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豐

阿合馬，這位大元王朝初期的大臣，在明代宋濂等奉敕編纂的《元史》中，位居第二百五卷，屬于“奸臣”的行列?？雌痖_篇，“不知其所由進”，其實已暗含史臣筆意，暗示他是來自“野路子”的技術性人物。自中統三年（1262年）起，他“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一路圍繞鐵冶、鹽課、農器、礦冶、鈔法、轉運、榷茶、藥材貿易諸事建言獻策，其發言幾乎都指向同一個目標：哪里可以增課，哪里可以設官，哪里可以禁私販，哪里可以由國家直接攫取利潤。這樣的人，正對忽必烈胃口。阿合馬的崛起，說到底，是“富國焦慮”之下的政治選擇。

平心而論，阿合馬并非毫無才能的庸劣小人。恰恰相反，他最大的悲劇，也恰恰在于他確實有本事?！对贰氛f他“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負，眾咸稱其能。世祖急于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這幾句話并非虛文。無論是太原鹽課的調節，還是鈞、徐鐵冶的開發；無論是銀礦開采、錫鑄供給，還是江南交會更張、鹽藥貿易統制，阿合馬處理問題的方式都很一致：不講虛套，不講寬詞，直接從國家財政的角度切入，迅速提出可執行方案。

但問題也就出在這里。一個人若只是理財能手，未必會成為巨害；真正可怕的是，他把“理財”一步步做成了“專權”?！对贰穼懓⒑像R，最值得注意的，不是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鹽鐵鈔法，而是他如何借這些財政技術，逐漸侵蝕元朝中樞原有的運作系統。丞相安童曾明確提出，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應“各循常制奏事”，重大事務應先由大臣議定再上聞；這其實是在試圖為帝國建立起一個相對有節制的中樞秩序。可阿合馬偏不。他“一切以聞”，繞開協商；又“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把人事權也抓到自己手中；面對安童責問，他竟公然說“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這已經不是理財官員的自信，而是權臣的口氣了。

更嚴重的是，阿合馬還試圖壓制監察。至元十五年（1278年），世祖命其廣為貯積以備闕乏，阿合馬竟趁機奏稱，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究索錢谷數”。這句話，若放在任何一個正常官僚朝代里，都是極其危險的信號。御史臺本是用來查賬、糾劾、糾偏的，他卻要讓監察機關未經尚書省同意，不得碰財政數字。說得直白一點，他不是在講“分工”，而是在講“封口”。此時的阿合馬，實際上已經把國家財政變成了個人權力最核心的資源。

阿合馬之禍，還不在他個人貪財，更在于他把朝廷變成了私人網絡。傳中屢見其子弟、姻黨、私人被安插于要津，崔斌就曾當面彈劾，說阿合馬一面自請罷免子弟之任，一面卻讓兒子、侄子出任行省參政、禮部尚書、達魯花赤、會同館等職，“一門悉處要津，自背前言，有虧公道”。這種現象說明，阿合馬所建立的，從來不是單純的財政技術班底，而是一套依附于財政權的利益集團。機構越多，他的人越多；轉運司、提舉司、宣課司設得越密，他的耳目和爪牙也越密。于是所謂“為國理財”，漸漸就轉化成了“借國用以肥私門”。

《元史·阿合馬傳》寫到后期，用詞已極重：“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眾庶流移?！边@幾句是值得反復咀嚼的。它告訴后人，阿合馬的問題不是一個人的操守崩壞，而是一種政治邏輯的敗壞：國家愈急于求財，阿合馬便愈有存在價值；阿合馬愈能證明自己“有用”，皇帝便愈肯包容其逾制；而這種包容一久，朝廷中所有能夠糾偏的機制便一一失靈。

秦長卿之死，尤其能看出這種毒化到了什么程度。《元史》卷一百六十八《秦長卿傳》記載，長卿上書指斥阿合馬“擅生殺人”、“怨毒已甚”，并把他比作秦朝的趙高、漢朝的董卓，請求“及其未發誅之”。這其實不是尋常政爭語言，而是一個宿衛之臣已經從政治倫理層面認定阿合馬有僭逆之勢。然而，結果如何呢？事情下到中書以后，因為阿合馬“便佞善伺人主意”，又“其貲足以動人，中貴人力為救解”，最后不僅彈章作廢，秦長卿本人還被構陷下獄，竟至“濡紙塞其口鼻，即死”。讀到這里，才知道元初朝廷并不是無人識奸，而是識奸者往往先死。阿合馬之所以能夠坐大，不只是因為他會算賬，更因為他已經能借宮廷關系、財貨賄賂和君主寵信，形成一個壓倒正常政治表達的黑網。

這樣的人，最后死于王著之錘，并不奇怪。奇的是《元史》把這一段寫得幾乎帶著一種壓抑不住的情緒。王著等人矯稱太子還都，夜入京師，終在東宮前以銅錘擊碎阿合馬之腦。臨刑時王著大呼：“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边@不是刺客對個人仇敵的喊話，而像是一個被時代怨氣裹挾的人，替萬千不敢言者發出的絕叫。更耐人尋味的是，阿合馬死后，世祖起初還“不深知其奸”，及至追查家產、舊案與不軌情狀，才悚然驚覺，說出那句很有分量的話：“王著殺之，誠是也?！边@句話，幾乎等于承認：朝廷此前以為自己在用一個能臣，實際上養成了一個巨害。

于是，阿合馬身后的處置才會如此酷烈：發墓剖棺，戮尸于門外，縱犬食肉，子侄伏誅，家產籍沒。這樣的清算強度，在正史里并不多見。它說明一件事：阿合馬之死，不只是個人法律責任的追究，而是元朝統治者在事后試圖與這種失控的“富國術”切割的一種姿態?？上?，這種切割來得太晚。秦長卿已經死了，百姓之困已經形成，朝廷對功利型理財權臣的依賴，也已在元代政治里留下了深刻陰影。

在我看來，阿合馬這個人物最值得后人警惕的，不是他身為回回，不是他善于聚斂，甚至也不單是他個人貪殘，而是他提醒后人：一個新王朝在統一之后，最容易把“富國”誤認為“善政”；最容易把“有成績”誤認為“有德性”；最容易把“能搜括天下之利”的人，誤認為“安邦經國之才”。阿合馬的可怕，不在于他無能而竊位，恰恰在于他有能力、有手段、有成效，因而比一般庸吏更容易取得君主的寬縱。可一旦一個人既掌財賦，又侵人事，又抑監察，還能以“國家費用浩繁”為由壓倒一切異議，那么他最后損毀的，就不只是幾項政策，而是整個帝國的政治筋骨。（2026年5月24日寫于中國深圳深航國際酒店2103號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