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看完電影，心情復雜，今天才決定動筆。

作為生在北方長在城市的人，我對潮汕文化缺乏直接體驗，這并不影響我看完《給阿嬤的情書》后濕了眼眶。

明明是很簡單的故事，鄭木生下南洋，妻子葉淑柔帶著三個孩子，靠著“僑批”帶來的錢艱難生活。她本以為老公在東南亞已經有了二奶，不料鄭木生早在1960年準備返鄉前突然離世。一直維持的情書家信和經濟支援，居然是房東女兒謝南枝所為。兩個女人精神和經濟上互相支持，又帶著誤解，直到半個世紀后才揭開謎底。

明明是很簡單的故事，沒有撕心裂肺的表演，苦難、死亡、別離、相思、怨恨都拍得很“淡”。導演刻意用溫柔的表達，甚至穿插無厘頭的笑點，讓觀眾跟痛苦暫時隔離開來。僅僅通過視聽語言，我們很難直接感受鄭木生在南洋的悶熱天氣里拉十幾個小時人力車的辛勞，很難直接感受謝南枝在旅店遭遇變故后跌入谷底的困頓，很難直接感受葉淑柔獨自帶三個孩子的艱難。甜蜜、愛情、堅強、期待、寬容反倒顯得濃稠，以情書的形式，輕輕捧起這個生死契闊的故事。

謝南枝在人生變故后，哪怕她遇到癡心且可托付的人依然不嫁，她和父親住進簡陋的小屋，在路邊賣無米粿，沒有怨懟和憤恨。鄭木生在大火之后，積蓄被付之一炬，影片也沒有呈現痛徹心扉無盡遺憾，一夜清零，生活還在繼續，換個行當繼續攢錢。葉淑柔看到丈夫1978年寄來的“全家福”，即便誤會，也沒有言語。耄耋之年終于得知真相，原來是謝南枝十八年來替代已故的丈夫寫來情書，寄來財物，甚至貼心地“兌現”了那個自行車的承諾。一向言語犀利的大嫂馬上祈求神明保佑南枝阿姨，以樸素的方式表達善意。而晚年葉淑柔只是站起來，去看橄欖，“待得味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這是潮汕人的日常，也是“苦過味方永”的隱喻，還是她準備去見謝南枝的決心。

這種來自日常生活的韌性，是他們生命的底色，面對苦難，讓生活繼續。謝南枝從苦守的葉淑柔身上獲得力量，開始建立新的主體性。葉淑柔接受謝南枝的饋贈，熬過最艱難的歲月。兩個素未謀面的女人，通過一個逝去的男人的情書，隔著大海互相扶持。表達的克制與內在的豐盈，讓這部電影有了沁人心脾的張力，坐在電影院里，很難不被打動。

當然，這部電影并非完美。比如鏡頭語言的密度太慢，缺少小津安二郎那種留白，人物都很純真善良，便缺了《姥姥的外孫》那種人物的復雜性。可是看到1400萬的投資，連拍攝的滑軌都要自制，再加上導演和演員的真誠，這些“問題”也就可以被原諒。

我依然有些別扭。因為三人的遭遇可以總結為時代悲劇，但時代悲劇的“人為性”被有意模糊，被簡化為一場默認的天災。那些僑批真的能被葉淑柔收到嗎，那些由泰銖兌換成的港幣真的能用在三個孩子身上嗎，小兒子1978年結婚，謝南枝寄來1000元，也是這一年因為信件落水，葉淑柔誤會丈夫有了“小三”，二人從此不再通信。時代的驚濤駭浪拍打在葉淑柔身上，這種苦不僅是離別和苦守，橄欖的“苦”還有很多無法言說的部分。

我往往不會因為哪部作品“沒說”什么而批評，但如果生離死別的苦難毫無源頭，其時代感就不免顯得懸浮。然而考慮到環境因素，我如果苛責，反倒顯得我站著說話不腰疼，讓一部童話般溫情的片子，承擔其本來不該承擔的風險，我不會慷他人之慨。

我還會糾結。潮汕傳統對女性的塑造，是否在通過影片中的“偉大”來強化。那個傳統之下，既有溫情脈脈，也有固執刻板。謝南枝在泰國選擇自梳，某種意義上也是因為脫離了文化土壤，又有一個寵女兒的開明父親。同樣描述泰國華人，《姥姥的外孫》里那個飽受家族區別對待的姥姥，似乎更有代表性。而葉淑柔面對丈夫的永無歸期，只有默默等待，得到丈夫早已“成家立業”，也只有默默承受，這種“美德”固然令人敬佩，但其所承受的壓力與痛苦，不能用先苦后甜的橄欖輕輕揭過。

我盡管有些疑惑，但又發現對這部電影的追捧和批評，都陷入荒誕的境地。有個導演分析了一下視聽語言的不足，便遭到評論的圍攻。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員沈澤瑋將這部電影解讀出“統戰啟示”，將一部小成本作品意識形態化。部分人從性別角度開始質疑“女孩們，你們真的覺得沒問題嗎”，另一部分人又說這是鼓吹GirlsHelpGirls的女性電影，“男的就別摻和了”。

一部電影，被人從電影之外找到這么多角度，我決定收回剛才的別扭和糾結，讓《給阿嬤的情書》在我心中安然做一個真誠的童話。我們不免思考和質疑，但思考和質疑不該讓我們變得冷漠刻薄，拿起錘子面對生活。童話里不會告訴我們，毒害公主的女巫從何而來，但那些純真善良的情感，或許能撫慰和醫治我心里的巨嬰。

圖片來自藝術家劉旭星（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