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郭沫若的原配妻子獨自守候68年無兒無女，晚年時郭沫若每月只寄15元生活費給她
1914年春，川南宜賓的夜色剛落，鞭炮聲卻仍在村巷回蕩。十八歲的張瓊華披上繡有海棠的紅衣，還沒來得及與新郎說上一句體面的寒暄，就在第二天清晨聽見院門被輕輕闔上的動靜——郭沫若踏上了去上海再轉神戶的船，只留下一張寫著“留學刻不容緩”的紙條。這種新式“閃離家鄉”的情形在那幾年屢見不鮮：據統計，辛亥革命后不足十年，赴日讀書的中國學生已突破萬人，其中不少是在家中完成包辦婚禮再背上行囊。對年輕士子而言，學業是未來；對留在家的妻子而言，未來成了猜不透的漫長獨白。
張瓊華沒有讀過《新青年》，她識得的幾個字只夠守祖宗牌位。婆婆早年體弱，又在1919年冬里咳血離世，她披麻守孝三年，靠著幾畝薄田與典當來的首飾度日。有人搖著蒲扇來探望：“郭先生何時歸家？”她抿嘴搖頭，那張紅喜服已被翻做粗布圍裙。村里人議論現代婚姻的輕薄，她卻把這些聲音收進柴門內。
同一年秋天，一封從東京寄來的信讓她在油燈下愣了許久。信里語氣誠懇：郭沫若寫道自己與一位名叫佐藤富子的姑娘相識相戀，“離婚不易，愿以侍奉雙親為謝”。燭火搖曳，爐上的紅薯被烤焦，煙嗆得她直咳嗽。第二天清晨，鄰嫂探頭：“妹子，可要回信？”她只說：“他既有安排，我就守家。”這是她習慣的回答，也是幾十年后仍被鄉親熟記的一句話。
進入20世紀30年代，《女神》等作品讓郭沫若名聲驟起。偶有報紙隨著鹽船漂到長江上游，鄉里讀書人朗聲念起那位“郭院長”的新詩，字句鏗鏘，聽眾卻不敢把目光投向角落里的張瓊華。她照舊在晾臺上翻曬被褥，像對待普通收成一樣，對遠方的光環既不羨慕也不控訴。有人說她冷，她笑答：“田里還有草。”
抗戰爆發后，郭沫若回國組織文化救亡，1938年春在重慶沙坪壩演講。會場門口人擠人，張瓊華拎著籃子送侄子上學，恰好看見臺上的他，只遠遠站了片刻便拐進小巷。沒人知道她有沒有被人群撞疼，只聽見孩子問：“那是姑父？”她輕聲回：“看錯了。”話落轉身就走。
1946年清明，郭沫若帶著于立群回自貢祭祖。墳前三拜后，他挪到一旁低頭致歉；張瓊華跪在另一邊，磕了頭，起身就給新媳婦讓位。不久后，她回到老宅，仍舊守著空蕩的堂屋，偶爾翻出那枚發舊的喜錢，擦拭再收好。
進入1960年代，鄉間憑票供應。那年冬天，她托人帶信北上，只寫了十二個字：“米貴了，五谷歉收，求略賜銀兩。”信紙輾轉到北京東黃城根。郭沫若批示秘書匯款，每月15元，不久加到25元。對外事纏身的他來說，這只是案頭一筆零星開銷；對她而言，卻可以添置兩斤豬肉和五尺粗布，足夠撐過一個月的清淡日子。
1963年臘月，她第一次離川北上探親。一只竹籃、一掛臘肉、一包自制豆豉，擠在火車行李架上。北風堵在月臺，腿腳已殘的她仍堅持下車后自己提籃。門一敲，年輕女秘書先怔住，隨后禮貌相迎。客廳桌上堆滿文件，郭沫若從書后抬頭，兩人對視數息，他說：“一路辛苦。”她只應了一聲：“坐吧。”三分鐘后，秘書端來熱水，寒暄草草。屋外的風掀動窗簾，屋內落針可聞。她在北京只住三日，第四天清早便乘車回川。
1972年夏，老宅門前的合歡樹又開了花，她卻因咳喘被送進縣醫院。護士將那只縫補多次的布包交給她時，發現里面仍是未拆的匯款單，還有一封折痕發黃的信。醫生勸她換好一點的營養餐，她搖頭，“留著，來日還得用。”這一留，就是永別。
1973年11月15日，她停心在病榻。鄉親替她掩土入棺，抬往村外竹林。半月后，一筆300元匯款與一塊青石碑抵達：正面僅刻“瓊華之墓”，落款“郭沫若敬立”，筆鋒勁直。老人沒有子女，骨灰下葬時，人群寥寥。村里的晚風掃過新土，躥起一片竹葉，沙沙而過，像極了她青年時夜半捻燈的細碎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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