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我認為我無罪。”

用盡全身力氣，摘下口罩，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來。

2026年5月11日，屈曉玲襲警案一審宣判。彼時，這個罹患鼻型細胞淋巴癌的農婦，已病得幾乎說不出連貫的句子。

整整三年。從2021年7月事發，到2026年5月判決，時間橫亙的三年里，她丈夫被錯羈164天拿到了國家賠償，鎮政府強拆行為被兩級法院認定違法，她的身體從正常變成了近乎失語。

而在走完這套漫長的流程后，遷西縣法院告訴她：你犯襲警罪，但鑒于犯罪情節輕微，免予刑事處罰。

她咽不下這口氣。

27畝荒坑承包50年，說拆就拆了

事情得從二十多年前說起。

2001年4月，屈曉玲的丈夫韓國，與河北唐山灤州市黃莊村委會簽了一份《荒坑承包協議書》。27畝荒坑，就在205國道邊上。租期50年，租金5萬元。

起初韓國想養魚，被告知國道邊不能養。后來他用廢石料、沙土慢慢填坑，一直填到2017年，種上了一大片樹。

到2021年3月，又到該交租續約的時候。他揣著錢去找村委會，對方擺擺手說：這錢不能收了。

不收了？為什么？

那塊地被灤州市政府看上了，要建重點項目——205國道綜合服務區。

市里發了征地公告。村委會上門送《解除荒坑協議通知書》。韓國沒簽，因為補償的事根本沒談攏。

他還在等一個說法，一個方案，一塊錢。

2021年7月19日晚上，雷莊鎮政府的人摸上門來了。談了一晚上，沒談攏。臨走撂下一句話：不管同不同意，明天一早強制進場施工。

70個警察圍過來了，拽腿、拖人、一片混亂

第二天一早，凌晨4點多，韓國就爬起來穿防彈衣、戴頭盔，把鏟車開到荒坑東北角，把自己圍在木頭堆里。他知道有人要來。

屈曉玲給丈夫送早飯的時候，從廚房拿了把舊菜刀，揣進布包。

76歲的婆婆戚玉芝不放心，也叫上女兒趕了過來。

早上7點左右，一輛又一輛車停在路邊。小汽車，警車，救護車。人黑壓壓地從車上走下來，站在木頭堆外面。

70名警力。 灤州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隊大隊長馮國忠帶著副大隊長楊愛民，50名特巡警，全部到場。

一開始，韓國和幾個穿便衣的人在木頭堆旁邊交涉。有人靠近鏟車，有人在錄像。一段監控視頻記錄了隨后發生的事情——

7時4分，一名黑衣男子突然上前拽住韓國的腿，使勁往下拉。

那名黑衣男子是楊愛民。便衣。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執行“做工作”的任務。

與此同時，木頭堆外站著的一群人涌了進去。有穿制服的警察，有穿橙色背心的工人。

屈曉玲轉身跑向鏟車，從布包里掏出那把菜刀，砍向拽丈夫下車的民警。

一刀下去，馮國忠的頭部鮮血直流。另一名輔警在制止過程中被屈曉玲抓傷胳膊。事后鑒定，兩人均為輕微傷。

混亂中，正在往上涌的輔警一腳踹到了韓國母親戚玉芝的臉上。老人家從包里摸出一根針錐子，朝輔警腿上扎了過去。

不到一分鐘，韓國、屈曉玲、戚玉芝三個全被控制。

當天三人因涉嫌襲警罪被刑拘。

法院判了：鎮政府的強制進場“明顯超越職權”

案子一拖就是大半年。

2021年12月30日，灤州市檢察院決定：韓國的襲警罪查不清事實，不起訴；戚玉芝的犯罪情節輕微，年滿75周歲，不起訴。

妻子屈曉玲，卻始終被鎖在指控中——她是唯一一個走到法庭上的人。

韓國出獄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雷莊鎮政府告上了法庭。

2022年5月，灤州市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確認雷莊鎮政府的強制清表行為違法。

鎮政府不服，上訴。

2022年9月，唐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下來了：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唐山兩級法院都在判決書上寫明了同一行字——鎮政府強制進場的行為 “明顯超越職權” 。

換言之，政府在強行清表之前，根本沒跟當事人談攏補償方案，沒走完法定程序，把該由法律裁決的事情，直接升級為強拆行動。

公安部早有禁令：嚴禁民警參與征地拆遷等非警務活動

現在，那個關鍵的問題終于繞不過去了——如果鎮政府違法，那警察在現場是在干什么？

被兩級法院認定越權的強制清表行為，從一開始就缺乏合法性。而屈曉玲辯護律師的立場非常明確：這場由雷莊鎮政府牽頭實施的強制清表行為，已被確認違法，現場民警違反禁令參與征地拆遷等非警務活動，并非“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 。

有沒有什么規定，禁止警察參與征地拆遷？

有。

時間拉回2011年，公安部在《公安機關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意見》中明確寫入：嚴禁公安民警參與征地拆遷等非警務活動。 這份文件措辭之嚴厲，讓基層執法者沒有揣摩余地。在之后的數年間，公安部以不同形式再三重申這一禁令，將其定為中國警察執法的“高壓紅線”。

而2021年7月20日的那個早晨，灤州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隊的50名警力，就是在這條紅線面前站住了——站錯了位置。

公安部明令禁止公安民警參與征地拆遷等非警務活動，對隨意動用警力參與強制拆遷造成嚴重后果的，嚴肅追究相關人員責任。這些白紙黑字的規定在多年后被反復引用，卻無法改變那個早晨的既定事實。

現場視頻清楚拍下：便衣民警在韓國不知情的情況下上前拽腿，遠處站滿穿制服的警察。這不是“協助維持秩序”，這是在參與一場已經被兩級法院認定為“違法”的強拆。

在事發的關鍵節點，輿論迅速擊中要害。《現代快報》以“全面核查農婦襲警案，呵護民心”為題發表的評論，將問題剖得相當干凈：

灤州市公安局在明知強制征地行政行為違法的前提下，仍然出動公安民警參與征地拆遷等非警務活動，其行為并非依法執行職務。在強制清表的行為有錯的基礎上，當地警方錯上加錯，使得干群矛盾被激化。

——這句話把整個事件的邏輯鏈條扣死了。先確認源頭違法，然后指出警察行為違法，最后揭示警力的介入直接激化了矛盾。

韓國對一審判決的質疑言簡意賅：判決書明確認定“警察參與了政府強制進場時的協商活動”，卻不認為警察行為違法。他反問：警察“到場”已經違反了禁令，已經違法，既然警察違法，那妻子反抗警察，算不算正當防衛？

但一審判決書全文沒有用這個規定去評價警察“到場”及“先動手”的合法性。這讓“襲警罪”的核心要件—— “正在依法執行職務” ，在屈曉玲案中成了爭議的無人區。

從“重判”到“定罪免罰”，這三年發生了什么？

2023年5月9日，屈曉玲襲警案一審在遷西縣法院開庭。彼時她的病情已有征兆，但尚能開口為自己辯護。辯護人做的是無罪辯護。

按正常流程，此案應在庭審后不久宣判。但法院做了一個極不尋常的決定——連續9次延長審限，直到2026年5月11日。

這漫長到離譜的審限背后，折射出司法機關在定罪與情理之間的艱難權衡。要判她有罪，辯護方陳述的事實鏈無可回避——源頭違法、民警違規、視頻顯示警察先動手。要判她無罪，襲警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重罪，法官不能不掂量。

最終，法院在這個死結里找到了一個“出路”：襲警罪，免予刑事處罰。

“定罪免罰” ——這四個字聽著似乎是“寬大處理”。可對屈曉玲來說，它意味著她這輩子在刑法檔案里永遠刻著“有罪”二字。

她扛不住了。身體的另一根肋骨在沖突中斷裂，與兩年后確診的淋巴癌并肩折磨著她的軀殼。她的語言能力已經開始萎縮，說話含糊不清，一句話要停頓好幾次才能說完。但她在2026年5月17日收到一審判決書后，依然在5月26日委托律師，向唐山中院交上了上訴狀。

一位罹患絕癥、連話都說不利索的農婦，在生命的倒計時里反復做出的唯一選擇，是上訴。

這個案子撕開的裂縫，比我們想象的要深

屈曉玲案之所以引起巨大關注，不只因為它是一個農婦反抗強拆的故事，而在于它把那些散落在政策文件里的理想原則，與執法現場的權力失序之間的裂縫，全都暴露在公眾視野里。

它觸及了三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層：鎮政府違法在先，算不算“起因”？

唐山兩級法院確認鎮政府強制進場“明顯超越職權”，意味著整個強拆在行政法層面站不住腳。但這一認定在屈曉玲的襲警案中被巧妙繞開，仿佛襲警案與違法強拆是兩件互不相關的事。

可所有這一切，始于一份補償一直沒談攏的征地公告。

第二層：警察到底能不能參與征地拆遷？

公安部明令禁止警察介入征地拆遷等非警務活動，這是白紙黑字的紅頭文件。當灤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穿著便衣、帶著50名特警走進施工現場時，他們的行為已經踩在了紅線上。

襲警罪的構成要件要求警察“依法”執行職務。如果警察的行為本身違規，那么“襲警”的前提就不存在。

這層邏輯，是屈曉玲案最核心的法律爭議。

第三層：一個身患癌癥的農婦，為什么非要“討個說法”？

屈曉玲的女兒在接受采訪時說過一句話，叫人心酸：“媽媽就是想證明自己沒有錯。”

在無數個躺在病床上喘息的深夜里，她腦子里反復回放的不是那把揮出去的菜刀，而是丈夫被從鏟車上拽下去的畫面。她一生沒讀過法律，沒上過法庭，不知道法條怎么寫，但她知道一件事：如果政府做的事違法，如果警察不該站在那里，那她這刀為什么要算在罪里？

五年了，答案還在路上

2021年7月那場沖突，距今已將近五年。

屈曉玲如今已經很難正常開口說話，那把菜刀早就被當成物證收了回去。她丈夫韓國打贏了行政官司，拿到了7.8萬元的國家賠償，但那是“錯誤羈押164天”的賠償，不是“征地違法”的賠償。

她二審的案件還在唐山中院的路上，二審能否推翻“定罪免罰”，沒有人敢打包票。但她堅持上訴的消息傳出來那天，網上鋪天蓋地全是同一條轉發語。

“到這一步了，這個農婦還要的不是輕判，是無罪。”

這句話底下，扎滿了像她一樣——被權力推搡，被法律程序碾壓，可從未低頭的普通人。

一個人如果拿著假槍來抓你，你反抗算襲警嗎？如果一個行為本身不被法律許可，執行這個行為的人能叫“依法執行職務”嗎？

這些問題，是屈曉玲在拿命追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