~百億產業鏈集群階段

依托行業龍頭企業,整合制造環節與配套資源,聯動十大生產性服務業,構建“1+10”產業鏈體系,也就是行業熟知的微笑曲線:

曲線底部是制造業硬件生產環節,左右兩側是十大高附加值生產性服務業,共同支撐企業從獨角獸成長為百億級龍頭,形成完整產業鏈條。


5.百億~萬億產業生態階段

單一百億產業鏈集群不足以支撐區域產業格局,當一個區域、一個國家形成數十個同類優質產業鏈集群,多點聯動、協同發展,就能最終培育出萬億級、數萬億級的戰略性產業生態,形成產業集群效應。

當前我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度不足,核心癥結就在于五大階段均存在短板、落地不到位。

我們可以將五個階段劃分為三大板塊:

0~1、1~100屬于前端科研創新環節;

100~100萬是資本賦能的過渡環節,既是科研創新的收尾,也是產業創新的起步;

100萬~百億、百億~萬億屬于后端產業創新環節。

三個板塊對應三類不同的資金來源,三類資金能否有效聯動融合,直接決定科創、產創融合的最終成效。

首先,0~1原始創新、1~100成果轉化環節的資金,統一納入國家研發經費范疇。

去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占GDP比重達2.68%,對應140萬億的GDP總量,全國研發經費總規模約4萬億元,主要用于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的基礎研究與成果孵化。

其次,獨角獸培育階段的資金,來自各類風險投資基金,包括天使基金、產業基金、公募私募基金等,依靠風險投資“高風險、高回報”的特性孵化創新企業,最終通過企業上市實現原始資本退出,這部分資金不納入4萬億研發經費范疇。

最后,百億產業鏈、萬億產業生態培育的資金,來自企業自有資金、銀行信貸、股市融資等產業投資資金,同樣與國家研發經費無關。

四、生產性服務業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

科創產創融合五大階段,所有賦能環節、落地環節、增值環節,本質上都依托生產性服務業支撐,而非傳統制造業。

生產性服務業是制造業升級、科技創新迭代、產業鏈高效運轉的核心土壤,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核心。

根據國家統計局與聯合國標準,生產性服務業包含10個大類、35個中類、171個小類,是貫穿制造業全鏈條的中間型服務產業,依附于制造業、服務于制造業,無法獨立存在,全部鑲嵌在產品研發、生產、流通、銷售、迭代的全流程中。

高端制造產品的高附加值,核心來自內嵌的生產性服務業。


一部高端手機,硬件制造成本僅占30%~40%,剩余60%以上的價值,均來自專利技術、軟件系統、品牌運營、供應鏈服務、數字化賦能等生產性服務業。產業附加值高低,本質是區域生產性服務業水平的體現。

鄭州代工生產蘋果手機,年產1億多部、產值超千億美元,但僅賺取10%的組裝加工毛利,70%以上的利潤被蘋果拿走。核心原因就是蘋果掌控了全部十大生產性服務業環節,掌握了產業鏈的核心價值與定價權。

這也充分證明:生產性服務業是制造業高附加值的源頭、科技創新的源頭、產業鏈高效運轉的源頭。

除此之外,生產性服務業更是國民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獨角獸企業的培育沃土、貿易強國建設的核心支撐,具備四重核心價值。

第一,生產性服務業增速遠超傳統產業,是GDP增長的核心動力。

農業社會GDP年均增速僅1%~2%,工業社會增速是農業社會的3~5倍,而生產性服務業增速是工業制造業的2~3倍。

從全球數據來看,1950年美國GDP約4000億美元,生產性服務業占比僅10%;如今美國GDP達29萬億美元,生產性服務業占比升至48%,規模突破14萬億美元,七十余年增長超300倍,遠超GDP整體70倍的增幅。

我國同樣呈現高速增長態勢:1980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規模僅200億美元,當前已接近6萬億美元,占GDP比重達30%。

近三年我國GDP年均增速4.7%,而生產性服務業年均增速高達12.1%,是國民經濟最核心的增長極。

未來15~20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占比將突破40%,成為GDP第一大支柱產業。

第二,生產性服務業是全球頂級獨角獸企業的核心賽道。

全球股市70萬億美元市值中,硬核科創企業市值約20萬億美元。其中,僅少量為高端制造企業,絕大多數萬億級市值龍頭均是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包括蘋果、微軟、谷歌、英偉達、高通、亞馬遜等。

這些企業不從事底層硬件制造,僅依托技術研發、專利運營、生態搭建、供應鏈管理等生產性服務業掌控產業核心,拿走行業絕大部分利潤。

第三,生產性服務業是貿易強國建設的關鍵抓手。

當前全球貿易格局持續迭代,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比重已從三十年前的5%升至25%,歐美發達國家更是達到30%~40%。

服務貿易的附加值遠高于貨物貿易:1000億美元貨物貿易,最終增加值僅200億美元左右;而1000億美元生產性服務貿易,增加值可達700~800億美元。

我國已連續多年位居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但貨物貿易大國不等于貿易強國,服務貿易規模與質量,才是貿易強國的核心標志。

目前我國服務貿易占總貿易比重僅13%,遠低于全球20%~25%的平均水平。想要實現從貿易大國到貿易強國的跨越,必須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貿易,推動服務貿易占比提升至25%~30%。

第四,生產性服務業是培育新質生產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核心基礎。

發達國家經濟增長70%以上依靠全要素生產率驅動,擺脫了對礦產、資金、低端勞動力的依賴;而我國目前僅25%的增長來自全要素生產率,75%依靠資源、資本、勞動力等傳統要素投入。

生產性服務業屬于人才密集、技術密集、創新密集型產業,不消耗礦產資源、不依賴低端勞動力、無需大規模固定資產投入,核心依托高端人才與科技創新。

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能夠持續優化我國經濟結構,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培育純粹的新質生產力,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五、做強生產性服務業,

抓好5大舉措

立足“十五五”規劃與大灣區產業發展機遇,想要做強生產性服務業、打通科創產創融合堵點,重點要抓好五大落地舉措:

1.培育專精特新生產性服務業中小企業

我國現有5000萬家中小企業,若培育1%(約50萬家)深耕十大生產性服務業細分賽道,聚焦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創新化發展,扎根科研基地、產業園區、科創樓宇,形成細分領域配套支撐,就能全面完善產業服務生態。

2.打造一批標桿型生產性服務業龍頭企業

對標施耐德等國際企業,推動傳統制造企業向服務型企業轉型,培育50家左右全國性、行業性生產性服務業頭部企業,聚焦綠色低碳、物流供應鏈、知識產權、數字化服務等高端賽道,打造百億級、千億級服務產業規模,提升產業附加值。

3.培育產業鏈鏈頭生態型企業

打造華為、蘋果、微軟式的鏈頭企業,不局限于硬件制造, 重點搭建產業鏈服務體系,通過技術、標準、品牌、服務賦能上下游數十萬配套企業,形成“鏈頭引領、中小企業協同”的萬億級產業生態。

4.構建鏈頭企業與代工制造企業協同模式

由鏈頭企業負責全鏈條生產性服務業布局,聚焦研發、設計、品牌、渠道、風控、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委托專業制造企業負責硬件代工生產,分工協作、各取所長,實現產業鏈效率與價值最大化。

5.大力發展產業互聯網平臺

區別于主打銷售的消費互聯網, 產業互聯網覆蓋研發、生產、制造、物流、供應鏈、服務、售后全流程,將“1個制造業核心+10類生產性服務業”全部納入數字化平臺,實現全鏈條數字化賦能。

廣東目前已培育多個優質產業互聯網平臺,單平臺可賦能上千家制造企業,形成千億級產業規模,是未來產業升級的核心方向。

總而言之,只要全社會補齊生產性服務業短板,實現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深度融合,就能徹底打通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融合堵點、斷點、痛點。

全面落地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十五五”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科創產創深度融合的戰略部署,助力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級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集群。

參考資料:

1.《黃奇帆:中國2025交出驚人成績單,震動全球》,億歐網;

2.《黃奇帆最新演講全文: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是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關鍵所在》,深圳戰新會。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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