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越來越多孩子不上學了。

根據《2024教育系統心理健康白皮書》顯示：2024-2025年全國中小學休學率較五年前增長了240%，其中情緒障礙相關休學約占67%，小學厭學率3年暴增40%。

上海抑郁癥患病率高達11.8%，位居全國第一；

深圳180萬中小學生中，預估有超過2萬名孩子處在休學狀態；

北京海淀區休學率高達千分之六，這意味著在一個500人的年級中，平均有3個孩子因各種原因休學…

一方面是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國內一線城市中產家庭"同質化競爭"：周邊的家庭都在學，自己的孩子也要補英語，雞體育音樂；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即便卷進名校也可能畢業即失業。

讓我們來一起跟隨吳軍博士，來剖析孩子的心理健康問題，以及人工智能時代的教育出路。

最近有一本書很火，韓國特級教師李柳南寫關于自己的家庭教育故事。

即便是這位擁有43年教齡的金牌教師，將無數學生送進名校，但也經歷了屬于自己的“不堪”——曾親手把一雙學霸兒女逼到休學、自殘、閉門不出，甚至萌生過和孩子們同歸于盡的念頭。

在當下這個焦慮彌漫的時代，我們總想給孩子最好的教育。但究竟什么才是“最好”？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下做出最優選擇？

著名學者、《大學之路》作者吳軍博士，用他獨特的視角和親身經歷，為我們揭示了教育的本質。

吳軍的家庭堪稱“學霸家族”：

• 他本人畢業于清華附中、清華大學，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太太同樣清華畢業；

• 大女兒MIT博士畢業，主攻人工智能；小女兒約翰霍普金斯雙學位；

• 弟弟斯坦福博士；侄子耶魯大學……

明明一家“學霸”，但他卻反復強調：“我們都是普娃。”這個看似矛盾的表述，恰恰是理解教育的關鍵起點。

重新定義“普娃”：

承認孩子是普通人，不是放棄而是務實

對話一開始，吳軍博士就試圖矯正家長們對“聰明”的誤讀。

他發現很多家長會陷入一種危險的自我安慰，總覺得自家孩子“挺聰明的，就是不努力”或者“粗心”。在吳軍看來，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誤判。

他眼中的“天才”有著極高的門檻，像數學家張益唐，看一遍文字就能準確復述，這種大腦的“算力”是絕大多數人無法通過努力企及的，包括吳軍自己。

那么什么是普娃？吳軍給出的標準很簡單：Ta不是那種不可逾越的天才型孩子，但可以通過勤奮和策略，努力超過前面的人；如果不努力，也會被后面的人趕超。

他坦言，自己經常在家里告訴女兒們她們就是普娃。這種定位的意義在于，它讓家長不再把教育寄托在“等待開竅”的幻覺中，而是回到培養孩子實實在在的能力上。

承認孩子是“普娃”，并不意味著放棄追求卓越，恰恰相反，它給了普通家長希望：既然大家智力都差不多，那么通過正確的教育方法，你的孩子完全可能超越那些小時候看起來更聰明的孩子。

破解“同質化”焦慮：

別讓鄰居的課表左右你的孩子

在上海等一線城市的國際教育圈，“同質化”幾乎是一種集體困境。

吳軍分享了一個讀者留言：孩子還很小，家長就報了音樂、美術、鋼琴等七八項課程，理由是“上海周圍的孩子都在學”。還有的孩子，數學明明已經不錯了，家長卻覺得“不補課就會少兩分”。

這些盲目跟風，在吳軍看來，是效率很低的教育投資。

他主張家庭教育應當回歸“個性化”。家長不該做“偷懶的管理者”，把孩子扔進補習班就萬事大吉，而應當是“敏銳的觀察者”——

• 一方面要盡早發現并進一步發揮孩子的特長；

• 另一方面要幫助孩子有針對性地解決影響考試成績的具體問題。

他用兩個女兒的例子說明這一點：

大女兒自覺性很高，吳軍就在暑假為她聯系校外的大學課程，支持她去探索神經科學等前沿領域。而小女兒在寫作上遇到困難時，吳軍給她請了家教幫她一對一梳理問題。補課的目的不再是單純的“提分”，而是通過改善基礎能力、掌握知識點，來支撐后續的學習。

吳軍特別提到了擊劍、高爾夫、花滑、網球等運動項目。很多家長讓孩子學這些，是聽說“美國大學歡迎有運動特長的學生”，帶有功利的目的。但現在這些賽道已經被中國學生（包括美國華裔）完全占據。

除非孩子真的熱愛，否則不僅投資回報率低，還會因為高強度的專業化訓練而剝奪孩子的學習時間，甚至讓孩子對運動產生終生的反感。

學習的本質：

習慣比聰明更重要

如果在教育問題上，家長只能選一個發力點，可以是什么？吳軍的答案非常明確：養成一個好習慣。

普娃和學霸之間的差距，往往不是智力上的鴻溝，而是那些細碎習慣疊加出來的長期優勢。

以“粗心”為例，很多家長把丟分歸咎于“粗心”。吳軍一針見血地指出：粗心不是借口，本質是缺乏好習慣的表現。

有的孩子丟分，是因為沒讀懂題，所以吳軍要求孩子在考試中做到“永遠不看錯題”。聽起來像是不可能，但在他眼中，這是可以通過嚴格訓練達成的基礎能力。

另一個常被家長忽視的習慣是“打草稿”。吳軍觀察到，很多孩子打草稿是隨手亂寫，這其實反映了思維的混亂。

他推崇德國人的做法——草稿紙也要像作業紙一樣整潔，格子畫得整整齊齊。整潔的草稿代表了條理清晰的思考過程，只有這樣，當孩子回頭檢查時，才能真正發現錯誤在哪里。

這些習慣的養成，能讓一個孩子在同等智力水平下多得到四五分，甚至更多。

在具體的學習策略上，吳軍也給出了明確的建議：優先揚長。

“孩子數學90分、語文80分，家長覺得語文差應該補語文。但實際上，孩子語文80分可能已經接近‘天花板’，再補也只能提升一兩分；數學雖然90分，但稍微補一補可能就能到98、99分。”

家長需要對孩子的能力有清醒的認知。每門課都是98、99、100分，這不是每個孩子都能達到的。順應孩子的特長發力，反而更能提升總分和孩子的自信心。

警惕“標準答案”：

培養真正的思考力

在整個訪談中，吳軍表達了對國內教育體系中“標準答案”情結的擔憂。

他認為，過度靠近標準答案會帶來一個嚴重的副作用：學生會變得過度服從老師和權威。

這種思維慣性在職場中極其致命——許多好學生上班后總是在等老板給出“明確指示”，而忽略了老板雇傭你的目的是讓你去解決問題，而不僅僅是執行指令。

吳軍在幫助谷歌面試時也發現，國內頂尖大學的畢業生在回答開放式問題（即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時，表現普遍不如美國大學生。

比如“如何訓練一個AI模型”，本就沒有唯一答案，面試只看思路是否可行。但從小習慣了凡事都有標準答案的思維后，這些學生的腦子里本能想的是“我要到哪里去找答案”，哪怕這樣的答案在現實中并不存在，需要你利用現有知識在頭腦中重新構建解決方案。而我們在現實社會中遇到的絕大部分問題都是這樣沒有標準答案的。

那如何訓練孩子擺脫“標準答案”束縛？

吳軍以舉了大女兒在中學階段歷史課的例子：學生要寫長達20頁的報告，題目可能是“蒙古族興起對歐亞文明的影響”。這類題目沒有標準答案，你可以認為它摧毀了文明，也可以認為它促進了貿易。老師評判的標準不在于你的結論，而在于你的邏輯是否自洽，引用的證據是否有可靠的出處。

他也給到家長一些實用的建議：

比如鼓勵孩子去跟老師爭分。

“印度人特別擅長這個，不厭其煩地跟老師要分，試圖說服老師自己的做法也是OK的。”從小訓練出來，到了職場就不容易害怕權威。

重要的是，要讓孩子自己去說，千萬不要家長去。這是在培養孩子自己溝通、解決問題的能力。

其次，多進行家庭討論。

吳軍家里會討論很多問題——時政、科學發現、社會現象等。他會刻意發表不同看法，提示孩子不同角度去思考問題。

“比如討論最低工資問題，年輕人可能覺得應該提高，我就會說，因為提高最低工資，加州倒閉了一大批餐館，很多人失去工作……”

第三，讀孩子正在讀的書。

“我太太會讀女兒們在學校里讀的英文小說，讀完后和孩子討論。你會發現她們有完全意想不到的看法。”

比如讀《羅密歐與朱麗葉》，小女兒吐槽兩位主角“太不理性，好好的事做砸了”。這當然不是莎士比亞的初衷，但也有道理。關鍵是，她在獨立思考。大女兒讀《了不起的蓋茨比》時，還和家人討論美國鍍金時代草根躍遷的話題……

這種批判性思維的訓練在AI時代尤為重要。如果一個孩子從小只會在標準答案的框架內思考，Ta就很難在現實社會中應對那些沒有定論的復雜綜合問題。

訪校越早越好：

不光了解學校，更是提前“試錯”

聊到更落地的規劃時，吳軍給了一個很多家庭容易忽略，但收益極高的建議：訪校。

他寫《大學之路》時，就曾帶著10年級的大女兒探訪了美國的大學；小女兒也在初中時，去過美國、英國等地訪校。

在吳軍看來，訪校的價值不只是“了解學校”，更重要的是快速排除不適合的選項。比如小女兒是學校的高爾夫球隊隊長，她曾去達特茅斯拜訪高爾夫球校隊教練，教練看過她的比賽成績和GPA后勸她，不要主走體育路線，擔心嚴重影響學習成績。聽了建議后，小女兒當場就決定不走體育這條路了。

對很多國內家庭來說，這種“提前訪校+真實對話”帶來的信息密度，是網上資料無法替代的。

但如果沒有條件訪校，至少可以咨詢校友，多收集一手信息。通過校友理解大學的氣質、學院生態、專業真實情況等。

順著“訪校”的話題，吳軍提到了另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專業選擇。

他的建議非常務實：如果家庭條件好，不著急畢業就找工作，可以選擇更基礎、更通用的學科，保持更高的“勢能”。

“比如學數學轉計算機、電子工程、生物、材料學都可以，反過來就不行了；學中文轉哲學、歷史等專業問題不帶，但學地球物理轉中文就不行。”

但如果家庭條件一般，就必須更實際，可以選一個“更好找工作，自己又不討厭”的專業。

“這樣的專業，學生在大學期間不光是上課，暑假還得盡量爭取實習，還要提前關注行業對求職的要求，比如想進投行，就得從大一就開始進入學校的投資俱樂部，認識相關的校友，通過他們投遞簡歷。”

AI只會導致工作“位移”：

孩子需要培養哪些能力？

最后，對于家長們最關心的“AI是否會導致失業”的問題，吳軍博士給出了樂觀的判斷：技術革命確實會讓許多舊的辦公室工作消失，但總的工作數量不會減少，只是發生了位移。歷史上每一次技術革命，最后都會導致就業人數增加。

在職業選擇上，吳軍分享了一些前瞻性的觀察，他認為這些領域未來會產生全新的崗位需求：

0 1

醫療與養老：

美國缺口最大的行業是護士，其投入產出比極高。隨著老齡化加劇，能夠處理疑難雜癥的專科醫生和專業的養老看護人員，在未來十年的需求量將是巨大的；

0 2

服務業與自由職業：

AI會讓個人能力極大化。以前需要一個團隊干的事，現在個人借助AI就能完成，這將催生大量與直播、旅行、娛樂相關的自由職業；

0 3

虛擬經濟：

我們生活中的實體比重正在下降，虛擬資產和虛擬世界的發展空間將遠超想象。

更重要的是，他認為AI時代孩子最需要的是這些能力：

解決綜合問題的能力

吳軍女兒參加過美國科學競賽，有一道題目是：全美的下水管總共有多少？現在最年輕的管子可能有50年了，全換掉要2萬億美元，有沒有簡單的辦法能修復它，讓它再多用20年？

“這不是簡單的數學或物理題，是非常綜合的問題。學生們還研究了一種液化塑料，能在管道表面形成一層膜，把損毀的地方補上。”

類似的還有辦校報、參加經濟學辯論賽等，都是在培養綜合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邏輯思維能力。

“跟AI合作，你得把問題定義清楚，能提出問題，能判斷AI給出的答案對不對。AI現在給出的答案，一半是廢話，還有一些事實不知道從何而來。你要判斷其合理性。”

但邏輯訓練在中國教育中一直很缺失，家長能做什么？吳軍的建議是，可以讓孩子學一些編程，不是為了將來當程序員，而是了解邏輯思維的過程；與此同時也可以關注法律相關的討論，因為法律和計算機在邏輯底層上是非常接近的。

提出問題的能力

過去我們強調解題，現在更強調“提出問題”。但很多孩子隨著上學時間變長，反而越來越不提問題了。

要培養提問能力，吳軍建議，首先“不懂的事一定要問。”有些看似不是問題的問題，反而是很深刻的。比如地球到底是平的還是圓的，這種看似簡單的問題到底如何論證？

參加學術會議時，可以留心演講者回答“你當初是怎么想到這個問題的”“是什么觸發了這些問題”，理解大師的思路后，學生也能夠用相似的方法提出問題、找到問題。

很多人的困難在于“看不到異常”。社會學家趙鼎新說，社會研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差異化發問——你得看到異常，才能提出有價值的問題。

社交媒體的“紅線”：

多看一小時社媒，成績下降5分！

在長談的最后，吳軍博士拋出了一個讓家長不得不正視的現實：社交媒體與成績呈強負相關。

他引用的研究結論顯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每多一個小時，成績大約會下降5分；核磁共振掃描發現，長期沉迷短視頻會導致大腦腦溝變淺，這種生理性的傷害會讓深層思維能力退化，導致孩子無法處理長文本和難題。

吳軍建議，寧可給孩子買翻蓋手機，也別輕易給智能手機；給孩子電腦比手機更好，因為電腦至少能做“正經事”。

“孩子無法完全脫離電子產品，但家長必須明確限制社交媒體和短視頻的使用時間，不能因為懶惰而把手機當成‘電子保姆’。更重要的是，父母要主動帶孩子多參加戶外運動，而不是自己忙自己的，把孩子扔給手機。”

「 寫在后面的話 」

訪談過程中，脫不花問了吳軍一個有趣的問題：女兒選男朋友如果和你們意見不一致怎么辦？吳軍笑著說：“只好聽她的。”

這個簡單的回答，或許揭示了教育的真諦：父母能做的，是在孩子成長的每個階段提供支持，但最終，孩子必須成為獨立的人，做出自己的選擇，承擔自己的責任。

承認孩子是普娃，是一個務實的起點，只需用對的方法，發揮孩子特長，培養面向未來的能力，普通家庭的孩子同樣能把路走得更穩、更遠。

這或許才是最好的教育。

作者簡介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爸爸真棒”，k12原創教育資訊平臺，致力于理性、深度、有啟發的融合教育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