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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同美國領導人特朗普舉行會談（來源：中國政府網）

特朗普訪華后，中美在經貿領域初步形成了共識。未來三年，也即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剩余時間里，中美經貿關系大概率將保持相對穩定的態勢。作為一位高度重視交易成果、經濟收益和政治成效的領導人，特朗普只要能從中美關系中獲得可見的實際利益，就不太可能在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上輕易采取激進舉措。

然而，這種穩定并不意味著中美關系全面緩和。更準確地說，中美關系正進入一種新的復雜狀態：經濟上可以談判，安全上仍保持緊張；經貿上可以達成交易，戰略上仍互不信任。雙方雖存在階段性妥協和具體領域合作，但在安全問題、地區秩序以及戰略互信等結構性矛盾上并未消除。

特別是從此次領導人會晤來看，雙方心態存在明顯差異。對特朗普而言，此次訪華已基本實現其前期目標——向美國國內展示了自己管理中美關系的能力，并從中獲得了實質性政治成果。對中國而言，前期在經貿層面釋放善意并做出相應安排后，更為關注的是：美國能否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安全問題上展現必要的理解，甚至采取一定程度的克制。

本文重點分析未來三年中美關系中需要高度關注的三大安全問題：臺灣問題、日本問題與南海問題。這三個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將深刻塑造東亞地區的安全形勢。

圖2：兩國參觀天壇并在祈年殿廣場合影(圖片來源：中國政府網)

一、臺灣問題：高壓態勢持續，但并非是個“燙手山芋”

臺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系中最敏感、最具風險的核心領域。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認知存在顯著不對稱，既存在一定的交易空間，也蘊藏著巨大的潛在風險。

首先是認知差異。特朗普更傾向于以務實、交易化的視角看待臺灣問題，將其與芯片產業、供應鏈安全、美國科技競爭力和軍事銷售等現實利益掛鉤。若臺積電等關鍵半導體產能能夠逐步向美國轉移或更深度融入美國產業體系，臺灣在其戰略考量中的價值可能會有所下降。

而在中國看來，臺灣問題事關一國主導權和領土完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議題，絕非普通的地緣政治籌碼。這種認知上的不對稱，既為雙方留下了談判空間，也使誤判風險顯著上升。

特朗普本人可能愿意將臺灣問題納入中美整體談判框架，但美國國內國會、軍工利益集團、戰略界及意識形態力量持續施加壓力，對臺軍售和軍事合作難以完全中斷。即便特朗普有意降低臺海熱度，也受制于國內政治結構的制約。

值得注意的是，賴清德當局目前保持了相對克制，避免了“法理臺灣分裂”等重大挑釁；大陸軍隊近年經過改革調整后，更加強調體系的穩定性和可控性。因此，短期內臺海發生大規模軍事沖突的可能性有所降低。

但未來三年，臺海形勢仍將處于高壓平衡狀態。大規模戰爭未必立即爆發，但軍事壓力、政治對抗和外部介入將長期存在。大陸將繼續壓縮“臺灣分裂”空間，美國將維持介入能力，臺灣當局則繼續保持與大陸的政治距離。這是一種危險的動態平衡，各方均力求避免直接攤牌，卻也難以真正后退。

圖3：東部戰區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現場 (圖片來源：國防部官網、中國軍網)

二、日本問題：最有可能引發戰爭的“引爆點”

第二個需要高度警惕的是日本問題。未來幾年，中日關系整體不容樂觀，海上、空中、臺海周邊等方向發生摩擦、誤判乃至局部危機的概率正在上升。

日本正逐步呈現“亞洲以色列化”的戰略轉向。從過去被動配合美國亞太戰略，轉變為更加主動、前置、積極塑造地區安全議程的力量。它不再滿足于充當執行者，而是主動拉攏美國、測試同盟邊界，甚至推動美國更深度介入亞太事務。高市早苗提出的“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言論，本質上是一種戰略試探，旨在將臺海問題與日本自身安全深度綁定。

日本的戰略意圖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主動引導美國“重返亞洲”，不斷拓展美日同盟的適用范圍；二是在美國戰略收縮時，迅速填補權力真空——通過加強自身防衛力量，并擴大與澳大利亞、英國、菲律賓及北約的安全合作網絡，構建多邊安全架構。

這一轉變對中國的影響直接而深刻。過去中國主要面對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如今則多了一個主動介入、積極補位的日本。臺灣問題與日本安全議題相互嵌套，中日關系的安全風險顯著提升。

未來三年，最需防范的并非雙方有計劃的沖突，而是因意圖誤判引發的“意外摩擦”。東海方向的軍機接近、艦艇相遇、執法船對峙，以及臺海周邊的軍事安排，都可能成為風險點。一旦現場事件與國內輿論、政治表態相互激化，危機就可能快速升級。

日本越是積極將美國拉回亞洲，就越可能將自身推向中美戰略競爭的最前沿；越是借臺灣問題提升自身地位，就越容易把中日關系推向危險邊緣。

圖4：中日東H問題原則共識官方示意圖(來源：中國新聞網)

三、南海問題：在堅持主導權前提下探索航行安全機制

南海問題雖不會輕易引發全面沖突，但卻是日常摩擦與輿論博弈的高發區。中國需在堅定維護主導權的同時，主動塑造更有利的國際話語和風險管控框架。

過去在南海議題上，我們更多強調主導權歸屬、歷史權利和海洋權益，這些立場必須毫不動搖。但西方更關注的，往往是南海是否會影響國際航運安全、商業通道暢通以及軍艦商船的正常通行，這也成為美國長期介入的重要借口。

因此，中國可采取更具建設性的思路：在堅持主導權和海洋權益的前提下，明確支持正常的商業航行自由，并提出南海航行安全機制化安排。例如，清晰界定商業航行、軍事抵近偵察、挑釁性行動與正常通行的邊界；推動建立海上相遇規則、熱線溝通機制、執法船只行為規范以及軍艦軍機安全距離等制度。這樣既能有效回應“航行自由受威脅”的敘事，也能顯著降低意外摩擦的可能性。

未來三年，南海大概率仍以小規模執法對峙、島礁補給爭端、海警船碰撞及輿論戰為主，中菲方向可能是最易出現緊張的區域。菲律賓將繼續借助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外部力量提升籌碼，美國則借此牽制中國。

南海問題也可成為中美安全溝通的潛在切入點。若雙方能在最低限度危機管控機制上達成共識，既能為兩國關系保留緩沖空間，也能避免南海成為盟友圍堵中國的抓手。

圖5：中國海警華陽艦在南海仁愛礁海域巡航值守 (圖片來源：新華網)

結語

未來三年，中美不會輕易全面攤牌，經貿或可穩定，但安全結構性矛盾難解。臺灣、日本、南海三線交織，極易引發連鎖風險。

對中國而言，唯有堅守底線、主動塑造，于變局中保持戰略定力，方能牢牢把握歷史主動。

圖6：2026年5月15日上午，在中南海舉行小范圍會晤。特朗普抵達時，熱情迎接。(圖片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