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父親秦兆陽110周年誕辰。每當想起父親，心中總是涌起無盡的思念與感嘆。父親的一生經歷了多少坎坷，恐怕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

想起父親，仿佛又會感受到他真誠的目光。與他老人家對視時，他的目光又總是轉瞬即逝。然后在恍惚中，變成我對他的追憶和遙望。

他是個實誠人，無論是對工作還是對人，都是忠心耿耿，從無二心。在他的字典里，沒有“虛偽”二字。這話我站在文學圈子里大聲說，不會有人反對。年輕人不了解他，自然不會反對，老人兒了解他，就更不會反對。他的實誠與生俱來。在他還很小的時候，家鄉的人們都叫他“板大先生”。“板”就是呆板，不機靈，不愛說話，更不會說瞎話。“大”是說他大模大樣，不懂得討好，更不會對誰獻殷勤。

早年，他家境清寒，祖父早逝。雖然窮，雖然呆，卻并不妨礙他內心的豐富，他從小有追求，愛思索。學生時代，他就用詩歌、漫畫等形式積極宣傳抗日。在他漸漸成人的時候，正是那個風雨飄搖、國家危亡的年代，他思考，思考的結果是渴望看到暗夜的曙光。1938年8月，他出發了，帶著他的理想，他的激情，他的呆板，更帶著他的實誠，辭別孤苦的祖母，手提一只小柳條箱，經武漢奔赴延安。在武漢，由于心中急切辦手續，將唯一裝有衣物的小柳條箱遺失了。這就是“呆”的結果，使他在延安無衣過冬。幸好有好心的朋友送他一件毛衣，里面續上棉花，才勉強熬過了冬天。這一輩子，他因“呆”而吃了很多苦。

1939年夏，父親隨魯藝文藝大軍開赴晉察冀邊區，在聯合大學做美術宣傳工作。抗日的激情，又推動他突破封鎖，來到河北最殘酷的“平津保”抗日拉鋸地帶。那里的老百姓都喜歡實誠人，他很快就融入了質樸的人民群眾當中。在游擊戰爭中，他一邊辦報，一邊在煤油燈下記錄豐富多彩的素材。由于當時紙筆太金貴，他把字寫得很小很小。在工作中，他感覺到，文字宣傳比美術宣傳更及時更具戰斗力。他下定了搞文學創作的決心。

多年來他工作生活在冀中平原，“南蠻子”的口音沒變，但他那支筆，卻與這里生動質樸的語言融合在一起。新中國成立后，他很快寫出了一系列貼近鄉村生活的作品，那些作品有著濃郁的大平原生活特色，如同播放了一曲曲情真意切的田園牧歌。這些作品不久便結集為《農村散記》，一度暢銷全國，多次再版。接著，1952年底，父親看到農村形勢的發展，便攜全家又一次回到鄉下體驗生活。想用文字真切地表達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用真誠的目光觀照著這片熟悉的土地，寫出長篇小說《在田野上，前進！》。

20世紀60年代末，很多學生被安排下鄉。老根據地的老百姓接納了我弟弟。他到那里發現很多人，尤其是老人仍然記得父親，還能學出他的湖北口音。他們仍親切地稱“老秦”，關心他的情況。一位曾傾其所有冒著生命危險保護革命干部的堡壘戶大姨，在新中國成立后與當年的老同志一直有聯系。有時候，她也會在我父親家和楊沫家小住幾日。1958年，知道父親的情況后，大姨匆忙趕來，為父親下放縫補衣物，準備行裝。“文革”中，她已去世，但她的家人也再一次幫助父親躲避了風潮。

20世紀80年代，父親完成了農村題材長篇小說《大地》。他在題頭詩中寫道：“最應該記住的最易忘記，誰記得母乳的甜美滋味。最應該感激的最易忘記，誰誠心親吻過親愛的土地。最應該算計的最易忘記，誰算計過先行者的無數血滴……”他的兩部長篇小說，都將目光傾注于百姓和土地，都是真實情感與精神追求的傾吐。

父親有些呆，目光中永遠流露著實在和誠實，說他愚也是有的。新中國成立前和20世紀50年代初，他一直從事編輯工作。那時來稿的作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稿件錯別字不少，句子還有不通的，有的甚至不會標點，不經過編輯加工難以發表。父親的工作態度是認真而又實在，這種情況下，就自然形成打磨文稿的習慣，甚至養成了一種獨特的“毛病”。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后幾年里，來稿作者的文化水平已逐漸發生變化，到了1956年，他忙于寫理論長文又忙于發稿，他的“呆”，他的實誠，他的思考，他的信任，他的服從，欲罷不能地融合在一起，為他自己，構成了無法挽回的后果。

為了辦好刊物，父親在工作中腳踏實地，親力親為，在那一年多時間里，我兒時親眼所見，印象最深的是他俯身在桌子上工作的背影，是他辦公桌上堆得高高的稿件和用毛筆改過的稿子。我后來知道，1956年《人民文學》上“編者的話”大多也是他寫的。有些稿子，正是他潤色加工而成型。他會因得到一篇好稿子而興奮異常，高興地請作者吃飯，連聲調也會提高兩度。

父親愛思索，很多想法來源于他的編輯工作和創作實踐。從《論公式化概念化》一直到1956年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就是那幾年思考的結果。

當時我雖然年齡不大，但因為住在《人民文學》的院子里，所以有知有感，1956年五六月期間，父親有看不完的稿子，寫不完的東西，不但忙工作，還忙著寫那篇理論文章，同時他也注意征求整個編輯部對他理論初稿的意見。我能聽見，夜晚他常常和住在他對面的同事討論問題，常常談到很晚。

小時候盼著的暑假終于到來，父親帶我們去北戴河住幾天。在那里，他仍舊整天伏案工作。從他的言談話語里，還是聽得出他是在改自己的稿子。他跟母親說，周揚、劉白羽都已看過了，沒提什么意見，只是自己要仔細慎重一些。文章發表以后不久，父親沉默了，也不再和人討論什么了。現在回頭看父親，他當時并沒有“犯呆”，但還是“愚”了。

父親從不索取，有時到了天真的地步。這是現在的人所無法想象的。20世紀90年代，父親在一次回憶中說，1955年在評定級別時，有人在會上爭級別。而他主動自降一級。接著1956年又提出不要工資的正式申請。因為他覺得，他可以寫東西，靠稿費生活，而做編輯是他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于是他不再領工資，工資表上就沒有他的名字了。他哪里會想到后面的事情呢？自此五年后，父親變成既沒有工資級別，又沒有寫作權力的人。1980年，改革開放以后，父親重新回到文學事業的崗位上，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當代》的辦刊工作中。他堅持現實主義創作理念，主張用文學的力量鼓舞人、感染人，他與《當代》同仁一起，特別珍惜來之不易的文學創作的春天。

詩畫如人。父親表面看沉穩安靜，內心卻充滿激情。他常用詩畫表達他內心的獨白。如他寫的：“心如春水，筆下留情”。想起父親，我仿佛又看見那些掛在墻上的張張條幅：“心存古往今來事，人在長河大海中”“天因多情故不老，地緣心熱始長青。”仿佛又看見父親的目光，停在他寫的條幅上，有欣賞，也有遺憾。從他的詩句中，我能看見他一生堅持的人生操守。

（作者系秦兆陽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