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惇的“清理與超越”：用一生破除遮蔽，做努力找回帖學航標的人

□馮華（二馬頭陀）

在中國當代書壇，黃惇亦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名字。不是因為他的字賣得最貴，也不是因為他官做得最大。而是因為，他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極少數真正以學術態度來對待帖學傳統的人。

黃惇號風齋，南京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西泠印社理事，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藝術學科評議組成員。他生于1947年3月，今年七十九歲。

黃惇在書法史研究，尤其是篆刻理論和元明書法史領域，做到了開疆拓土的層次。他的著作《中國古代印論史》獲首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中國書法史·元明卷》獲第六屆國家圖書獎，參與編寫的七卷本《中國書法史》已成為書法專業的必讀文獻。而黃惇提出的核心命題——“清理與超越”，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巨大問號。

他用自己的學術生涯和創作實踐，把“清理與超越”這個問號拋給了每一個關心書法命運的人。

一個人與歷史慣性的對抗

要理解黃惇，必須先理解清代碑學給中國書法帶來的改變。

乾嘉以降，隨著大量金石碑版的出土和考據學的興起，書法家們將取法對象從二王及歷代經典法帖轉向了漢魏碑版乃至窮鄉兒女造像，審美標準從“韻、法、意”轉向“拙、重、大”，形成了影響至于今日的獨主于帖學之外的碑學體系。碑學的勃興塑造了何紹基、鄧石如、吳昌碩、趙之謙等等一代大家，卻也將整個書壇籠罩在了某種思維慣性的陰影之下。

許多由碑派提出并強調的技法觀念——“像包世臣的中實論、萬毫齊鋪、五指齊力、筆筆中鋒、筆筆回鋒，這都是碑派筆法的特征”——被誤當作千年不變的金科玉律，普遍應用到了對傳統帖學的解讀之中。而這本質是對傳統帖學的一種誤讀和曲解。

對這些長期流傳習焉不察的曲解觀點，黃惇明確指出：“有必要對今天所能見到的、聽到的教學觀念作一番清理。……我的書法觀念首先是跨越清人，突破清人對我們的籠罩。觀念的交叉就在于碑學和帖學的不同。碑學是清代中期以后才逐漸形成的一種書法理念，大部分今天我們聽到的人們口傳的書法的觀念，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清代碑學的浸染。講浸染，其實有的是污染。”

黃惇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個問題的根源所在：“碑派本身要想獲得成功，他最重要的一個手段是什么？就是在觀念上和技法上形成自己一整套完整的體系來突破帖學已有的存在。”

但黃惇不滿足于指出病灶。他真正要做的是重建。這是一場不對稱的博弈。他要對抗的是清代迄今已經流行了兩百年的碑學話語霸權和歷史慣性。他選擇了從最基礎的概念入手，用最笨的方法，一條一條地清理那些被誤傳的觀念。

在黃惇看來，所謂“筆筆中鋒”是碑派強調出的產物——只要拿王羲之的墨跡摹本稍加分析，就知道中鋒與側鋒的交替使用才是帖學筆法的精妙所在。沈尹默當年以中鋒論來推廣二王傳統，雖有其普及之功，卻把帖學豐富的筆法簡化成了一個干癟的教條。這種被簡化了的傳統，傳到后來就變成了某種似是而非的“集體記憶”——大多數人不再去翻墨跡本自己看一看，而是滿足于口耳相傳的所謂常識。

而黃惇要做的，就是把這種集體記憶打碎，讓人們重新去看原帖、讀原著、相信自己的眼睛。

“清理”了什么，“超越”了什么

黃惇的清理，是沿著兩條路鋪展開的。

一條是印論。他編著的《中國印論類編》堪稱中國印學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統的印論資料匯編，史料之豐富、體例之謹嚴，至今無人能出其右。另一條是書法史。他的《秦漢魏晉南北朝書法史》，對“隸變”、銘石書與文人墨跡的關系等問題做了深刻的辨析。

這些學術成果，隨便拎出一項來，都夠一個人吃一輩子。但黃惇沒有停下來。他把學術研究的成果直接轉化為創作的支撐。

在20世紀90年代，當不少書家還沉迷于碑學“亂頭粗服”“傻大黑粗”的視覺沖擊時，黃惇已經悄然選擇了另一條路——他亮相于全國第三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家展覽上的手札作品，以其不凡的功力和瀟灑的神韻引起書壇關注，開“手札風”之先河。

后來書壇轉向“二王”帖學的集體回歸，黃惇亦有著不可忽視的啟迪之功。

圖1 黃 惇 全國第三屆中青展作品（1990年）

圖2 黃 惇 全國第四屆青年展作品（2017年）

他不只是在工作室里寫字，他是在用整個學術體系為一個沉寂了近兩個世紀的傳統“翻案”。

李剛田曾評價說：“20世紀80年代后期，黃惇首先提出了帖學的振興，又身體力行進行帖學創作，同時對清代的整個書法理論、碑學觀念進行清理，重新審視傳統，回歸古法，這一舉動在當時是具有開創性的。”

當然，黃惇的觀點并非沒有爭議。

他對碑學的激烈批評——用他自己的話說，"講侵染，其實有的是污染""碑帖結合是碑派在沒有出路情況下走的一條路"等——讓很多走碑學路線的書家感到不適。他說“碑帖結合論是最沒有理論支撐的理論”，直接刺痛了不少主張碑帖融合的人。當代帖學的“蔚為大觀”背后，有多少是黃惇以一己之力撬開的，又有多少被重新簡化為另一種時尚跟風？他在自己的帖學坐標里精準而鋒銳，但“清理”的背面是否建立起了足以兼容碑帖兩個系統的解釋框架？

這個問題，或許連黃惇自己也沒有完全回答。

黃惇的書法實踐

這就不能不談到他本人的字了。

黃惇學書，走的是二王一脈。他早年隨時代風氣學過篆隸北碑，但讀到米芾《海岳名言》中“石刻不可學”之論后，“始知前學徒費歲月”，從此改弦更張，一心撲在帖學上。他的行書，兼取米芾的跌宕與王鐸的雄渾，不失清雅，一望而知是讀書人的字。

但問題也出在這里。

有評論者指出，黃惇作書好像過于注重力與勢，因而線條、結構緊張而拘謹，缺少逸宕散淡的韻味。更進一步的批評認為，他的書法沒有沿米芾而上溯魏晉，追尋晉人的散淡沖和，而是徘徊元明樊籬，“論帖學功力似不無可取，而論氣息格調則未臻上乘”。

這些評價不可謂不尖銳。在某種意義上，它們指向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以“超越”為目標的人，在創作上是否真正完成了這種超越？

帖學的最高審美追求，是“韻”——一種只能意會、不可言傳的散淡沖和。王羲之的字如此，因為它是在蘭亭雅集、曲水流觴的微醺狀態下流淌出來的。米芾的字雖然已經有了“作意”，但仍然是性情之作。到了王鐸，用筆的力量明顯增強了，開始有了某種“緊張感”。

而黃惇的字，恰恰就停留在這個“緊張”上。他太想把每一個點畫都寫爽利了，太在乎“勢”了——結果反而失去了一種放松的東西。

黃惇的每一個筆畫都迅疾如風雷，用筆猛厲，著急得像晚點趕火車的旅人，但由此線質也出現了“躁”“浮”“傷于急速”的問題。

他的篆刻也以爽利痛快見長，被贊為“蕭散靈動”，用筆的“活”在印章的方寸之間，反倒成了個性。但那些在方寸之間可以被接受的緊繃感，放大到整幅作品，就成了某種揮之不去的執念。

這也許不是技巧的問題。是性格。

溫和的鋒芒

黃惇性格溫和，這是圈內的共識。與曹寶麟那種“嫉惡如仇”的剛性不同，黃惇表達觀點的姿態從來不是咄咄逼人，而是討論式的。

但黃惇溫和的殼子里面，藏著的是極其堅定的內核。

2017年，他公開發文，說丑書“是西方現代抽象主義與中國傳統書法撞擊產生的殘渣”。2020年他又提出了那個著名的質問：“有朋友提出書法是線條對空間的分割，我善意地回答，不行，難道心電圖也能叫書法？”

他反復強調“筆法第一”——“書法如果拋棄了筆法這一內核，就不再是書法了。筆法第一，結字第二，章法再其次，墨法又次之”。這些內容看似是老生常談，實則是涉及書法本質屬性這一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在今天已被很多書法人拋到了腦后。而這是書法教學和展覽領域亂象頻出的學理性原因。

這些言論，在這個討好流量的時代里，是很不討巧的。

但黃惇說了。而且一直在說。

他談“筆法核心論”、講“清理丑書觀念”、指出“當代無大家的病根在于文化貧血”、批評“美術化制作犧牲書寫性”——這些觀點放在今天的書壇語境下，幾乎就是在四面樹敵。那些搞形式構成的聽了不舒服，搞碑帖融合的也覺得被掃到了。但黃惇不管這些，他就像在做一道數學證明題：邏輯推演到這一步了，結論只能如此。這是典型的學者思維。他不是故意要與誰為敵，他只是被自己的學術邏輯推著走。

有人批評他“大口氣，居高臨下，主觀偏激”，說他拿王羲之的行書和金農的漆書比較，如同“西施與張飛比美”。這種批評并非全無道理。黃惇在捍衛帖學正統的時候，的確有時顯得過于“排他”，存有執念。但換個角度看，在一個各種“雜耍書法”層出不窮、傳統筆法被大量稀釋的時代，我們其實很需要一個把話說得這么絕對的人，一個有執念的學人。

當無數人都在高喊“兼容并包”“碑帖融合”而實質上懸置標準的時候，需要有一個人站出來說：不是所有東西都能叫書法。

他是溫和的學者，卻成了書壇帖學的“守門人”。這看起來矛盾，但也許恰恰是他的內在邏輯——正是因為他對古典傳統研究得越深，就越無法容忍那些在他看來是以“創新”之名消解書法的行為。這不是風格之爭，而是關乎這門藝術存續本質的底線分歧。

一個人的十字路口

寫到這里，黃惇的面貌已經比較清晰了。

他是一個學者，用四十年的時間，在印論史和書法史領域做出了頂級的研究成果，重建了帖學傳統在當代學術體系中的合法性。在“空間構成”橫行、市場邏輯碾壓藝術邏輯的時代，他像一個耐心的掃地僧，把被清人誤讀、被時人遺忘的帖學傳統，一點一滴地清理出來。李剛田說他的帖學振興是“開創性”的，這個評價放在書法史的長河中，不算過譽。

他也是一個書法實踐者，他的字有功力、有出處、有書卷氣，但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自己對藝術境界的判斷——他選擇了最難的那條路，但還沒有走到終點。在二王帖學的浩渺煙波中，他在努力打撈失落的傳統。

他不是那種一出手就石破天驚的天才型人物。他的價值，不在某一幅作品上，而在一個更大的坐標系里。他讓一大批年輕學者和書家意識到：書法不是一個純靠感覺的東西，它需要扎實的學理支撐，需要回到原典、回到墨跡、回到歷史的上下文。這個影響，比他本人的字要大得多。

從這個意義上說，黃惇是一面旗幟。

他這一生，在做一件事：在碑學的巨浪退潮之后，他像一位船夫，努力清理風浪過后殘存的藻類和雜蔓，努力清理航道，試圖重新找回帖學的航標。他曾說自己在經歷一個“十字路口”——要么順著清代碑派的觀念繼續走，要么換個方向繞過去向前走。他選擇了一條幾乎沒有人敢獨自去走的路。這條路漫長、崎嶇、冷清，而且至今看不到盡頭。但他沒有回頭。

就像他三十年前刻下的那方“又見婁水”的印章，時間太久了——久到那個選擇已經變成了他的全部人生。

“清理”已見成效，“超越”仍在途中。

這或許就是黃惇留給當代書法最有分量的“時代之問”——而這個未完成的問號，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才能劃上句點。

黃惇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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