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是觀察當前中國社會的重要切口。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流動人口約3.76億人，與2010年相比增長69.73%。“鄉土中國”向“流動中國”的轉變勢不可擋。從流動趨勢看，在“鄉—城”流動大格局下，人口遷移就近化特點凸顯，省內近距離遷移特別是向省會城市集聚的趨勢愈發明顯。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數據顯示，2020年省內流動人口為2.51億人，較2010年增加1.15億人，增幅達85.7%。省際流動人口為1.25億人，較2021年增加0.39億人，增幅為45.4%。省內流動人口的增長速度遠超省際流動人口的增長速度。2010—2024年，27個省會城市中除哈爾濱之外的26個省會人口均為正增長（見圖1），9個省會常住人口總量突破千萬大關。

圖1 2010—2024年27個省會城市十年人口變化

人隨產業走，省內人口流動特別是向省會城市流動的新趨勢與“強省會現象”衍生的產業變革、交通便利和戶籍破冰密切相關。資源隨人走，人口流動新趨勢帶來的學齡人口變動，必將引發省域內教育資源配置的再洗牌。因此，不同省份的配置模式是否有不同、適用條件是什么等問題亟待厘清。教育資源配置應側重低重心配置（做優縣城資源）還是高重心配置（做大省會資源），抑或是介于二者之間進行配置有待明晰。

一

文獻綜述

“我國人口發展呈現的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性特征”構成教育強國建設的基本人口背景。區域人口增減分化改變了區域間學齡人口布局，也重塑著教育資源供需關系的時空結構。

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深入推進，我國人口流動在傳統鄉—城流動背景下呈現出新趨勢。一是省會和直轄市人口大幅凈遷入特征鮮明。人口流動逐漸從“單身外出”步入以“家庭遷移”為主的新階段，省際人口遷移普遍成為影響省域學齡人口變動的重要因素。如重慶和貴州由上一階段的人口凈遷出為主轉變為人口凈遷入為主。二是人口向都市圈聚集的趨勢明顯。都市圈在城鎮發展格局中的地位將會不斷上升，人口近郊化程度也會越來越高。三是以縣城為集中承載力的就地城鎮化權重不斷上升。隨著縣城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快速提高，越來越多的縣域農村居民將子女送到縣城接受義務教育，縣鎮發揮了縣域義務教育核心載體功能。總體來看，“面向2030年，我國城鎮化進入高級階段后，中國將面臨人口空間格局過疏和過密的雙重挑戰”。

人口流動與教育資源配置的影響是雙向的。一方面，人口流動對教育資源配置帶來新挑戰。近年來，已有研究從全國、省域、地縣等多個空間層級，圍繞學齡人口變動下的教育資源供需規模與適配關系展開深入探討。總體來看，我國學齡人口呈現規模持續縮減、學段“排浪式波動”、省會“虹吸流動”加劇、區域“過密過疏”并存的發展新態勢。這種變化趨勢導致教育資源供需不匹配、調配不暢通、余缺不均衡等問題凸顯，學生就學需求與教育資源布局的矛盾突出。對人口流入端，到2031年左右，全國城區義務教育學生數將超過鎮區，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將總體進入以城市教育為主體的時代。城市義務教育面臨資源承載力壓力大、優質均衡配置難的挑戰，具體表現為：義務教育經費需求與供給的矛盾，教師編制供給的地方性和學生就學流動性之間的矛盾，城市教育用地緊張與學校數量和布局調整的矛盾。對人口流出端，由于鄉村學校生源流失，學校規模和班級規模越來越小，難以吸引優秀教師和年輕教師，農村地區教育“洼地效應”凸顯。總體來看，“教育城鎮化與城鄉義務教育資源配置格局相互影響，鄉村教育資源‘質弱量余’與城鎮教育資源‘質強量缺’并存”。另一方面，教育資源配置也影響著人口數量與結構的變化。克拉克（Clark）和奧納卡（Onaka）指出，在對居住環境的偏好中，公共服務（教育）是比較重要的原因。就業機會、工資水平、高校數量等均對人口密度具有正向影響。高校數量每提高1%，人口密度將提高5.754%，高校成為吸引人口分布格局形成的主要集聚力。

面對學齡人口變動對教育資源配置帶來的挑戰，從微觀層面看，在發展理念上，教育資源配置應保證每個個體獲得平等的教育資源，供需均衡是區域教育資源配置的主體價值追求。在學校布局上，應建立以學齡人口覆蓋率與學校服務半徑、班級規模與學校規模、師資與硬件設施配置為核心指標的布局調整底線標準體系。基于公平和效率并重、均衡與優質協同的原則優化縣域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在師資配置上，要提高統籌層次，加快推動從基礎教育縣級統籌提升至市級統籌或省級統籌，構建教師編制在市域和省域的動態調配機制。在教育投入上，要強化省級政府統籌城鄉義務教育的力度，建立相對集中的由省級政府統籌的義務教育經費投入機制。在管理機制上，以“城—鄉連續性發展”為方法論，建立“上下統一、城鄉統籌、多方參與、協同發展”的教育管理機制。

綜上所述，已有研究多聚焦城鄉教育資源配置，對省域教育資源配置的研究仍有待深化。從省域內部來看，“強省會現象”驅動下，對省會學齡人口變動新趨勢及其對教育資源配置帶來的遞進式影響研究仍有不足。從省域之間看，各省學齡人口的疏密分化使教育資源配置呈現差異性，教育資源配置思路和模式也有不同。雖有研究關注了省域學齡人口變動及其對教師、經費等教育資源配置的影響，但未能從全國層面對不同省份之間教育配置模式進行歸類分析。因此，本文將重點對“強省會”現象下基礎教育資源配置模式分型進行研究。

二

“強省會”現象下我國省域發展樣態分析

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積極培育新的增長極”。省會城市作為一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最有可能成為帶動區域發展的經濟增長極。因此，“強省會”現象依然會在全國范圍內強勢推進。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旨在讓“量大面廣”的縣城成為活躍經濟的重要載體。在“強省會”現象和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發展戰略的拉鋸博弈下，教育資源“省會集聚”與“縣域均衡”的矛盾如何平衡亟須探討。以省會為重心的教育配置模式能否實現輻射帶動？以縣為重心的均衡配置是否會犧牲效率？這需要基于不同省域發展樣態因地制宜、分類施策。

（一）我國“強省會”戰略的省際分異

我國教育城鎮化省際空間差異明顯，整體呈現東中西差異化發展的空間格局。且高流動性對區內及區際的影響也有所不同，省際和區際的高流動性顯著影響教育資源配置的空間格局。通過對27個省2025年省政府工作報告和2021年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文本進行梳理分析，當前我國省會發展模式主要分為兩種：一是“強省會”模式，即通過做大做強省會城市，從而帶動全省高質量發展，如四川成都、湖北武漢、吉林長春等；二是“弱省會”模式，即通過“省會城市+省域副中心”或“省會城市+區域中心”雙引擎或多引擎協同，對省域內的城市分工形成有力帶動作用，主要分布在東部發達省份，如廣州—深圳“雙核聯動”+珠海—汕頭—湛江“多點凸起”。

（二）我國縣域發展的省際差異

百強縣是縣域經濟增長的“領頭雁”，是觀察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風向標。根據《2025中國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報告最新成果顯示，百強縣呈現“強縣強省”“頭部領跑”“中部擴容”的發展特征。百強縣東部地區占67席，中部地區占18席，西部地區占12席，東北地區僅占3席。東部地區優勢明顯，其中江蘇、浙江和山東分別占25席、15席和12席，占據百強榜單半壁江山，呈現“強縣強省”特征。從發展模式看，按照百強縣密度（百強化縣數/省轄縣數）將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強縣域模式，即縣域經濟發展相對均衡，強縣林立，有較強的競爭力且存在較為明顯的相互競逐。主要包括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5個省份，其中江蘇一省就囊括了24個百強縣；二是弱縣域模式，即縣域總體發展不均衡、總體實力不強。如湖北、安徽雖然分別有5個縣入圍百強縣，但其百強縣省域分布的共同點都是環省會武漢、合肥而起，主要受省會發展帶動，內生動力不足。此外，山西、海南、西藏、青海、寧夏、甘肅等省份掛零，無縣域上百強榜單。

（三）我國省域發展的四種實踐樣態

基于對我國27個省的省會發展和縣域發展情況的面上分析（見表1），以橫縱坐標軸對27個省份的綜合發展樣態進行聚合分類。其中，橫向坐標按照強省會戰略強弱分為“強省會”“弱省會”兩個坐標點。縱向坐標按照縣域強弱分為“強縣域”“弱縣域”兩個坐標點。27省發展模式大致可分為四類矩陣：強省會弱縣域模式、強省會強縣域模式、弱省會強縣域模式、弱省會弱縣域模式（見圖2）。

表1 強省會戰略下省會發展實踐樣態

圖2 省域發展模式象限圖

三

我國省域教育資源配置模式分型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推動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基礎教育資源的空間配置要立足“城鄉一體化”要求，既確保省會形成教育高地以發揮輻射帶動作用，又避免縣域教育塌陷導致區域失衡。通過對四種省域發展樣態的分析，我國省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主要有以下三種模式（見表2）。

表2 省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模式

（一）“核心—輻射”模式

該模式主要適用強省會弱縣域發展樣態，如湖北、四川、甘肅、安徽等省份。這些省份多位于中西部地區，省會經濟首位度和人口首位度較高。百強縣較少且多分布于省會城市附近，縣域整體動能較弱，內生動力不足。在“強省會”現象下，省級政府通過行政、財政與政策資源的傾斜，推動省會城市成為區域經濟增長極與人口磁極，教育呈現“省會集聚—縣域抽離”的發展樣態。部分省份教育資源過度集中于省會，導致縣域教育“失血”。

（二）“多元—協同”模式

該模式主要適用于兩種省域發展樣態。一是強省會強縣域，如福建、山東。這兩個省份雖然鮮明提出了強省會戰略，但山東“濟南+青島+煙臺”、福建“福州+廈門+泉州”的三足鼎立、多核競爭削弱了省會的經濟首位度。二是弱省會強縣域，如江蘇、浙江、廣東。這三個省均為經濟大省，縣域經濟能級最高，對省會的依賴度較低。總體來看，這兩種省域發展樣態下包括的百強縣合計52席，占比過半，發展樣態呈現出省會首位度低、縣域經濟發展強勢、人口“就地城鎮化”的特點。這類地區在教育資源配置上面臨雙重困境。一是省會“虹吸效應”弱化加劇教育資源分散。由于省會城市吸引力不足，省級教育資源未能有效集聚，優質資源碎片化分布，難以形成區域教育中心。二是縣域教育“強而不優”。部分縣域雖具備較強財政能力和教育需求，卻因行政層級限制難以獲得省級統籌支持，面臨“有需求、無資源”“有基礎、無提升”的發展瓶頸。

（三）“向心—均質”模式

該模式主要適用于弱省會弱縣域發展樣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由于人口版圖分散，農牧團場、林牧場到省城距離遙遠，教育資源高重心配置到省會的成本較高。此外，這兩個自治區都屬于多引擎發展模式，如內蒙古十四五規劃強調推進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烏蘭察布多引擎建設。新疆提出推進烏魯木齊、伊寧、喀什、庫爾勒等區域中心城市規劃建設。總體來看，在省會自身能級不足、縣域發展乏力的現狀下，教育資源配置呈現“低水平均衡”與“結構性短缺”并存的態勢。

四

“強省會”現象下省域教育資源配置面臨的挑戰

“強省會”現象引發的學齡人口空間重構與結構變動，對省域內基礎教育資源的整體布局產生了顯著且直接的重塑效應，對省會城市與縣域教育發展產生方向迥異、程度不均的差異化沖擊。

（一）“省會獨大”在我國區域結構中非常突出

“強省會”戰略就是集中全省資源做大做強省會城市，以一城帶全省。1950年，法國經濟學家朗索瓦·佩魯（FranBois Perroux）首次提出“增長極理論”，認為經濟發展并非在所有地區同時出現，而是根據不同強度，先在某些增長點和增長極上出現，再以不同方式向四周擴散。隨后，這一理論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驗證，并展現了增長極對區域發展的強大帶動作用。

“省會獨大”在我國區域結構中非常突出。從數量上看，截至2024年，全國超過半數省份實施“強省會”戰略。從分布上看多集中于我國中西部和東北等相對欠發達省份。為研究核心城市規模對區域發展的影響，“首位城市”概念（即某一地區人口或經濟占比最高的城市）被提出。2024年，全國有15個省會城市經濟首位度超過25%，11個省會人口首位度超過20%。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由于發展資源的有限性及梯度轉移的滯后性，省會城市常常會成為區域發展增長極和“首位城市”的優先選擇。關于省會城市帶動區域發展效應，從正向促進看，強化省會城市對地方發展的帶動作用顯著。從反向制約看，部分省域通過行政手段將創新要素集中到省會地區，加強了城市間發展的不平衡。

（二）“強省會現象”與學齡人口流動呈正相關

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唐納德·博格（Donald J. Bogue）的推拉理論認為，人口流動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條件，流入地（城鎮）有利于改善生活條件的因素就成為拉力，而流出地（鄉村）不利的生活條件就是推力。“強省會”戰略通過資源集中與人口虹吸效應，促使學齡人口呈現從農村向縣城再向省城的“二次流動”，并在數量、結構、來源、走向等維度呈現以下特點。

從數量上看，學齡人口流動呈現數量擴張伴隨增速減緩特點。“2013—2022年間省會城市小學及普通中學在校生比重上升的有28個，減少的有３個，表明省內學齡人口向省會城市集聚的程度不斷提高。”其中，成都、武漢兩地放寬落戶門檻與教育準入限制，強化人口虹吸效應，兩地總人口逆勢而上。武漢2024年常住人口達1380.91萬人，其中非戶籍人口為423.97萬人，較2010年增長近兩倍。然而，在“強省會”現象后期效應遞減與全國人口負增長的雙重影響下，學齡人口流入疲態漸顯。如成都2023年隨遷子女招生數比2022年增加約6000人，而2024年這一數據已下降至1000人。

從結構上看，學齡人口呈現學段結構分化特點。當前流動學齡人口仍以小學高年級及初中段為主體，但逐漸向小學低年級和學前階段延伸。據學生問卷數據統計，超過50%的學生從幼兒園或小學一年級就流動到省城讀書，家庭已在省城買房居住的比例達到49%。如四川達州市下轄縣級市萬源市數據顯示，2025年萬源戶籍學生在成都就讀小學、幼兒園的人數接近5000人，成都部分優質學校的“萬源籍學生班”已成規模。

從來源上看，學齡人口多來自本省外縣。根據調研數據顯示，成都、長春、武漢3個省會城市的學齡人口流動，有70%—80%來自本省外縣。如成都近幾年流入學齡人口來源前三名為南充、達州和巴中。2012年至今，武漢市每年由本省外縣流入的學齡人口占當年流入學齡人口總數的比例均超過70%，從2012年的近4萬人增長至2024年的6萬多人，10余年間增幅超過60%。

從走向上看，學齡人口集聚呈現空間疏密不均特點。省城產業功能區（多為高新區）集聚效應顯著，老城區和郊區縣吸引力較低。如2014年至今長春開發區義務段學齡人口增幅50%以上。長春高新區某實驗學校作為新區典型，本省外縣學生數從165人提升至1723人，10年翻了10倍。而寬城區等老城區學校，流動學生規模則多年保持穩定。成都市有23個區縣，產業密集區金牛區、新都區和雙流區作為學齡人口流入的“三巨頭”，2025年接收占比近40%。

（三）“強省會”戰略導致省域教育矛盾突出

“強省會”戰略下學齡人口“二次流動”將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無法逆轉。教育資源是投入過程包括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相加總和。“強省會”戰略在促進省會城市教育資源集聚的同時，也將引發教育資源總量過剩和教育資源配置區域失衡的雙重風險，對省會和縣城學校建設、學生成長、教師發展、經費使用帶來深刻調整。

一是省會城市教育資源超載運行。“強省會”現象下大量遷移人口生育的子女或隨遷子女的涌入，使省會城市教育資源的集中速度遠超城市配套能力的提升速度，對省會教育資源配置的效率和質量帶來挑戰。

學校建設維度，大班額、大校額問題凸顯。從空間上看，受制于建設啟用周期、規劃審批機制等多方原因，城市原有教育資源難以在短期內充分滿足學齡人口需求，面臨“學齡人口動態性與學校空間布局穩定性的非同步性矛盾”。學校被迫通過改造功能室、擴大班額等方式“挖潛擴容”，導致大班額、大校額問題凸顯。如長春新區近年學齡人口年均凈增長5000余人，約2000人為外縣學生，義務教育學段不斷出現“萬人學校”。從時間上看，長期人口下降預期又制約新建學校規劃，學校布局面臨平衡長期富裕和短期短缺的發展難題。

學生成長維度，整體教育質量被稀釋。對本地學生而言，大量新增遷入學生對原有教育資源供需體系造成沖擊。中心城區擇校難度加大、優質校和薄弱校分化趨勢加強等問題凸顯。對隨遷子女而言，心理健康、入學機會和學習花費等方面的問題日益突出。如隨遷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顯著低于非隨遷子女，在受教育機會獲得上仍然處于弱勢。

教師發展維度，臨聘教師大量增加。由于流動學生增多而教師編制有限，省城只能大量聘用臨聘教師維持正常教學秩序。如武漢市某小學流動學生增幅較大的學校，近年來臨聘教師數量甚至已經逐漸超過在編教師。

經費使用維度，經費投入與人口變動適配性低。據長春市有關教育行政管理人員反映，國家傾斜政策均為農村學校，而農村現在學生外流嚴重，省城尤其是開發區承受巨大學齡人口流入壓力，卻難以享受相關優惠政策。新建學校作為吸收流動學生的主力軍，均為合作辦學，財政壓力大，無處統籌。

二是縣城教育生態堪憂。“強省會”現象下“集聚優先”的發展邏輯，也對縣域教育體系形成了顯著的虹吸與擠壓效應。縣域層面呈現“優質生源—骨干教師”雙重流失的“剪刀差”效應，對縣域教育公平質量帶來沖擊。

學生層面，優質生源流失形勢嚴峻。隨著交通條件改善，縣域優質生源為追求更好的教育資源，紛紛前往省會城市就讀。“雖然各地出臺了明確的禁止跨區域‘掐尖’招生政策，但中西部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往往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導致‘超級中學’和省市重點中學跨地、市、縣區‘掐尖’招生的行為屢禁不止。”縣域教育質量陷入“優質生源流失—縣中塌陷—優質生源再流失”的惡性循環”。

師資方面，更替隱憂和質量隱憂并存。從更替隱憂看，年輕骨干教師流失漸顯。縣域學校難以與省會城市競爭，骨干教師和青年教師更傾向于流向省城等發達地區。雖然教師隊伍流失總量不大，但呈現優質化、年輕化特征。如達州市某中學表示，“學科競賽教練、名師工作室帶頭人，被省會學校高薪、優厚發展平臺吸引而流失的現象時有發生，引進和留住頂尖教師難度大”。此外，在質量隱憂上，縣域義務教育教師還面臨培訓資源配置短缺且效率不高的問題。吉林省松原市的幾位縣中校長表示，校舍建設等硬件資金基本可以到位，但是教師培訓資金還是嚴重匱乏。

經費方面，教育不規模經濟困境凸顯。教育收入受益于規模經濟。縣域教育經費依賴財政單一撥款。縣域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和人口流失率的上升導致學齡人口密度過低。相對固定的投入按學生數平均下來，單位教育成本急劇上升。“人口流出地教育投入的地區外溢性增強，規模不經濟顯露”。對縣域農村地區而言，學生數量減少但教育支出仍保持剛性支出，導致生均占用教育資源增加，不利于提高教育質量。

五

“強省會”現象下優化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的底層邏輯

菲利普·H·庫姆斯認為“教育規劃的核心任務之一是決定如何在動態的情境中，最佳地使教育系統那些盤根錯節的內外部關系保持合理平衡，并不斷將之引向制定的方向”。“強省會”現象下基礎教育資源配置涉及配置時間、配置地點、配置重心、配置數量、配置方式等核心問題，應堅持以下五個底層邏輯。

（一）堅持“跳出短期看長遠”的底層邏輯，科學探討學齡人口流動閾值和管理邊界

“強省會”戰略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階段性選擇。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Myrdal，G.）認為，“極化效應是城市發展的第一階段”。根據“區域空間結構演化模型”，城市規模結構具有從單一強中心到一主兩副及多個中心建設的階段特點。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我國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為城鎮化后半場城市發展定下了發展基調。從長波段來看，省會城市將從短期內“快速虹吸、日益膨脹”進入長期“理性擴張、內涵發展”階段。“強省會”現象也將從“強省會”轉向“強全省”的價值升華。

要科學探討學齡人口流動閾值和管理邊界。基于長波段視域下對“強省會現象”的分析，后半場各省會教育資源配置既要順應省會集聚效應，又要防止過度極化導致的區域失衡。“一次流動”擋不住、“二次流動”應警惕。推動以縣城為主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是城鎮化的規律，也是中央政策。學齡人口從鄉村向縣城的“一次流動”，是城鎮化進程的自然體現，應當予以政策保障和適度引導。要強化縣城“一次流動”承載力，促進縣中標準化建設和辦學質量提升，避免因教育資源不足或低質倒逼“二次流動”。從縣城到省城的“二次流動”，則需要建立預警機制和調控手段，避免引發省會教育資源過載、縣域教育空心化等問題。

（二）堅持“跳出局部看全域”的底層邏輯，構建圈層式梯度化城鄉教育發展新格局

城鄉教育發展不是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既要堅持兩點論，又要堅持重點論，更要堅持具體論，在復雜的矛盾中執其兩端而用中，尋找恰當的、適合的和最佳的平衡點。強省會現象和強縣城戰略引發的學齡人口空間重構，對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的影響已然溢出省會和縣域兩個獨立維度。因此，要堅持“跳出局部看全域”的底層邏輯，以省域為統籌打破省會與縣域、城市與鄉村的教育資源壁壘，以省會為核心形成教育資源輻射圈層，按梯度配置資源、分層推進發展，實現全域教育優質均衡。

以省會為核心劃分教育發展圈層。從世界城鎮化的空間變化過程來看，城鎮化過程大致會有兩個發展方向：一個方向是克拉森（Klaassen）等人提出的城市化、郊區化和逆城市化三個發展階段；另一個方向是由孤立的城市向單中心城市、多中心城市向網絡化大都市發展。無論從哪個方向上看，強省會現象初期形成的“中心—邊緣”資源分布格局已難以適應城市全域擴張的發展需求。因此，要建立按省會核心圈—都市輻射圈—縣域延伸圈劃分教育發展圈層，明確各圈層功能定位與發展重點，避免教育資源配置的盲目性和同質化。

按圈層差異化推進基礎教育資源梯度配置。省會核心圈應聚焦教育創新與優質資源集聚，重點發展高品質基礎教育、特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打造全省教育改革的“試驗田”。都市輻射圈覆蓋省會周邊的衛星城、新區，定位為“優質資源疏解承接地”，承接核心圈的教育資源外溢，重點建設標準化學校、職業教育園區，緩解核心圈學位壓力。縣域延伸圈涵蓋偏遠縣域和鄉村地區，以“教育提質與資源補缺”為核心，通過集團化辦學、城鄉教育共同體、跨區結對幫扶等模式，數字教育賦能等方式補齊教育短板，避免因強省會導致的縣域教育空心化。

（三）堅持“跳出共性看個性”的底層邏輯，構建因地制宜的省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模式

基礎教育資源配置要突破“一刀切”的均質化思維。在“強省會”現象下，省域發展階段的差異決定了基礎教育資源配置需從“標準化供給”轉向“差異化匹配”。基于對我國省域發展的四種樣態的分析，基礎教育資源配置模式主要可分為以下三種。

針對強省會弱縣域，基礎教育資源配置應采取“中心—圈層”模式，以“高重心做大+低重心鞏固”的策略做大省會教育資源，優化省會都市圈教育資源。通過省會教育極核的打造，彌補全省教育資源總量不足，解決基礎教育資源稀缺與縣域教育塌陷的雙重矛盾。同時，要提升省會城市的教育公共服務水平，謹防“強省會”戰略下學齡人口流動空間聚集疏密不均引發的城鄉二元分化和城市內部區域分化。

針對強省會強縣域、弱省會強縣域，教育資源配置應采取“多元—協同”模式，以“低重心做優+高重心帶動”的發展策略，做優縣域教育資源，提升省會教育發揮輻射帶動作用。一是用產業邏輯撬動縣域教育升級，推動“教育—產業—縣域”融合發展。該模式下縣域教育不是城市教育的“低配版”，而應立足本地產業、文化與人口結構，打造“在地化、特色化”多元教育體系。二是強化省級統籌，推動區域教育協同發展。省會教育不再以“虹吸”或“輻射”自居，而應主動轉型為全省教育生態的“戰略支點”，確保全省教育生態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均衡與躍升。

針對弱省會弱縣域，教育資源配置應采取“向心—均質”模式，以“高重心做優+低重心兜底”的雙重心協同的策略。通過向心集聚打造標桿、均質兜底保障底線，破解“弱省會”缺乏教育增長極的問題，又要避免“弱縣域”教育進一步塌陷。省會教育重點面向全國聚合優質教育資源并進行適配改造，以“小而精”的極核形態，形成可復制、可輸出的教育模式（如數字化教學體系、師資培訓體系）。縣城則重點通過省級統籌的標準化供給，借助教育數字化紅利擴大優質教育覆蓋面，破解“雙弱”格局下教育資源配置的低效與失衡。

（四）堅持“跳出增量看存量”的底層邏輯，構建教育資源橫縱貫通的“系統適配”機制

人口負增長時代，“跳出增量看存量”并非否定教育資源增量投入的必要性，而是在增量有限且增量易加劇“波谷閑置”的前提下，將存量資源視為應對人口波動的核心抓手。堅持“跳出增量看存量”的底層邏輯，核心是擺脫對新增資源投入的路徑依賴，從“新增投入的規模擴張”轉向“存量資源的效能釋放”。通過對現有教育資源的盤活、重組與優化配置，打通縱向的行政層級壁壘和橫向的區域、校際、學段隔閡，讓存量資源成為應對學齡人口時間波動與空間流動的“彈性緩沖墊”。

橫向維度，試點“市縣結合”基礎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在學位管理上，如探索試行縣域普通高中空余計劃市域調配制度，外縣市普通高中的空余學位面向城區進行志愿征集補錄。在教師管理上，應立足全市、面向不同縣區，根據學段人口波動動態調整編制使用，破解“有編不用”與“無編可用”矛盾，推動教師在區域、學校、學段間合理有序流動。縱向維度，積極探索教育資源跨學段貫通機制。在教師資源上，要通過高質量培養和培訓機制，打造具有多學段教學能力的教師隊伍，提升教師跨學段教學的效率與質量。在校舍資源上，新建或改造校舍要注重不同學段的適配性和銜接性，如將單學段改為多學段兼容設施、將固定教室改為復合型學習空間等。

（五）堅持“跳出被動看主動”的底層邏輯，轉向“資源供給引導人口流向”的戰略思維

教育與人口是雙向賦能。一方面，人口規模、質量、結構、流動直接劃定教育發展的基本邊界；另一方面，教育則通過人力資本培育、價值引導、機會分配，主動塑造人口的發展軌跡。然而，當前在教育與社會的關系上，教育發展的價值選擇問題往往被弱化為一種“應答式邏輯”，忽視了教育對人口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堅持“跳出被動看主動”要求教育資源配置從“人口需求倒逼資源供給”的線性思維轉向“資源供給引導人口流向”的戰略思維。通過教育資源的前瞻性布局、優質化供給、差異化配置，將教育打造為引導人口合理流動、優化省會與縣域空間布局的核心動力，最終實現“以教育聚人口、以人口促發展”的良性循環。

省會層面，做好前瞻性布局，以基礎教育資源前置規劃引導人口向省會戰略區域集聚。在省會城市的新區、產業園區等戰略發展區域，提前規劃建設優質中小學、幼兒園，引入名校分校、教育集團化辦學，打造教育高地。通過“教育配套先行”吸引產業人口、居住人口向新區遷移，緩解中心城區人口壓力，實現人口有序紓解和導入。同時，實施都市圈教育補償機制，通過“名校+縣域分校”“師資互派”等方式，將優質基礎教育資源輻射到周邊縣域，引導人口向都市圈節點城鎮集聚，形成“核心城區—副中心—縣域節點”的梯次人口分布格局。

縣域層面，做好差異化供給，以滿足不同功能定位縣城學齡人口的在地化就學。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確立5種不同類型縣城的發展路徑。如對大城市周邊衛星縣城，主動對接鄰近大城市的教育資源外溢，引入大城市名校分校、教育集團合作辦學。對專業功能縣城，則應匹配產業特色，通過推動有條件地區將高等職業教育資源下沉到市縣，實現教育—產業—人口三級聯動。

鄉村層面，做好保障性供給，以守住“應留必留”底線建好必要的農村小規模學校。對于地理條件特殊、就學需求剛需、承載特殊功能的區域，堅持保留并辦好小規模學校。如民族地區、邊境地區與國門學校所在區域，兼具教育保障與國家邊境治理的雙重意義。這類學校無論生源規模大小，都應發揮優質教育供給留住人口的主動牽引作用，讓學校成為國家邊疆治理和民族質量的“神經末梢”。

總之，這五個“跳出”不是簡單的視角轉換，而是對教育資源配置底層邏輯的系統重構。它要求從資源競爭走向生態共建、從教育服務于城市轉向教育引導區域發展、從要素疊加走向結構再塑，在城市文明與鄉土中國的共生發展中找到教育發展平衡點。

來源｜《教育發展研究》2026年第08期

作者｜金紫薇（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鄧友超（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執行副主任，新時代教育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