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寫了一篇文章，闡述了“中國自明朝起開始落后于西方”的觀點，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是朱元璋個人原因造成的。但有朋友有不同看法，認為西方自古以來在科技、邏輯等方面都頗有建樹，中國在這方面遠遠不如，所以中國對西方的落后并非“從明朝開始”，而是“一直落后”，或者，至少在春秋戰國之后就已經落后于西方了。

我承諾會對朋友們的這個觀點寫一篇文章以回應，就是今天這篇。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確實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各國都比較重視人才，新思想新技術層出不窮。老子、孔子、莊子的哲學思想到今天都仍然散發著光芒；《墨子》對很多物理現象和原理進行了記載和總結；先秦的管仲、楊朱等人對宏觀和微觀的經濟思想都有探討甚至付諸實踐。這一時期的中國先賢，跟希臘城邦以及羅馬的先賢比起來是不遜色的，至少也是“各有所長”。

隨著秦制帝國的建立，皇權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嚴密，社會越來越失去活力，先進的思想被扼殺，技術的進步也變得緩慢起來，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且，跟西方“形而上”的總結科技原理和哲學思辨比起來，中國更注重記載科技現象、總結實用經驗，沒有上升到進一步提煉為“形而上的原理”、“普遍的規律”的程度。

但是，以上現象并不能說明中國在那段歷史時期就落后于西方。

秦制，在最初并不能說是一種反動的制度；“存在即合理”，秦制帝國的存在當然也有其合理之處。

人類文明始終面臨人類內部和外部的威脅，但秦制帝國出現的那個時代，無論東西方的人類，對地震、火山等天災基本沒有辦法，沒有采取積極手段去應對天災的能力。 秦制帝國出現的時代，人類文明能“做點兒什么”去應對的威脅主要是人類內部的威脅，確切說是農耕文明代表著更文明的群體，他們可以做點兒什么去應對游牧民族和漁獵民族這些“更落后文明”的威脅。這一點，東方西方都是一樣的。

為了應對“蠻族”的威脅，就得增強文明的戰斗力。增強文明的戰斗力有兩種途徑：加強創新制造出好武器；改進社會組織能力。在這方面，東西方點了不同的“技能樹”，東方點的“技能樹”就是秦制帝國模式。

社會的自由度越強，創新能力越強，但其軍隊的戰斗力不一定比“沒有自由度的軍隊”更強。秦制帝國對社會嚴密控制，可以最大限度榨取社會的人力物力以供應戰爭，確保后方社會秩序不亂；秦制帝國的軍人沒有自我獨立精神，完全聽從軍官指揮，以“愚忠愚孝”思想洗腦培育的軍人為了君王作戰悍不畏死，以“愚忠愚孝”思想洗腦培育出的農民可以為了國家的戰爭甘愿奉獻一切。這樣的國家，這樣的軍隊，對任何外敵來講都是令人畏懼的。

更嚴密的組織和更強化的思想控制打造出的軍隊，甚至能對武器裝備更先進但組織程度遜色、官兵思想更自由散漫的軍隊打出“碾壓局”。秦滅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秦國的科技文化不如東方六國更先進，秦軍主要用青銅兵器，東方六國有不少軍隊都裝備了鐵兵器；但秦國通過一套更強化的可以發掘國家戰爭潛力以及激發士兵戰斗欲望的機制，把秦軍打造成了虎狼之師，最終滅了東方六國。康熙在雅克薩戰爭擊敗俄國也是這樣的例子，拋開俄軍比清軍的后勤補給線更漫長這個因素，當時俄軍的武器裝備和堡壘修筑技術是比大清強很多的，但大清勝在“秦制模式”擁有的更強的組織能力、士兵更愿意“為君王奉獻一切”的戰斗精神，從而克服了武器上的劣勢，戰勝了俄國人。

對比中西方歷史，我們能看到，秦制模式的中華文明直到遇上了實在“戰斗力爆棚”的蒙古帝國，一直能扛住蠻族的威脅而文明不滅；而西方的文明國家，比如古希臘、古羅馬，甚至古印度，都遭到了蠻族的攻滅，他們確有先進的哲學思想和科技理論，但無法轉化成保家衛國的戰斗力。

在明朝之前，人類沒有進入現代文明時期，技術進步呈現三個特征：技術進步極為緩慢或者說基本停滯，一個秦朝人如果昏睡一千多年到宋朝再醒來，他會發現社會變化并不大，他很快就能熟悉，他的表現絕不會像1966年昏睡到2026年醒來的人見到新世界之后那么驚訝；科技理論與應用之間鴻溝巨大，科技很難直接轉化成生產力或戰斗力，比如埃及托勒密王朝時期的希羅就寫出了《氣學》這本闡述“蒸汽可以作為動力”的書，能用來指導瓦特的蒸汽機，但在當時，這種理論只能是無用的“屠龍之術”；新技術就算出現，但新技術的復雜度不高，學習新技術的門檻不高，比如馬鐙的發明對騎兵有著革命性影響，馬鐙發明之前沒有重騎兵，項羽和關羽其實都是站在地面上打仗的，因為沒有馬鐙的話騎在馬上使不上勁，騎馬只是用來行軍。但馬鐙一旦被發明出來，技術剽竊實在太容易了。

這種情況下，秦制帝國沒有必要“放松社會管制，讓民眾獲得自由度，以得到技術創新”，因為這是得不償失的。技術進步慢，相當于停滯，哪怕放松管制給民眾自由，憋幾十年上百年可能也憋不出一個有用的創新成果；技術理論很難被實際應用，秦制帝國就會認為技術理論“無用”而不去重視；再說了，就算秦制帝國不搞技術創新，別的國家搞出了技術創新，由于新技術的復雜度不高，秦制帝國可以憑借“舉國體制”迅速把新技術剽竊過來，以秦制帝國的社會嚴密組織程度和對民眾的“忠君洗腦”，再加成剽竊來的新技術，迅速形成比技術的原創者更強大的生產力和戰斗力。

這就是為什么秦制帝國把道德倫理學、人際關系學作為顯學的原因，根本不重視科學原理、數學、邏輯學等。很多先秦時期的科技著作因為沒人在意就湮滅失傳了；中國古代的科學理論方面的建樹基本靠“有錢有閑”的人的“個人愛好”，比如祖沖之、秦九韶，完全不能形成系統性的學科。

這就是為什么大清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的堅船利炮轟開國門之后，大清在一開始并不慌張的原因。他們是有底氣相信“中體西用”的，因為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無數次，秦制帝國無需原創新技術，當與新技術邂逅，秦制帝國憑借“舉國體制”迅速就能把新技術剽竊過來，然后加成在“秦制帝國”模式上，讓新技術煥發出比原創者更強大的威力，擊敗原創者。大清認為西方的新技術不過是“奇技淫巧”，是表面上的“術”的層面，而“秦制”才是“道”的層面，大清只要學了西方的“術”，用秦制“以道馭術”必能戰勝西方，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礎的。

只不過，明清兩朝時期，西方進入了現代文明時代，而中國仍在古代，無論科學技術還是社會治理都產生了“質的落后”了，秦制帝國一直用起來得心應手的“中體西用”就再也不會發揮作用了。康熙跟牛頓差不多一個時代，乾隆跟華盛頓差不多一個時代，但給人的感覺上，康熙和乾隆是古代人，而牛頓跟華盛頓就是現代人。

衡量一個文明先進與否，主要的標準就是看國家的戰斗力和民眾的生活水平。在秦制帝國階段，中國歷史上有一輪一輪的亂治循環，但強漢、盛唐、富宋等時期，中國的國力是強大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是不低的，讓西方來華的商人、傳教士等羨慕的。

所以我說，中國是從明朝時候開始落后于西方的。明朝以前，雖然中西選擇的“技能樹”不同，但東方選擇的“秦制”這棵“技能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堪用的，當大家都在“古代社會”的時期，從實用性角度講，東方的秦制也“很能打”；但到了明朝，當西方從“古代”進入“現代”，自由、創新的作用變得無比重要，創新的速度大大提升，科學理論轉化為實際應用迅速加快、新思想對社會制度的改進也能迅速實施，在同一時期，本就帶著僵化基因的秦制卻被朱元璋推到“對社會控制更嚴密，對思想的鉗制更強、對自由的扼殺更狠”的層次，讓社會一潭死水，沒有自由，沒有創新，再加上后來“清承明制”，在進入現代社會上，中國落后于西方數百年。

歷史上，秦制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確實“玩得轉”，正因為“玩得轉”才會有“成功經驗”讓東方帝國上上下下對這種模式產生了“自信”，落入了“范式窠臼”。當進入現代社會之后，大清統治者還妄想著“秦制”能繼續發揮“舉國優勢”，實現“中體西用”，那就只能是妄想、只能注定悲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