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項民調結果引發關注：弗里德里希·默茨是全球最不受歡迎的政府首腦，甚至比唐納德·特朗普更不受歡迎。很多人把這看作又一項新證據，認為默茨難以勝任這一職位。

這項調查由美國民意調查機構晨間咨詢發布。仔細看數據會發現，76%的受訪者對這位德國總理的工作不滿意。排在默茨之后的，分別是法國的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反對率75%；英國的基爾·斯塔默，65%；奧地利的克里斯蒂安·施托克，58%；西班牙的佩德羅·桑切斯，57%；意大利的焦爾吉婭·梅洛尼，55%；瑞典的烏爾夫·克里斯特松，54%。

可以這樣概括當前局面：在歐洲任何一個大國，民意代表都沒有真正獲得人民支持，也就是說，沒有誰的反對率低于50%。

無論他們是右翼還是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是自由派、保守派，還是右翼民粹主義者。難道這些人全都不勝任職務？還是說，政府與被治理者之間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在德國，政客們被問到如何阻止支持率下滑時，常說的一句話是，政府必須“解決困擾民眾的問題”。但問題不只出在政客身上，也出在問題本身，因為這套辦法越來越難奏效。

比如，德國經濟在經歷長時間停滯后，其實已經重新出現回升跡象。國內生產總值最近再次增長，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為基礎設施和聯邦國防軍現代化投入了大量資金。

但現在，德國又面臨衰退風險，因為唐納德·特朗普攻擊了伊朗，油價因此上漲。有人也許會說，這只是運氣不好。

過去幾年，西方國家的政治中間派一直用一個想法安慰自己：只要最終拿出成績就行。只要治理得好，就能重新贏回選民信任。問題在于，在現實和象征意義上，“交付鏈條”都不斷斷裂的情況下，政府究竟還能交付什么。

這正是默茨和克林貝爾面臨的困境：即便他們的“改革之春”“改革之夏”“改革之秋”“改革之冬”真的到來，即便稅制改革落地，福利國家重新調整，即便雇主滿意，工會至少不至于不滿，經濟復蘇也不會到來，至少不會立刻到來。

而如今，“立刻”已經成了人們唯一愿意接受的政治時間單位。可問題是，汽油和柴油不是靠改革就能憑空變出來的，全球咖啡歉收也不是靠減少官僚程序就能解決。換句話說，總會有戰爭、貿易沖突或自然災害中的某一種在發生。

如果這些判斷成立，那么結論就是：政治解決問題的能力，與現實世界中問題演變的速度，尤其是與民眾對問題解決的期待，正越離越遠。誰執政，誰就失分。

但政治如今已經不敢再拒絕人民真實或想象中的期待，即便這些期待顯然無法兌現。也可以把這種狀況稱為“政治上的懼民癥”，即對人民的過度恐懼。

這或許也與公民對自身角色的理解有關：他們只把自己的職責看成是等待政府在所有問題上向自己“供貨”。可如果在多重危機時代，政府已經無法繼續滿足這種需求呢？如果這樣的公民，根本不是民主原本設想、也原本需要的那種公民呢？

1863年11月，時任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中，把這個年輕合眾國的共和主義定義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而今天的問題更像是，人民已經退出了治理責任，卻在許多方面共同制造了問題，然后又要求“政治”必須把這些問題解決掉。在我們所處的晚期民主社會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變成了“為人民服務、卻沒有人民參與的政府”。這不是民主的完成，反而可能終有一天會成為民主的終結。

在政治學中，有一種思路叫“交付主義”，意思是，只要政府改善了盡可能多人口的生活質量，就能獲得或重新贏得信任。但這一概念無意中認可并加深了一個趨勢：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進一步壓縮成政治的純粹消費者。它制造出一種“漢堡式公民”——焦躁地等待“送達”，心里卻早已準備好打差評：五顆星里只能給一顆，服務太差。也許我們不該再說“政治冷感”，而該說“顧客不滿意”。

不妨看一個德國近期的例子。近日，“免稅紓困獎金”在聯邦參議院鬧出不小動靜，最終未獲通過。所謂這筆錢，就是政府設想由企業向雇員發放的那1000歐元。這里有必要把整條失誤鏈條完整擺出來，而且關鍵在于，這些失誤并不全是聯邦政府造成的，恰恰就在這里。

第一個錯誤：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挑起一場對伊朗的戰爭，進而導致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全球汽油價格上漲，這是地緣政治問題。第二個錯誤：德國政府因為擔心民眾和媒體出現所謂“汽油憤怒”，便主動把自己放到對抗市場價格的位置上，這是“交付主義”。

第三個錯誤：默茨和克林貝爾不敢把應對措施限定在真正需要幫助的人身上，因為那樣就必須在收入分布的某個位置劃線，而這會引發新的沖突，這是“懼民癥”。第四個錯誤：總理府沒有為這項不得人心的法案認真鋪墊支持，結果它在聯邦參議院被多數否決，這是操作層面的失誤。第五個錯誤：事后又沒有人愿意為此負責，這是溝通問題。

這里同樣重要的一點是，糟糕的操作和不足的溝通，并不是近來才神秘地從天而降，落入各國政府中樞。它們的根源，往往在于政治與人民之間一開始就擺錯了位置。像上面這樣的過程，最終又會讓人們有機會對“無能”或“不愿作為”的政治大發牢騷。

這反過來又強化了一種想象：政治領域似乎比社會其他領域，比如企業，更加業余，或者更不體面。以我們多年的觀察，這種看法并不成立。政治不過是社會整體的平均值，不是它的例外。

關于“政治強大卻無能、人民貧弱且無辜”的童話，讓公眾和輿論一次又一次把一切出錯的事情統統向上歸咎。在這里，還必須提到人民中一個也許最有力量的子群體：學院化的中產階層。也就是那些收入不錯、同時又掌握話語權的人，他們在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有選擇，也總能提出一套漂亮說辭。

他們，也包括我們自己，往往傾向于否認人民在制造人民自身問題中的責任。辦法通常有三種：一是把矛頭指向那些開游艇的超級富豪，說該先限制他們；二是假裝站在社會底層三分之一人口一邊，主張他們當然還應該能繼續廉價飛去馬略卡島的巴利阿里海灘度假，而這樣一來，自己在島上的瑜伽靜修之旅也順便得到了保全；三是宣布一切都該由政治負責，要求政府老老實實“完成作業”。

可以說，以上三種做法構成了一個“百慕大三角”，最該承擔責任的那部分人群的責任，往往就在其中消失不見。

當然，在真實生活中，大多數中產階層并不是自私、短視、隨時準備發怒的利己主義者。但在政治空間里，他們卻幾乎只以這種形象被對待，而各方似乎也都默認了這一點。政治與選民在沉默的沮喪中彼此對望，仿佛已經對彼此不再抱有期待。

可民主從來不只是套用一條投票規則而已。按照古希臘人的理解，個體一旦進入民主進程，就應當把自己家庭的特殊利益，也就是“家戶”，留在身后，轉而在“城邦”的公共廣場上，為共同體作出決策。

如今看上去，情況幾乎正好相反。在今天這個充滿恐慌的民主空間里，每個人都只顧自己。這是悲哀的。因為只要人民愿意多參與一點，幾乎所有問題都能解決。

以醫療為例。哈勒——維滕貝格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由于德國人攝入過多糖、脂肪和肉類，德國醫療體系每年要因此承擔大約170億歐元的成本。這大致相當于目前醫保基金的赤字。如果人們在飲食上稍微注意一點，許多削減福利的做法本來完全可以避免。

以住房為例。德國住房供給不足，幾年來人們一直在談論一場真正的住房危機。可人均居住面積自1991年以來卻增加了12平方米以上。這怎么解釋？難道面對住房危機，唯一能想到的答案真的只有不停建房，或者調控租金嗎？如果人民在某種意義上也在“反向消耗”住房，這些措施又怎么可能足夠？

以氣候為例。德國本來完全有能力在幾年內大幅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不需要增加更多官僚程序，不需要不斷提高稅收，不需要家長式管控，也不需要昂貴的長期補貼。前提只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和消費選擇中，哪怕只是大體做到他們在民調里一再聲稱自己想做的那些事。

以人口結構為例。面對人口變化，延長勞動年限或許確有必要，但這真的每次都必須通過法律強制嗎？雇員和雇主難道不能有數百萬人主動多工作幾年？退休不是必須做的事，而是可以選擇做的事。

以兵役為例。根據政府數據，德國每四名年輕男性中，就有一人沒有填寫兵役問卷，盡管這本來是規定必須完成的。政府當然可以提高罰款，或者派警察上門，這大概只會帶來更多行政成本和更多不滿。其實只要有更多人把問卷填了，這一切都可以避免。畢竟，這份問卷只是承認一個事實：如今的安全威脅比10年前更嚴峻。

但政府之所以在“自愿”與“義務服役”的邊界線上無助地來回搖擺，正是因為人民——以年輕男女的形式出現——并沒有給予它配合。

這些例子說明，政治需要與人民重新達成一份新協議。它必須明確告訴公眾：在幾乎所有重大問題上，政府都可以提供幫助，但沒有任何一個問題還能由政府單獨解決。它還必須說明，在這個危機時代，國家已經無法繼續承擔某些任務；但國家的退出，只能發生在人民同時擴展自身責任、順應新的歷史處境、約束自身行為后果，或者愿意為這些后果承擔代價的地方。

而且，不要以為改善溝通就足夠了。問題不在于換一套新說法，而在于真正的轉向，在于讓民主回到它最初的理念。這當然不會容易，但默茨、馬克龍和斯塔默都已被逼到墻角。現在，是時候向前邁一步了。朝人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