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傳有游客攀爬武大校園內樹木（圖源網絡）

5月13日，武漢大學宣布校園完全對公眾開放，進校不再需要預約。此舉贏得一片掌聲，很多人稱贊“打開大門更顯‘大學之大’”。

然而沒幾天，就有不少學生抱怨涌入的游客種種不文明行為，激增的客流還導致校內部分食堂爆滿，用餐高峰時連學生都“無座可坐”。這一下子，又有很多人質疑大學校園是否有必要開放了。

在這個問題上，公眾輿論常常自動分成“贊成開放”和“反對開放”兩派，似乎只有這兩個非此即彼的選擇，但我想，真正的關鍵恐怕在于：大學校園到底為什么要開放？是要開放什么？

其實如果問問現在的大學生，恐怕大比例都是反對開放校園的。不少學校的內部論壇上，占主導的聲音都不想要開放，甚至有人說：“開放了，醉鬼進來怎么辦？有人窺探浴室怎么辦？自習室沒法占座了怎么辦？”

這些學生看不到開放校園對自己有什么好處，進來的“閑雜人等”都被視為風險因素，又或是擠占自己的資源。

不僅是他們，高校教職工也頗有人不歡迎外來者，因為既然是免費開放，也就談不上有什么收益，但大量游客的涌入卻增加了管理成本，萬一師生有什么失竊都不好說，“開放”總歸意味著“不好管”，把校門一關，多簡單？

要讓人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去支持一個“自由開放”的抽象原則，那難免有些勉強。反過來說，這些學生所反對的，與其說是“開放”本身，不如說是“開放帶來的問題”，那么正確的思路不是一關了之，而是想辦法管理好，使開放帶來的客流量不至于影響校園秩序，讓各方都能從中獲益。

像游客擠爆食堂的問題，只需一招即可解決：就餐必須使用電子卡，校外人士可以辦，但得交100元押金，通常只來一次看看的游客，一般不可能為了體驗一次大學食堂就多花100元。

實際上，武大的食堂分風味食堂和學生食堂兩類，只有前者面向公眾及學生教職工開放，后者則僅供師生就餐。如果要優先保障學生需求，那辦法有的是。

歐美日的許多著名大學都沒有圍墻，游客可以自由出入，但為保障學校的教學秩序，特定區域是不對外開放的。

東京大學本部對所有人開放，但圖書館要刷卡才能進入，這就阻止了絕大部分游客，公眾想要進入也可以，但要借閱則僅限于本校師生和持有利用卡的人士，著名的安田講堂則干脆標明“游客止步”。

牛津大學有38個學院，一年到頭游人如織，尤其是基督教會學院的大廳，由于據說是哈利波特故事中霍格沃茨大廳的原型，旺季只能前胸貼后背排隊參觀，但牛津沒有把游客擋在外面，它只是開放部分區域，有些學院禁止入內，有些標志性景點則收取門票：莫德林學院5英鎊，最受歡迎的基督教會學院則要8英鎊。

牛津大學基督教會學院大廳

國內的大學要是收門票，可能又會被非議“唯利是圖”，因而限制客流的辦法不是收費，而是預約，然而，這又導致了一種制度設計者始料未及的現象：越難進入的校園，就越容易因為供不應求而產生“黑市”。

清華、北大自2018年實行預約限額入校后，把大量申請者擋在門外，其結果，市場需求催生了黃牛：帶進北大120元，帶進清華80元。2025年9月，清華大學通報了四起校內人員勾結校外“黑導”違規報備入校、非法牟利的案件，涉事教職工被行政拘留。

原清華博導鄭毓煌自一年前辭職后，公開主張“大學不應是封閉孤島，要拆除物理與學術圍墻”，強調大學應該回歸公共屬性，降低開放門檻，真正實現教育公平。

確實，在歐美的許多大學，學校的教學資源都是與社會共享的，公眾不但可以入校參觀，也可以來聽講座、使用操場、借閱圖書。本來公立大學就是納稅人的錢建起來的，那公眾為什么不能使用？

北大工學院副教授李植自2023年起，出入校園堅決不刷卡，因為在他看來，大學本來就應該是開放的，“從我小時候，進出校園從來都是隨意的。你突然改成查證件才能進，對我來說是不可接受的，無論你提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至于游客多影響校園秩序，他認為只是管理不善，不能因此“一刀切”阻止入校，“大學是社會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絕不僅僅是學生和老師所獨享。”

為什么大學應當開放？這并不只是為了顯示一下“自由包容”的大學精神，為此只能忍受不便，而是過分嚴格的門禁制度阻礙了校內外的交流，而這種交流，對大學而言是極為重要的。

教育學家厄內斯特·帕斯卡雷拉在《大學如何影響學生》中總結了20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大學的影響基本上是由個人的努力以及學術氛圍、人際交往和學校的課外活動這些綜合因素決定的。”

也就是說，一個好的成長環境，恰恰不是“關起門來死讀書”，而需要豐富的交流和社會實踐，這樣才不至于教育與社會脫節。

《你好，舊時光》劇照

李植之所以反對北大的預約制度，就是因為在他看來，很多學術靈感產生于隨機、自由的互動中，但現在，無目的、未提前預約、臨時起意的交流，在北大幾乎絕跡了：

以前外校的老師路過北大，想進來坐坐、聽個報告，抬腳就進來了。現在臨時起意要來，還得走申請手續。以至于很多人嫌麻煩就不來了。學術交流、校際往來就這樣被一點點磨損。

以前周圍幾所高校的學生相互串門，相約著去踢球、蹭課、聽講座，如今也不復存在，而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交往，原本不僅可能造就跨校之間人與人的聯結，更重要的是可以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思想碰撞。

在國內，湖南大學一直是極少數無圍墻、無校門、全天候免費開放的高校之一，它的前身岳麓書院1903 年更名“湖南高等學堂”后的首任校長趙啟霖就在學章中宣稱：“書院之魂在通達，學堂之體在開放，拆院墻以納新知。”本來，岳麓書院所自的古代書院制度就強調儒家的“有教無類”，而“開門辦學、接納新知”則表現出一種將傳統和現代熔接在一起的開放自信。

到了如今這個信息爆炸、知識更新迭代空前快速的時代，大學更不應采取圍墻式孤島教育的做法。把一群年輕人關在圍墻里，灌輸一堆知識給他們，那是“高考工廠”的超級中學模式，但大學不一樣，那應該是一個自由探索、開放交流的空間，教育不局限于課堂，資源也與社會共享，由此產生的社會整體效益遠大于閉門辦學。

《一起同過窗》劇照

從這一意義上說，大學校園開放的深層次意義，并不在于放一些游客進來，打卡拍照、吃頓食堂，而是需要回歸大學的公共本質，推動校內外的交流互通，讓大學真正成為社會公共空間的一部分。

只要管理得當，完全可以讓游客只在部分區域參觀而不打擾正常教學秩序，而大學校園真正應該對外開放的，當然也不是作為一個景點，而是成為一個社會互動的樞紐節點，

我想，這才是“開放”的應有之義：大學完全可以更主動地面向社會，扮演好自己的公共角色，那樣一個大學的意義遠不止“教書育人”而已——這才真正體現“大學”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