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中莊子借溫伯之口，評價當時中原君子（主要指儒家學者）：”中國之君子明于知禮義而陋于知人心。” 意指他們精通禮義規范卻淺于體察人心，反映了道家對儒家過分注重外在禮教形式而忽視內在人性自然的批判 。

莊子主張清靜無為的思想，認為人應該知道自己內心的想法，也應該知道其他人內心的想法，或者說人與人的交流應該放在無功利的層面上，而不能總是為了功利意義去交流。畢竟每個人都有人性，而人性本身無所謂善惡，應該在后天發展過程中形成某種無功利化的互動。如果非得冠以善惡的評價，那么人性應該朝著善的方向發展。可是所謂的善，往往被儒家歪曲。或者說，孔子并沒有歪曲人性的善與惡，而是后代的統治者改變了孔子的思想，甚至形成了封建禮教傳統，當然也就改變了善與惡的思想。當儒家建立起了禮儀道德以后，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就會改編，奉為圭臬，而且要嚴格執行。本來有法律，執行法律就行了，但統治階級認為，秦朝完全執行法律，不講人情關系，會很快亡國。在執行法律的同時，應該推行儒家的禮儀，讓人們知書達理，起碼讓人們從小就學習某種道德規范。如此一來，道德規范可以成為社會矛盾的軟化劑，有利于消解社會矛盾，有利于消除人們心中的不平之氣，讓人們變得溫文爾雅，當然就可以減少很多社會矛盾，甚至在災難的時候，不會導致農民造反。似乎古代每一個人從小就懂禮義，知道什么叫禮節，什么叫天地間的大義。他們見面要打招呼，對父母行叩拜之禮，對君主行三拜九叩之禮，而且從地方官到君主，都有出行的禮儀規定，也有很多隨從，當然會大張旗鼓，而老百姓出行就沒有這樣的陣仗。

長期存在以后，禮義就成了正當的存在，甚至比人的性命都要重要。孔子只是提倡“仁”的學說，孟子提倡舍生取義。他們的長處在于教化，要教化人心，讓每一個人向善。本身的出發點是好的，但經過歷朝歷代的改變，這樣的思想就變得失去了原來的味道，轉而成了愚民的工具。人們要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規矩，不敢有絲毫反抗。倘若誰想反抗這套規矩，那么誰就是大逆不道，很可能遭遇口誅筆伐。皇帝會把權力分給各級官員，各級官員會分管各自不同的事物，而地方有宗族管理，很容易形成層層壓榨的制度。這樣的制度長期存在，就被視為正當合理的。皇帝和官員帶頭踐行禮儀，可是他們只是口頭上那么說，而真正做事的時候卻不會那么做，以至于形成了表面上仁義道德，背地里男盜女娼的情形。似乎道學家們總是要宣揚禮儀道德，要踐行禮義道德，實際上并沒有踐行，看看他們的家產，再看看他們的小老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像現在的貪腐官員開大會，反腐倡廉一樣，看看他們實際的私人財產，再看看他們包養的情婦，就知道他們是什么貨色了。禮儀適合宣講，適合掛在口頭上，適合鼓動普通人，卻并不適合實踐。或者說，統治階級的官員只喜歡口頭上標榜禮儀，把自己說成是君子，實際上是小人。

真正懂禮的官員是很多的，實際上只是忙于官場應酬，忙于各種各樣的場合表演，卻并不會對老百姓講道理。他們會層層加稅，層層壓榨，不允許老百姓反抗，也不允許書生說出社會真相，更不允許書生暴露社會矛盾。只要維護社會穩定，就算是最大的功勞，哪怕捂蓋子，打棒子，制造不公平不公正的事件，只要社會穩定，就算是功德一件，其實是維護了封建剝削和壓榨制度，卻沒有讓農民知道真相，也沒有讓他們翻身得解放。至于義的層面，古代的官員更是缺乏，看看那些亡國之君的手下，看看那些所謂的忠臣良將，在國家敗亡的時候干了什么，就知道他們提倡的義是多么虛偽。能夠像南宋末年背著小皇帝投海的陸秀夫那樣的忠臣為數不多，同時殉國的十萬君臣確實不少，但很多朝代都沒有這樣的人，只有南宋末年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以至于很多人慨嘆，讀書人的種子絕了。古代讀書人知道禮是什么，也知道民族大義是什么，在關鍵時候能夠舍生取義。而后代的人卻乏善可陳，口頭上講理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稍加學習就可以，即便是孩童也能學會禮儀。倘若在關鍵時候舍生取義，就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了。

莊子指出儒家的毛病，簡直針砭時弊，因為儒家總是過分強調表面的禮儀，還有一套完整的表演體系，而人心卻并不是那么容易揣測的，或者說并沒有禪宗那樣直指人心的智慧，也沒有道家那種超然物外的情懷，似乎過于拘謹，對人性形成了某種束縛，也成了統治階級利用的工具。發展成禮教傳統之后，這種傳統就成了愚民的工具，以至于“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有一些過激，但并沒有反思。到了現在，有人又提倡禮儀傳統，立刻遭到人們的反對，除非有資本助推，可以運作一些項目，不管是讀詩書的輔導班，還是做漢服的產業，都可以用來賺錢，但對于人心的分析，對于人性的洞悉，還差得很遠，甚至根本沒有。后代人學習的所謂儒家的經典書籍，基本上都是經過后代權力系統改編的，和原原本本的儒家思想相差太遠。莊子超然物外的思想被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視為消極，并不如儒家入世思想那樣的積極，于是儒家思想就被統治階級改寫，而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卻被統治階級摒棄。到了現在，似乎人們不喜歡提老子和莊子，也不太喜歡聽儒家的禮儀道德，而是追求權和錢，似乎受了資本的影響，更實在了，只不過精神難以超脫。

林語堂認為：“人若無仁，雖有才智，終將迷失；有仁者，方能安身立命。”在他的小說中，既有儒家的禮儀道德，又有道家的超脫思想，而且他認為“道家精神是人類智慧的最高境界。”“物各有主”“得失隨緣”。人們倘若有了這樣的思想，就會逐漸認識到人性的奧秘，看到人心的復雜，而不再專注于表面的仁義道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