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三十六年四月，北京城的春天還沒有去盡。

內閣值房里，李廷機對著一盞將盡的油燈，已經坐了很久。案上攤著那份他新寫的辭呈，墨跡早已干透。窗外是紫禁城深沉的夜色，遠處偶爾傳來更鼓聲，一聲一聲。

他今年六十有六了。

這個年紀在官場算是有些大，但在內閣卻不然——徐階、嚴嵩在這個年齡都還在任上。但李廷機是一刻都不想在內閣待下去了。

一

事情要從一年前說起。

萬歷三十五年三月，皇帝下旨，命李廷機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明朝的內閣到了萬歷朝，已經成了一個奇特的存在。它名義上只是皇帝的秘書機構，實際上卻承擔著宰相之責；它理論上應該輔佐皇帝處理天下大事，實際上卻常常連皇帝的面都見不到。張居正時代那種內閣首輔一言九鼎的風光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皇帝深居宮中、大臣們在外廷空轉的荒誕局面。

內閣大臣沈鯉曾向皇帝匯報了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吏部尚書缺員已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工二部僅以一侍郎兼任，兵部尚書正在力請致仕，禮部止一侍郎李廷機，戶部止有一尚書。部院堂上官合計三十一員，缺二十四員。

也就是說，一個人至少要干四個人的活。

更要命的是，大臣們呈上的奏疏，皇帝大多選擇留中——不批、不發、不退，就那么壓在宮中，像石頭沉入海底，再無音訊。大臣們根本無從開展工作。

李廷機入閣的時候，首輔是朱賡。朱賡是個老實人，他比李廷機大七歲，身體卻差得多，入閣不久便纏綿病榻，基本上不問政事。于是李廷機這個大學士，實際上成了內閣日常事務的唯一負責人。

他不僅要以一己之力承擔部務，而且他還是皇帝唯一的日講官——雖然皇帝早已停止了日講，但按照制度，李廷機每日仍十分負責的將日講內容呈上。

但負責二字，在李廷機這里有著極為苦澀的含義。

他負責的，是一份永遠送不到皇帝面前的奏疏；他負責的，是一個永遠等不到批復的政務流程；他負責的，是一座運轉了二百多年、如今卻齒輪生銹、發條斷裂的龐大帝國機器。

每天早上，李廷機準時到內閣值房辦公。他批閱各地送來的題本，擬寫處理意見，用朱筆謄寫好，封好，送入宮中。然后，就沒有然后了。這些奏疏如泥牛入海，再無音訊。皇帝既不批紅，也不發還，它們就那樣消失在紫禁城的深宮之中，仿佛從未存在過。

這就是他每天要面對的現實：一個龐大的帝國，每天產生無數需要決策的事務，而唯一的決策者卻拒絕決策。皇帝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知道；不是不能處理，而是不愿處理。萬歷皇帝朱翊鈞，這個十歲登基、曾經勵精圖治的年輕人，在萬歷十四年之后，逐漸變成了一個深居簡出、拒絕上朝、拒絕批閱奏章、甚至拒絕與大臣見面的神秘存在。

朱賡當了三年首輔，未曾見萬歷帝一面；李廷機入閣一年，亦見過皇帝。

有一次，李廷機在文華殿外等候召見，從清晨等到黃昏，皇帝始終沒有露面。他站在殿外的臺階上，看著夕陽把紫禁城的琉璃瓦染成血色，突然感到一陣眩暈。身邊的太監面無表情地告訴他：“皇上今日身體不適，請閣老回吧。”他點點頭，轉身離去，腳步虛浮得像踩在棉花上。

回到府邸，他獨自坐在書房里，沒有點燈。黑暗中，他想起自己年輕時在福建老家讀書的日子。那時候他二十來歲，中了舉人，意氣風發，覺得自己將來一定能做一個經天緯地的大臣，匡扶社稷，青史留名。四十多年過去了，他做到了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卻覺得自己比那個二十歲的年輕人更加無力。

那個年輕人至少還有夢想。而此時的他，連夢想都沒有了。

二

如果僅僅是見不到皇帝，那倒也罷了。明朝的制度設計，本來就有皇帝“垂拱而治”的理想成分。

但李廷機沒想到的是，他與沈一貫有師生名分（李廷機始入仕任編修時與庶吉士一起讀書，時館師為沈一貫），因而被沈一貫的政敵視為不可接受的人物，自受命入閣起，不斷遭到彈劾。

政敵彈劾他，說他是沈一貫的門徒；東林黨人看不起他，覺得他不夠激進，不夠立場鮮明；齊楚浙諸黨也猜忌他，覺得他既然不是自己的人，那就一定是敵人的人。李廷機每天在內閣值房里處理公務，都能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目光——那些目光不在明處，卻在每一次廷議、每一道奏疏、每一個人事任免的背后，冷冷地注視著他。王元翰、胡忻等言官的譏諷與攻擊不絕于耳，這使他心灰意冷。

萬歷三十六年，李廷機開始寫辭呈。

第一次寫，他字斟句酌，引經據典，說明自己年老體衰、才疏學淺，不堪重任，懇請皇帝放他歸鄉。他在奏疏中寫道：“臣誠欲報恩而恩報不盡，欲做事而事亦做不盡，惟臣之生則有盡。敢從皇上乞此將盡之生。”寫完后，他反復修改了多遍，覺得措辭得體、情感真摯，才鄭重地封好，送入宮中。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一個月后，他寫第二份辭呈。措辭更加懇切，情感更加悲涼，甚至提到了自己近年來“足疾頻發，步履維艱”的實情。再次送入宮中。

依然沒有回音。

他開始明白，皇帝不是不批準他的辭呈，而是根本不看。他的辭呈和那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奏疏一樣，進入了紫禁城那個無底的深淵，再也沒有音訊。

但李廷機沒有放棄。他開始定期寫辭呈，每月一份，甚至每月兩份。措辭從懇切變成哀求，從哀求變成絕望。在另一封奏疏中，他寫道：“人之彈射猶可忍，本身之疾病豈能勉強？……臣見年來諸臣稱疾乞身，既而物故，有于京邸者，有于途次者，豈不可傷。皇上誠念及至此，此亦何忍留而不放也。”他提到了自己的母親，年近百歲，盼子歸鄉；提到了自己的妻子，病臥床榻，無人照料；提到了自己的身體，“形神俱瘁，朝不保夕”。

他甚至在奏疏中激動地表示：我不要做官，我死后也不要撫恤，只求陛下讓我離任。

這些文字，如果讓四十多年前的那個年輕進士看到，一定會覺得羞恥。但六十六歲的李廷機已經不在乎羞恥了。他只想要一個結果——哪怕是被罷官、被削籍、被流放，也好過這種無盡的懸置。

朝堂上開始有人嘲笑他。有人說李廷機是“辭官專業戶”，有人說他“沽名釣譽”，以辭官要挾皇帝。更惡毒的人說，他根本不想走，只是做做樣子，博一個“忠而被謗”的名聲。刑科給事中彭惟成甚至彈劾他奏疏放肆、無人臣禮，更說他私通女真。李廷機聽到這些流言和彈劾，既不辯解，也不憤怒。他只是繼續寫辭呈，繼續送入宮中，繼續等待。

等待，成了他生命最后幾年唯一的主題。

這里，推薦下我的兩本新書，《兩京十三省：名嗲政治得失》和《邊患：從嘉靖到萬歷》。

三

萬歷三十八年，事情有了變化。

到這一年，李廷機已經寫了整整一百二十余封辭呈。這個數字本身就成了朝野議論的焦點——一個內閣大學士，數年間上書辭官一百二十余次，而皇帝一次都沒有批復，這是明朝立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奇觀。

皇帝終于有了一點反應。不是批復他的辭呈，而是下了一道旨意，責備他“屢疏乞休，殊非大臣體國之道”，意思是，你老是辭職，太不像一個為國家著想的大臣了。

此時，首輔朱賡已經病逝，而他在世時也曾連上二十多道奏疏請求致仕，萬歷帝都不理，最后朱賡死在任上。李廷機上疏想以朱賡之事說服皇帝：

臣八月內一疏言諸臣稱疾多不蒙放，既而物故，今臣賡又若此矣。賡初未有必死之癥，祗因眾口沸騰，無所容其身，而皇上又固留之，進退狼狽，故竟以死耳。今既恤之優，何如放之蚤，皇上視賡可以知臣矣。

旨終不允。

新任首輔葉向高在自己請求致仕的同時，也多次請求萬歷帝同意李廷機致仕。因為實在沒有辦法的李廷機，常常對著葉向高哭泣，搞得葉向高不知所措。兩位大明輔臣竟然這番模樣，著實令人哭笑不得。

那年六月，李廷機因久病不愈又添痢疾，感覺自己難以支撐下去。他先在思善門外跪地叩頭，懇請皇帝準許他辭官，未得回應。隨后他又撐著身體前往文華門，當面遞上致仕奏疏。

萬歷帝這次終于回應了——他派了太醫前去醫治，但仍不允許李廷機致仕。

十月，李廷機開始想別的辦法。他查閱《大明會典》，發現其中有一條規定：南北兩京的文職官員，若離家已滿六年，想要請假回鄉探親的，聽憑其申請并予以準許。他據此上疏，說自己入朝為官以來，僅在奉命出差時順路回過一次家，停留了半年；在南京任上考核期滿后，曾辭官回鄉休養一年半，除此之外實際任職已達二十六年，而自萬歷三十一年至今又連續離家八年了。他還援引閣臣王錫爵、沈一貫曾申請探親假并獲批準的舊例，懇請皇帝準許他請假回鄉。

萬歷帝根本沒有理睬他。

李廷機見無效，又請葉向高幫他說話。葉向高上疏說李廷機請求致仕距今已經三年了，奏疏多達一百多次。萬歷帝依然留中。

四

萬歷三十九年十月，李廷機依舊在不斷上疏之中。

他在其中一封奏疏中寫道：

臣自戊申年四月二十一日乞告休致，祗候圣旨，至今凡歷四年，計四十四個月，約一千三百日矣。陳情瀝血，冒瀆宸嚴，凡一百二十三疏矣。臣與王錫爵、朱賡死四年，葬三年矣，錫爵死一年矣。……此時未放，豈能終不放耶？與其畢竟不能不放而遲放之，不如即放之為愈也。與其死而放之，尤不如生放之為愈也。伏望皇上慨發慈心，予之生路，即批臣此疏，準臣以老病致仕回籍。

萬歷帝依舊不理。

李廷機自萬歷四十六年開始，就不再去內閣值房辦公，他真正上班的時間僅僅九個月，剩下的時間，他主要就在寫辭呈。

他搬出了官邸，住進了城外的真武廟里。他把自己關在破廟中，不再處理任何政務，不再批閱任何題本，不再擬寫任何票擬。家眷早已遣返福建，身邊只留一兩個老仆。他以一種消極的、沉默的、近乎自我放逐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最后的抗議。

當時，由于皇帝怠政，很多官員無法開展工作，致仕又得不到批準，便選擇了一種極端的方式——封印而去。左副都御史詹沂就是這樣做的，都察院的官員發現堂官不見了，趕緊向皇帝匯報，皇帝生氣之余，下令讓他“冠帶閑住”。李廷機不愿意選擇這種方法，他一定要等皇帝的命令。

萬歷四十年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因為長期致仕未得到批準，掛印而去。

李廷機又上疏說，昨天孫丕揚掛印而去，自己當初請求致仕時，孫丕揚都還沒有上任。萬歷帝擔心李廷機也學孫丕揚掛印而去，這次終于給予了回應——他派人安慰了李廷機，又派太醫來給他看病。

又過了半年，萬歷四十年十月初二日，在李廷機苦苦哀求了五年多之后，皇帝終于下旨：批準李廷機致仕，加封太子太保，命禮部主事朱懋芳護送其回籍。

這道旨意來得太晚了。他已經七十歲了，在五年的時間里，他寫了兩百多封辭呈。

當初他入內閣開始寫辭呈時，首輔是朱賡；而他的辭呈被批準之時，朱賡已經去世四年了。

李廷機回到福建晉江老家，他在老家又活了四年，于萬歷四十四年病逝，享年七十有四。

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去世的當月，萬歷皇帝“命有司治葬，贈少保，謚文節”。皇帝在批復他的死訊時，罕見地勤快了一次。

五

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寫道，萬歷十五年（1587年）是明朝歷史上無關緊要的一年，但正是在這種“無關緊要”中，大明帝國的衰亡已經無可挽回。李廷機的困，發生在這個時間點之后的近二十年，是同一個邏輯的更晚期表現。如果說1587年是一個轉折點，那么李廷機的時代就是這個轉折之后漫長的下坡路上，一塊被碾碎的碎石。

他不是一個改革者，沒有試圖改變這個體制；他也不是一個叛逆者，沒有試圖推翻這個體制。他只是一個想退出的人，卻發現連退出的權利都不被允許。

李廷機死后，他的同僚葉向高、方從哲等人，繼續在內閣中重復著同樣的故事。他們有的比他幸運，得到了皇帝的批準而退休；有的比他不幸，死在任上，連辭職的機會都沒有。

但所有人都共享著同一種無力感——面對一個拒絕溝通、拒絕決策、拒絕承擔任何責任的皇帝，面對一個撕裂成無數碎片、互相攻訐的朝堂，面對一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看不到任何改變的龐大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