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內情報負責人呼吁大幅擴展其所在機構的權力,并警告稱,俄羅斯將德國視為“頭號敵人”,該國正面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危險的安全環境。
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局長辛南·塞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他的機構必須從情報收集機構轉變為能夠采取行動、而不僅僅是觀察的行動型秘密情報機構。
“安全與主權源于威懾與韌性,”塞倫說。
“未來我們必須更加行動化。為此,我們需要新的、擴大的能力,”他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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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倫表示,俄羅斯正在對德國進行系統性行動,其范圍遠超間諜活動。
據媒體報道,在最近一起案例中,憲法保衛局觀察到,俄羅斯對一名德國軍火商進行監視,此人位于巴伐利亞的公司向烏克蘭運送無人機部件。聯邦檢察官于3月底逮捕了兩名與該行動有關的特工。
塞倫表示,德國國內尚未完全認識到俄羅斯構成的危險程度,并指出芬蘭公眾對威脅的認知要敏銳得多。
“他們清楚這場對抗,”他說。
“暴力極端分子、恐怖分子和外國勢力每天都在威脅我們的自由民主秩序和安全,”塞倫在柏林巴伐利亞州代表處的一場活動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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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對外情報機構——聯邦情報局(BND)也將獲得擴大的權力。
內政部長亞歷山大·多布林特本月早些時候宣布,一項改革將很快使德國情報機構轉變為“真正的秘密情報機構”。
塞倫用直白的措辭描述了他的機構所需進行的轉型。
“我們的任務不是解釋或觀察,而是控制或預防威脅,”他說。他表示,目標是“發現危險、制止威脅,并利用所獲信息,在威脅出現之前加以預防。”
他說,該機構需要進行“徹底轉型”,尤其是在應對“已計劃的極端主義襲擊或武器運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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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律師、《基本權利報告》年度合著者羅爾夫·戈斯納表示,這種權力擴大將過多權力集中在一個機構手中。該報告是一份公民自由評估報告,與憲法保衛局的年度報告形成對照。
“將情報和行動權力集中于憲法保衛局,會導致高度有問題的權力集中。這是絕不允許的,”戈斯納說。
戈斯納數十年來一直在德國法院挑戰國內情報權力。由于與左翼極端組織有聯系,他受到憲法保衛局近40年的監視。2020年,聯邦行政法院裁定對戈斯納的監視違憲。
“我們的對手不能以為德國沒有能力自衛,”馮·諾茨說,并補充道,“情報機構改革早就應該進行。”
但他明確劃出了紅線,特別針對憲法保衛局,表示只有在“議會監督同樣能夠做到嚴格有效”的情況下,擴大權力才可接受。
“我們不會出賣我們的基本價值觀,”馮·諾茨說。
據媒體報道,除了俄羅斯,塞倫還與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陷入公開對抗。該黨目前在各項全國民調中領先,并希望在9月的薩克森-安哈爾特州選舉中獲得絕對多數。
在德國選擇黨提出法律挑戰后,科隆行政法院于2月底暫停了該定性,等待最終裁決。
塞倫表示,德國選擇黨為了擺脫極端主義標簽,對他的機構提起了接二連三的訴訟,稱這是一場公開的權力斗爭。
德國選擇黨政治家馬克西米利安·克拉明確闡述了該黨的目標。“目標是擺脫憲法保衛局對該黨的監視,”克拉說。
德國選擇黨聯合領導人愛麗絲·魏德爾于2025年12月稱憲法保衛局特工為“卑鄙的斯塔西告密者”。當美國副總統J.D.萬斯在2025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批評德國對德國選擇黨的做法,稱其不民主并指責德國政府表現出“對其本國人民的恐懼”時,這場對抗升級到了國際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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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去年10月起擔任現職。
他的職業生涯包括在聯邦刑事警察局(BKA)任職,曾負責時任總理格哈德·施羅德和時任內政部長奧托·席利的保護小組,并曾加入調查德國與9·11事件實施者之間聯系的特別委員會。
后來他被沃爾夫岡·紹伊布爾調至內政部,在那里他曾在后來的聯邦情報局局長格哈德·申德勒手下工作。在旅游公司途易(TUI)工作過一段時間(期間他建立了安全部門)后,他重返政府任職,擔任憲法保衛局副局長,隨后晉升為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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