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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修正主義不只是關在書齋里閉門造車,他們的活動重點是社會活動,而且具有范圍廣、聲勢大、不間斷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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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借助政府高官、經濟界和實力派人物的政治影響力及財力,來散布自己的主張;二是不惜同右翼勢力沆瀣一氣;三是把觸角直接伸向社會基層、團體和學校。
南京大屠殺是侵華日軍兇殘、暴戾、喪失人性的“代表作”,又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侵略戰爭中犯下的、駭人聽聞的反人道罪行的鐵證,同時,還是歷史修正主義急欲美化“大東亞戰爭”,推翻東京審判歷史結論,喚起日本人“自豪”的最大障礙。因此,他們千方百計,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掀起了否定南京大屠殺真實存在的歷史修正主義運動。
自80年代初,田中拋出:
他們在鋪天蓋地般拋出各類著述的同時,更注重社會宣傳和社會活動,經常舉辦形式多樣的講演會、集會,其中最甚者是2000年1月23日在大阪召開的“20世紀最大的謊言——徹底檢證南京大屠殺”集會。
這次集會成為歷史修正主義大出風頭的舞臺,也是他們借以擴大影響,徹底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一次最淋漓盡致的表演。就在這次集會前不久,東京高等法院對東史郎作出敗訴判決,歷史修正主義分子欣喜若狂,立即打出“南京大屠殺捏造,審判勝訴”之類的標語,故意把東史郎的民事審判等同于南京事件的政治審判,而幕后操縱原告橋本光治的勢力,就是南京事件否定派的死硬分子板倉由明等人,橋本的辯護律師高池勝彥也是個典型的南京事件否定派、“日本正論會”成員,曾多次出席“自研會”的講演會,還作過“南京沒有大屠殺”的專題報告。
另外,因誹謗南京大屠殺受害者李秀英而被送上法庭的也是此人,最后以賠償精神損失費而灰溜溜收場。
圍繞著南京事件,歷史修正主義的另一活動重點是為南京事件的最高責任者、時為上海派遣軍司令的松井石根翻案。其中最活躍分子當屬田中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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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從1933~1942年期間,作為松井的秘書一直追隨其后。為了美化當年的主子,推卸南京事件的責任,進而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田中先后編撰了《松井大將的陣中日記》、《松井大將與興亞觀音》、《南京事件與大亞細亞的悲劇》等,甚至不惜偽造歷史,任意篡改了松井的日記,引起史學界大嘩。
其人仍不思悔改,只要有機會,就喋喋不休地吹捧松井“主張日中親善提攜”,“為了亞洲的復興”,“聞知有少數人違反軍紀、風紀的報告時,非常感嘆”,下令“整飭軍紀”,“頒布嚴肅命令”,“為戰死的中國軍人慰靈”等。
此外,田中還伙同原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組織一個“興亞觀音會”,在熱海伊豆山的“興亞觀音神社”內,樹立一座由前總理吉田茂書寫的“七士之碑”,即把東京審判處決的東條、松井等七人譽為“七士”,另設有悼念1068名被處死BC級戰犯之碑,還有一座“大東亞戰爭戰死者之碑”。
“興亞觀音會”每逢日本戰敗投降日、A級戰犯被處決日都要來這里悼念亡靈,以寄托他們念念不忘“大東亞圣戰”、為戰爭亡靈揚幡招魂的歷史情結。
歷史修正主義之所以猖狂泛濫,同日本政府、議會、執政黨中的部分政治家頑固堅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是休戚相關的,也可以說,是這些政治家公開或幕后,主觀或客觀支持及慫恿的結果。
在“自研會”成立之前,為了反對國會作出“戰后50年決議”,自民黨就成立一個“終戰50周年國會議員聯盟”(后更名“光明日本國會議員聯盟”),由“失言大臣”奧野誠亮為會長,在此前后,自民黨議員還成立有“靖國關系”的三個委員會以及“考慮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新議員聯盟”。
這些由日本政要和官僚組成的團體,幾乎都毫無顧忌的打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旗號,公開批判“東京審判史觀”,批判“自虐史觀”和反“黯黑史觀”的政治主張。
如“光明日本國會議員聯盟”在結成《趣意書》中就指出:
不僅如此,這些政治家還“率先垂范”,或以官方名義參拜靖國神社,或屢放厥詞,即便跌到臺下也不知改悔。這一切,無疑成為歷史修正主義猖獗泛濫的動力之一。1995年8月15日,自民黨推出《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其中的執筆者大多數是“自研會”及后來的“編纂會”、“昭和史研究所”、“正論會”的成員,這也是90年代以來歷史修正主義同自民黨最早合作的發端。
奧野誠亮就曾直言不諱地說:
此后,歷史修正主義者經常受到政治家團體的邀請,或到會講演,或同政治家共同集會,尤其藤岡、西尾、中村、田中等人更是屢受邀請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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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應該指出的是,歷史修正主義同政界、財界的串通,不僅擴大了影響力,而且在財力上也獲得了幕前或幕后的強有力的支持。
這從“編纂會”的會員中,引人注目的大財團、大銀行、大會社的名單就可以一目了然,諸如鹿島建設、三菱重工、住友金屬、三菱銀行、橫濱銀行、昭和飛機工業、日野自動車等數十家之多。
難怪,西尾的《國民的歷史》出版后,“編纂會”動員全國會員以免費的形式到處散發,在東京某居民區,所有居民都收到免費的該書郵件,東京中野區,教育長在召開區屬學校校長開會時,也免費向與會者發放了該書。“編纂會”如此慷慨,沒有強大的財力支持是不可思議的。據粗算,這筆費用當超過1億日元。
可見:“編纂會”的運動確實受到保守政黨和財力的強有力的庇護。
歷史修正主義不僅同政府上層人物串通一氣,還運動地方議會,敦促他們作出反對現行教科書,清除“自虐史觀”、“反日史觀”的決議,截止1998年3月,經他們運動的35個都道府縣中,有10個縣級議會(相當省級)采納或部分采納了他們的“陳情”,另有42個市區町村級議會也不同程度地采納了他們的意見書或宗旨書。
歷史修正主義與右翼團伙合作的最明顯例證是電影《自尊》的出籠,由右翼團體青年自由黨(其頭目中村功也是“編纂會”成員)出巨資,田中正明、名越二荒之助、加瀨英明等人積極參與、策劃而出籠的。
另外,中村粲的“昭和史研究所”的辦公址便是青年自由黨提供的銀座大樓。歷史修正主義受右翼團體之邀登臺講演的事例更是屢見不鮮。諸如藤岡、中村、田中富士信夫等都是右翼團體邀請的常客。1997年2月3日,小林的漫畫集《戰爭論》出版后,數十名狂熱分子涌向東京街頭游行鼓噪,右翼的街宣車也出動助威。1996年12月,中學教科書執筆者及東京書籍、大阪書籍、日本書籍、教育出版等幾家出版教科書的會社都收到恐嚇信,在此之前,右翼團體就到處散發傳單,揚言要“殲滅亡國的教育者”和“偏向的賣國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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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也是1996年12月,在一次有良知的學者同藤岡氏的公開辯論后,駁斥藤岡意見的發言者在會后都收到了恐嚇信,而藤岡自然不會收到這類的恐嚇信。
歷史修正主義除上述活動外,還由中村粲出面搞了一個“違法教科書訴訟原告團”,發動中小學生及家長,以教科書充滿“自虐”內容,使學生們受到傷害為由,向法律機關提出訴訟,以此向政府施加壓力。從1998年3月迄今,這種訴訟活動已進行了至少15次之多。
此外,攻擊輿論機關也是歷史修正主義的重要活動之一,主要由“日本輿論會”和“正論會”擔當,中村粲的“昭和史研究所”內也設有一個“思考NHK會”。“日本輿論會”于1991年成立,原參議院議長木村睦男為名譽會長,三輪和雄為會長(首任會長柴田正),富士信夫、名越二荒之助為理事。
正論會”是產經新聞社的組織,小堀桂一郎、渡部升一是該會的骨干。
1996年春,在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面前,以及世界和日本反戰和平運動的催動下,日本中學教科書開始出現從軍慰安婦的內容,這是戰后以來日本首次把從軍慰安婦編入教科書中,誰知卻引起朝野各界右翼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和抵制。
首先,由知識界歷史修正主義團體沖上前沿,圍繞著教科書中的從軍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內容揭開了第三次攻擊教科書的序幕。擔當這次攻擊教科書的兩員主將就是“自研會”和“編纂會”。這兩個團體都是以大學、中小學教師為主體,以各地新聞記者、作家、畫家等知識界人士為骨干,與教育問題緊密關聯,可以直接影響和干擾教育界,加之他們的社會活動頻繁,講演會、集會不斷,宣傳歷史修正主義的書籍、小冊子、傳單、漫畫等源源不絕的發行,已初步形成了干預政府決策,影響民心向背的政治力量。
1996年7月20日,“自研會”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從教科書中刪除從軍慰安婦”的攻勢,并召開“自研會”全國成員大會,胡說什么“從軍慰安婦是商業性的公娼行為”、“強制慰安婦純屬捏造”、教科書中出現慰安婦內容“對學生沒有益處”、意味著日本人“好色、淫亂、愚劣”,堅持要把從軍慰安婦內容從教科書中刪除。并在學術活動的同時,展開了一系列與學者身份不符的社會煽動和蠱惑人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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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到南京大屠殺事件,這些人稱:
所以,必須從教科書中刪除。關于從軍慰安婦問題,他們聲稱,迄今,“所謂強擄(慰安婦)的目擊者證言一份也沒有”。
如果像韓國宣傳的那樣,有8萬到20萬的韓國女性被日本官方強擄的話,這在當時肯定是重大的社會問題,破壞了“內鮮一體”的理想,一定會發生前所未有的反日暴動吧。
此外,他們還否認“三光”作戰的存在,稱“是中國方面隨意捏造的語言,不是我軍的用語”等。
緊接著,“編纂會”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募集會員,召開全國或地方性的“學術討論會”、講演會,編寫“新”歷史教科書,散發傳單、小冊子等。
有數據統計,從1996年6月至1999年末,“編纂會”僅在各大中城市就召開了560次之多的“學術討論會”、座談會,僅1999年一年的保守統計,就達250余次,除去節假日,幾乎每天都有這類活動。
藤岡氏更是四處奔波講演,有媒體記載的場所除東京、大阪等大城市外,還有名古屋、靜岡、高松、廣島、岡山、熊本、福岡、和歌山、旭川、扎幌、甲府(山梨縣)、松山(愛媛縣)等,可以說,日本列島各地都留下了其人活動的身影。
藤岡及其“自研會”成員的《教科書沒有教過的歷史》、《被污蔑的近現代史》,西尾的《國民的歷史》、《國民的麻木》(與藤岡共著),小林的《戰爭論》、《臺灣論》等相率出臺,這些通篇洋溢著“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和“大和民族傲慢”的歷史修正主義貨色,一時間充斥著各家書店。發行量達數十萬之巨。
更嚴重的是,以尊皇敬皇、恢復大日本帝國憲法為主要宗旨的各右翼團體也登上了前臺,與“編纂會”等團體沆瀣一氣,甚至采取恐嚇、威脅的黑社會手段,更為“編纂會”、“自研會”等修正主義團體的活動撐起一張黑色的保護傘。
從1996年7月開始,發行教科書的幾家出版社及執筆者都先后收到右翼團體發來的100余封恐嚇信。同年10月29日,40余輛右翼街宣車出動,圍在幾家發行教科書的出版社周圍,狂呼“滾出日本!”,“殺掉你們!”等口號。
這以后,幾乎每隔一二天,右翼團體就出動搗亂,威脅出版單位和責任者收回或訂正教科書。1997年4月8日,右翼活動呈現頂峰,來自日本各地的180余輛右翼街宣車集結大阪,對大阪書籍出版社、朝日新聞社以及大阪府、市政府機關展開所謂“抗議活動”,用高音喇叭叫嚷“刪除教科書中慰安婦內容”,“粉碎大阪書籍(出版社)”,“慰安婦是商業行為”,“不許否定父輩的歷史”等。
1996年12月中旬,7家教科書出版社和執筆者相繼收到署名“關西日本原理主義劇團——冥士飛腳”的恐嚇信,內中表示“要用民族的血”,粉碎“偏向敵國的賣國勢力編寫的自虐教科書”,指責被恐嚇對象“構成陰謀顛覆國家罪”等。
1996年9月7日,另一家頗有勢力的右翼團體“保衛日本國民會議”(簡稱“國民會議”)也開始了攻擊教科書的具體行動。他們首先發出“保衛學生,排除自虐史觀、反日史觀”的呼吁,接著,北從北海道,南至鹿兒島,掀起了“糾正教科書偏向”的全國運動,鼓吹“糾正歷史教科書的偏向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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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還記得,“國民會議”早在1986就推出了《新編日本史》,成為掀起第二次攻擊教科書逆流的主將。《新編日本史》盡管受到國內外的抗議和反對,還是得到政府當局的支持而獲得“合格”通過,1997年5月,“保衛日本國民會議”改稱“日本會議”。“編纂會”教科書出臺后,為了造成聲勢,擴大輿論和采用率,“日本會議”與“編纂會”等團體聯合組成“制定新教育基本法會”和“教科書改善聯絡協議會”,號稱結成“統一戰線”,在各都道府縣設立支部,展開了大規模的“編纂會”教科書采用促進運動。
另外,反動電影《自尊》的出資者、日本頗有勢力的右翼團體“日本青年自由黨”頭目中村功也是“編纂會”的骨干成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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