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淞

“看她艷若桃李，豈能無人勾引？年正青春，怎能冷若冰霜？這案情就是不問，也已明白十之八九了?！薄妒遑灐み^于執斷案》

這話聽起來荒誕不經，像是一出戲里的昏官囈語?？杉毤毾雭?，這“望之生義、想當然耳”的斷案邏輯，當真只存在于古人的傳奇里嗎？

一樁奇案，兩處冤屈

戲劇《十五貫》是清初劇作家朱?根據《醒世恒言》中的《十五貫戲言成巧禍》改編而成的名作，講述了一個曲折離奇的冤案故事：

明代山陽縣，熊友蘭外出做工，弟友蕙在家讀書。鄰居馮玉吾將金環與十五貫錢交兒媳侯三姑保管。玉吾見三姑稱贊友蕙讀書聲，疑心二人有私，令三姑遷入內室。友蕙為避嫌亦遷入內室，與三姑一墻之隔。一夜鼠禍大作，金環與錢被老鼠叼至熊家。友蕙清晨發現，正愁無米下鍋，便持金環到馮家換米，被玉吾撞見，認定是三姑私贈。其子錦郎怒而回家問罪，在門口誤食老鼠銜出的毒餅，中毒身亡。馮家告官稱通奸殺夫。縣令過于執見三姑貌美，便認定“艷若桃李，必不安于室”，將二人屈打成招，判為死罪。

與此同時，無錫屠戶游葫蘆借得十五貫，酒后戲稱賣繼女蘇戍娟所得。戍娟連夜出走投親。無賴婁阿鼠潛入游家，殺人盜錢。戍娟路遇攜錢回鄉的熊友蘭，二人同行。眾街坊發現命案后追趕，婁阿鼠混在人群中一口咬定二人是兇手。友蘭身上恰有十五貫錢，人贓俱獲，被扭送縣衙。過于執適升任常州府理刑，又將二人屈打成招，判為死罪。

蘇州知府況鐘監斬時，夜宿城隍廟，夢兩野人各銜一鼠哀泣。行刑前，兩對年輕人齊聲鳴冤。況鐘疑心重重，連夜求見都察院御史周忱，以半月為期請求復審。他先赴山陽，在熊家鼠穴中挖出毒餅與十五貫錢，錦郎案真相大白；又趕赴無錫，假扮算命先生，巧借“鼠”字測字，使婁阿鼠自投羅網。兩樁奇案真相大白，無辜者冤屈得雪，過于執被罷官問罪，況鐘因明察秋毫而受人稱頌。

1956年，這出戲進京演出，mzx兩次觀看并指示“這出戲全國都要看，特別是公安部門要看”，zzl也稱贊它“思想性很強”。為什么一出三百年前的“公案戲”，會讓開國lx如此重視？答案或許很簡單：人性中的傲慢與偏見，從來不會隨著時代自動消失。

一、“過于執”的幽靈：先入為主的有罪推定

《十五貫》中最令人脊背發涼的角色，并非兇殘的婁阿鼠，而是那個既不貪贓也不枉法、卻執拗到可怕的知縣——過于執。這個角色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種諷刺：過于執著，執著于自己的主觀臆斷。

審理熊友蘭與蘇戍娟一案時，過于執的內心獨白堪稱“有罪推定”的教科書式演繹：

“看她艷若桃李，豈能無人勾引？年正青春，怎能冷若冰霜？她與奸夫情投意合，自然生比翼雙飛之意，父親攔阻，因之殺其父而盜其財，此乃人之常情。這案情就是不問，也已明白十之八九了?！?/p>

于是，他“不由分說”，動用訊杖、拶指、夾棍等酷刑，將兩名無辜者屈打成招。在他的認知里，一個美貌的年輕女子，天然就是“不安于室”的嫌疑人——“人之常情”四個字，成了他草菅人命的通行證。

這一幕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為它揭露了一個殘酷的真相：最危險的腐敗，不是收受賄賂的“硬腐敗”，而是思維深處的“軟腐敗”——那種自以為是的傲慢、對權力的麻木、對生命的輕慢。

當一個人手握生殺大權，卻喪失了質疑自己的能力，他就會成為“過于執”：以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以為自己的判斷就是正義，別人的申辯在他耳中不過是狡辯。

二、當代“過于執”：當權力遇到傲慢

三百多年過去了，“過于執”的幽靈并未消散，它只是換了面具。

近年來，一些冤假錯案的平反，讓公眾看到了司法系統中殘留的“過于執”陰影——辦案人員先入為主地鎖定“兇手”，然后沿著這個預設的結論去尋找“證據”，對指向其他方向的線索視而不見。這與過于執“先定后審”的邏輯何其相似。

如果說過去的“過于執”更多表現為昏聵和武斷，那么今天還出現了一種更隱蔽的“過于執”——精致的利己主義式辦案。某些人并非不知道真相，而是在利益面前選擇性地“執著”：執著于關系網的維護，執著于個人利益的保全，執著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場哲學。

2025年11月，西藏改則縣組織政法干警旁聽一起受賄案庭審，被告人王某“當庭認罪悔罪，深刻懺悔自己因法紀意識淡薄走上犯罪道路”。同一時期，湖南洞口縣一名“90后”財政所所長廖某某，因挪用公款672萬余元用于網絡賭博而受審。這些案例背后的邏輯鏈條驚人地相似：當一個人失去了對權力的敬畏，他離“過于執”就只有一步之遙。

“過于執”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另一種人——巡撫周忱那樣的官僚主義者。當況鐘向他報告案件有冤時，他的回答是：“此案已三推六問，經過多少官員，本都院朝審已過，哪有甚么冤屈？”他不關心真相，只關心程序是否走完、上級是否滿意、麻煩是否波及自己。這種“不粘鍋”式的官僚主義，本質上是對職責的背叛。

三、況鐘的“那支筆”：權力的分量

《十五貫》之所以成為經典，不僅因為塑造了一個可恨的“過于執”，更因為塑造了一個可敬的“況青天”。

況鐘的偉大，不在于他比過于執更聰明，而在于他對權力懷有深深的敬畏。臨刑前，面對兩個年輕人的喊冤，他內心掙扎：

“這只筆，千斤重，一落下，喪四命！既然知，冤情在，就應該，判斷明。錯殺人，怎算得為官清？”

這番獨白道出了一個樸素卻深刻的道理：權力的本質不是管束他人，而是對自己行使權力的每一刻保持警醒。

況鐘本可以像周忱那樣，把這樁“三審定案”的差事走完程序就算了事。但他選擇了另一條路：據理力爭、頂住壓力、親自勘察現場、微服私訪。他不是靠什么“神明托夢”，而是靠腳踏實地的調查。他在熊家墻壁上發現老鼠洞，挖出十五貫錢和毒餅，推斷出真相；他假扮算命先生，借“鼠”字測字，層層遞進，步步緊逼，讓婁阿鼠在心理防線的崩潰中自投羅網。

當代作家巴人在雜文《況鐘的筆》中，將況鐘的筆與現實中官僚主義者的筆做了對比：后者“滿足于自己的高官厚祿，閉著眼睛簽發文件，而又討厭下屬提出不同意見，為了去掉不順手的干部，就故意設下陷阱叫你跳下去”。

一支筆，可以救人，也可以殺人。一字之差，就是生死之別。況鐘用他的筆，詮釋了什么叫“筆下有人”；而當代某些人用他們的筆，簽發的卻是草菅人命的判決。

四、從戲里到戲外：今天的“十五貫”在哪里？

1956年，《十五貫》進京演出后，全國多個劇種爭相改編，一時“滿城爭說《十五貫》”。為什么一出戲能有如此大的魔力？因為它戳中了時代的痛點。那一年，新中國正在推進司法改革，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妒遑灐防镞^于執的昏聵、周忱的推諉，恰恰是當時要著力革除的積弊；況鐘的求實精神、為民請命的擔當，恰恰是時代呼喚的品質。

今天的我們，同樣需要一出《十五貫》。

當我們看到某些人因“想當然”而釀成冤案時，我們需要想起過于執；當我們面對推諉扯皮的官僚主義時，我們需要想起周忱；當我們手中握有權力時，我們需要想起況鐘的那支筆。

每一個手握權力的人，都應當問自己三個問題：

第一，我是否也曾在某個瞬間，像過于執那樣“想當然”地給一件事、一個人下過結論？當“人之常情”“按理說”“肯定是”這些詞從腦海閃過時，我是否停下來反問過自己：如果錯了呢？

第二，我是否也曾在某個時刻，像周忱那樣選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當看到不公卻選擇沉默時，我是否想過，那個沉默的自己，正在成為不公的一部分？

第三，我是否有況鐘那樣的勇氣，在發現錯誤時敢于糾正，哪怕這意味著得罪上級、付出代價？

五、警惕我們心中的“婁阿鼠”與“過于執”

《十五貫》的故事以“四冤皆雪”的大團圓收場。但現實中，不是每個冤案都能等到一個況鐘，不是每次不公都能得到糾正。

我們習慣將腐敗歸咎于制度漏洞、監管缺失，這固然不錯。但制度終究要靠人來執行，監管終究要靠人來落實。如果說婁阿鼠代表的是赤裸裸的貪欲，那么過于執代表的就是權力的傲慢——一種更隱蔽、更危險的“腐敗”。

貪欲可以通過制度約束來遏制，但傲慢呢？它根植于人性深處，需要每一個人不斷自省、不斷警醒。

《十五貫》的編劇讓況鐘最終勘破迷局、讓婁阿鼠伏法，這既是戲劇的需要，也是民間的期盼。但現實沒有劇本，正義不會自動到來。當我們走出劇場、關閉屏幕、回到自己的崗位時，每個人都應當思考：我手中的“筆”，是否足夠慎重？

每一個案件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不可重來的人生。每一支筆的落下，都應當經過理性的審視與良知的拷問！這，或許就是《十五貫》留給我們最深刻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