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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最新一期全球支付貨幣排名公布后，不少讀者的第一反應是：人民幣為何再度滑落至第六位？但另一組穿透表象的數據，正悄然揭示一個長期被公眾忽略的關鍵現實。

4月份，人民幣通過SWIFT系統完成的國際支付份額為2.85%，位列美國（50.61%）、歐元（21.6%）、英鎊（6.95%）、日元（3.82%）、加元（2.89%）之后，暫居第六名。

然而該榜單僅涵蓋經SWIFT報文網絡處理的跨境資金流動，其統計口徑猶如僅用高速公路車流量推斷全球貨運總量，完全未計入海運、空運等關鍵通道所承載的龐大結算體量。

若要準確評估人民幣在真實國際貿易結算中的實際地位，必須將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數據同步納入測算。當SWIFT與CIPS兩大體系數據合并計算時，人民幣在跨境貿易結算中的實際占比已躍升至20%以上。

這一數值不僅大幅超越歐元在貿易結算環節的實際使用率，更穩坐全球第二把交椅，僅略遜于美元。該結果令許多仍緊盯SWIFT單一榜單的觀察者深感震撼——世界貨幣格局的深層重構，正以無聲卻堅定的方式加速鋪展。

SWIFT統計存在天然局限，疊加CIPS迅猛發展后，人民幣真實結算權重已突破兩成大關。

先看表面波動：2026年3月，人民幣在SWIFT全球支付貨幣中占比達3.1%，位居第五，是除美元外唯一實現環比上升的主要貨幣。

同期歐元、日元、英鎊占比均呈收縮態勢；進入4月，人民幣占比微調至2.85%，被加元短暫反超，回落至第六。此類起伏實屬常態。

今年1月占比為3.13%、排名第五；2月降至2.74%、跌至第六；3月回升至3.1%、重返第五——整體呈現規律性“雙峰震蕩”，反映的是短期市場節奏而非趨勢逆轉。

但無論3.1%抑或2.85%，單憑SWIFT這一數字，遠不足以勾勒人民幣在全球貿易結算中的真實圖景，根本原因在于：

SWIFT覆蓋全部跨境資金活動，包括貨物服務貿易、證券投資、外匯買賣、個人匯款等多元場景，而貿易結算僅為其子集之一。

它將人民幣在各類金融活動中使用的總量打包統計，再以此比例反推其在國際貿易中的影響力，方法論本身即存在結構性偏差。

要精準錨定人民幣在貨物與服務貿易中的結算地位，必須引入CIPS系統作為核心校準變量。自2024年起，CIPS建設進入爆發式增長階段，截至2025年末已形成強大網絡覆蓋能力。

系統直參機構達190家，間參機構擴容至1567家；業務觸達亞洲1150家、歐洲261家、非洲65家、北美洲34家、南美洲33家、大洋洲24家金融機構；更有超過30家中央銀行直接接入CIPS開展本幣結算，實現對SWIFT路徑的實質性繞行。

2026年4月初，CIPS單日交易額歷史性突破1.22萬億元，成交筆數逼近4.2萬筆；3月日均交易額達9205億元，環比激增近48%；日均處理筆數逾3.5萬筆。將上述活躍度數據與SWIFT并軌核算后，

人民幣在真實貿易結算中的實際占比絕非SWIFT榜單上顯示的2%出頭，而是躍升至全新量級——中國2026年一季度跨境人民幣結算總額達6.63萬億元，

同比增幅達9.6%；其中經常項目下結算規模為4.52萬億元，增速高達14%；央行披露的一季度人民幣跨境收付總金額為20.2萬億元，同比增長17.2%。綜合推算，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實際滲透率已穩定突破20%，牢牢占據全球第二位置。

這一躍升的核心引擎，來自大宗商品交易領域的結構性轉變。

西方國家對俄羅斯、伊朗實施的全面金融封鎖，倒逼兩國能源出口轉向人民幣計價與結算；俄印之間油氣交易全面啟用本幣清算機制，徹底脫離SWIFT體系；東南亞跨境電商生態蓬勃興起，推動人民幣在當地雙邊貿易結算中占比飆升至近50%；拉美多國在大豆、銅礦等關鍵資源出口中主動擴大人民幣使用；東盟區域內部跨境結算中，人民幣份額亦穩步攀升至20%—30%區間。

從單一結算功能向計價、投融資、儲備等多維度縱深演進，人民幣國際化已邁入系統性拓展新階段。

據中國人民銀行《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5）》顯示，過去五年人民幣在全球貿易融資貨幣中始終穩居前三，近幾個月多次躍居第二；市場份額由約2%大幅提升至7%；人民幣計價國際債券存量達2561億美元，較2019年末增長160%；熊貓債與點心債發行規模呈現井噴式增長。

截至2024年底，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占比已超3%，在主要貨幣中排名第五；2026年一季度中國進出口總值達11.84萬億元，累計同比增長15%，進出口雙輪驅動形成高效循環；單月貨物貿易項下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高達1.46萬億元。

如此龐大的國際貿易資金流若持續依賴美元中轉，中國企業不僅要額外承擔一次匯兌成本，還需面對匯率雙向波動帶來的資金調度風險。

而采用人民幣直接結算，則可實現“收款即用、支出同幣”，省去中間換匯環節，顯著降低操作復雜度與匯率敞口，為中國企業全球化布局注入強勁動能。

數據顯示，A股上市公司海外業務收入占總營收比重，已由2018年的12.3%穩步提升至2024年的18.2%；同期海外投資凈收益與營收之比亦從5.7%升至9.6%；央行推出的跨境同業融資機制，明確授權境內銀行向離岸市場提供人民幣流動性支持，正加速激活全球范圍內的人民幣融資需求。

除貿易與投融資領域快速擴張外，人民幣正悄然重塑全球金融基礎設施版圖。當前CIPS雖已建成高效主干網，但尚未實現全鏈路閉環運行，部分信息傳輸仍需借助SWIFT通道，客觀上抬高了交易成本并強化路徑依賴。

因此現階段最緊迫的任務，并非單純追求處理速度的線性提升，

而是同步推進規則適配與生態共建雙重升級：加快與主要貿易伙伴本地清算系統互聯互通，將中國支付標準、報文格式深度嵌入對方金融基礎設施底層邏輯，推動連接方式由物理層“硬聯通”邁向制度層“軟聯通”；同步構建以人民幣計價為核心的貿易融資服務生態。更具戰略意義的突破，已在數字貨幣賽道落地生根。

2025年底，央行正式修訂CIPS業務規則，首次將數字貨幣研究所列為協同執行主體，為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鋪設完整制度軌道與合規接口。

現實挑戰與歷史窗口并存，人民幣國際化仍需跨越數道關鍵門檻。

份額提升不等于體系成熟，當前人民幣跨境結算仍呈現鮮明的“雙邊主導型”結構，高度集中于中國與核心貿易伙伴之間，

第三方市場自發選擇人民幣作為結算媒介的比例尚低。央行前行長周小川近期指出，當下正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黃金期。

全球貨幣體系正加速告別單極主導，步入深度多元化進程；美元信用基礎持續松動，國際市場對安全資產與穩定流動性的渴求日益迫切。央行原副行長朱民觀點更為直白：

“美國實體經濟增速趨緩但美元體系盤根錯節，中國制造業實力雄厚卻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相對薄弱，變革已是大勢所趨。”美元武器化濫用、高頻關稅博弈、聯邦財政赤字突破GDP 100%紅線……信任，始終是貨幣生命力的根本源泉。當信心開始分流，多元化便成為必然選擇。人民幣要真正成長為全球主流儲備貨幣，仍面臨多重現實制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賦予人民幣的SDR權重已達12.48%，該數值已充分考慮人民幣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不可自由兌換等現實約束條件。

事實上，人民幣已成為部分國家遭遇流動性危機時的重要應急工具。中國已與全球30余國簽署本幣互換協議，近年來已有多個經濟體依托雙邊互換框架，成功運用人民幣解決緊急國際支付難題。

與此同時，中國制造業占全球總產值比重已達30.2%，一舉超越美國、日本、德國、韓國四國總和。這張覆蓋全球的實體制造網絡，正強力牽引人民幣完成從“支付結算貨幣”到“計價貨幣”，再到“投融資貨幣”與“儲備貨幣”的全周期閉環升級。

越來越多進口大宗商品正采用人民幣定價與結算，鐵礦石、原油、高端集成電路等戰略性資源領域的本幣結算機制，正在分階段、有節奏地穩步推進。

回溯2009年啟動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人民幣國際化征程已走過整整十七載春秋。如今，它已挺進深水區——從基礎支付功能出發，正系統性向計價、投融資、儲備等高階職能躍遷。

全球貨幣多極化進程明顯提速，中東地區持續動蕩恰如催化劑，加速推動舊秩序解構。昔日美元霸權建立在“石油美元+軍事投送”雙重支柱之上，

而今日的結構性變遷正一層層剝離這兩大支撐。美元雖仍居主導，但其份額正經歷緩慢但不可逆的稀釋過程；人民幣的穩步上揚，恰恰契合這一歷史性窗口期的內在節奏與演進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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