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翻開中國歷史，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日本曾向強大的唐朝發起挑戰，在白江口大打出手；
又在明朝萬歷年間大舉入侵朝鮮，試圖以此為跳板染指中華。
可偏偏夾在中間的宋朝，國力算不上多強盛，版圖也遠不如漢唐遼闊，日本反倒規規矩矩，三百余年未與宋室兵戎相見。
這究竟是“不想打”，還是“不敢打”？答案耐人尋味。
一、日本打唐朝：野心膨脹后的慘痛教訓
公元663年，在朝鮮半島的白江口，大唐與新羅聯軍與日本、百濟聯軍展開了一場大規模海戰。
當時的日本剛剛完成“大化改新”，國力蒸蒸日上，野心也隨之膨脹，急于插手朝鮮半島事務。
史料記載，日軍出動四萬余人、戰船一千余艘，而唐朝水軍僅有一萬三千人、戰艦一百七十余艘。
兵力懸殊如此之大，日軍似乎志在必得。
然而戰爭的結局卻出人意料。
唐軍在劉仁軌的指揮下，充分發揮戰艦高大堅固、火攻戰術純熟的優勢，“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
日軍幾乎全軍覆沒，一場敗仗打得日本元氣大傷。
此后，日本舉國上下修建防御工事，天皇被迫遷都，整整九百年不敢對朝鮮半島用兵。
白江口之戰徹底打掉了日本挑戰唐朝的底氣。
二、日本打明朝：統一后再次膨脹的野心
九百年后的明朝萬歷年間，日本再一次露出了獠牙。
剛剛完成統一的豐臣秀吉野心勃勃，揚言要“圖朝鮮，窺視中華”。
1592年，他率十五萬大軍悍然入侵朝鮮，企圖以此為跳板進犯明朝，一場東亞大戰就此爆發。
這場戰爭持續七年之久，明朝先后投入數萬兵力支援朝鮮，雖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最終仍然將日軍逐出朝鮮半島。
豐臣秀吉郁郁而終，日軍倉皇撤退。經此一戰，亞洲政治格局又維持了三百年相對穩定，直到甲午戰爭才被打破。
三、偏偏不敢打宋朝：沒有動機，也沒有實力
1. 不想打：日本朝廷的“內向化”轉向
與唐朝、明朝時期不同，宋朝面對的日本正處于“平安時代”，朝政大權由藤原氏貴族掌控。
在對外關系上，日本對宋朝采取的是“有限貿易”政策。
由于海上倭寇猖獗、中央集權渙散，朝廷嚴禁本國私人出海貿易，違者貨物充公、本人流放。
在日本統治者看來，派遣使臣朝貢反而會被納入中國的冊封體系，有損“神國”體面。
2. 不敢打：軍事孱弱、國力不濟
北宋時期，日本經歷了“刀伊入寇”事件——一伙五十余艘船組成的女真海盜肆意騷擾日本沿海，當地的武士和官府竟無力組織像樣的抵抗。
連女真海盜都招架不住，哪里還有底氣去招惹宋朝？
更關鍵的是，宋朝先后經歷了元朝兩次大規模征日（1274年和1281年）的威脅。
忽必烈兩次派遣大軍渡海遠征，雖然在“神風”的幫助下失利，但足以讓日本切身感受到來自大陸的軍事壓力。
兩次“元寇來襲”讓日本朝野認識到，一旦激怒大陸的強權，后果不堪設想。
3. 以貿易替代戰爭：雙方各取所需
與其刀兵相見，不如和氣生財。
宋朝時期的中日關系以商業貿易為主，來自宋朝的商人頻繁往來于東海之上，帶去絲綢、瓷器、銅錢等貨物，從日本換回黃金、硫磺、木材等資源。
宋朝銅錢甚至在日本境內流通，成為事實上的“國際貨幣”。
雙方各取所需，和平相處。
對于日本來說，和平貿易既滿足了上層社會對中國奢侈品的需求，又不用承擔戰爭的風險和損耗，何樂而不為？
四、總結
日本敢于向唐朝和明朝挑釁，根本原因在于：一次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在一次慘痛的失敗后學乖了；
另一次是“剛統一后的野心膨脹”，又被明朝打得灰頭土臉。
再加上宋朝本身并非武力強盛的擴張型王朝，雙方一拍即合，用貿易代替了戰爭。
時勢造英雄，也造“非戰”。歷史的答案從來不只關乎“敢不敢”，還關乎“值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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