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 王連升：當行政區經濟撞上可持續商業，從江蘇“十三太保”看ESG的深層邏輯

受訪人：王連升（可持續商業與責任溯源專家，長期從事CSR/ESG標準化、綠色供應鏈及綠色金融研究）

采訪人：資深記者

訪談時間：2026年5月

一、從“十三太保”看ESG的本地化困境

記者：王老師，您長期推動CSR和ESG在中國的落地。“行政區經濟”概念，和您在企業端看到的ESG實踐有什么內在關聯？

王連升：說實話，它像一把手術刀，切開了很多我們做ESG標準時“假裝看不見”的傷口。

你們知道ESG評級里有一個核心指標叫“環境管理”，看企業是否遵守當地環保法規、是否披露碳排放、供應鏈是否有環境違規。但論一個殘酷事實：蘇北某縣承接蘇南轉移的重污染產業，40%的工業增速來自一個化工園區，但該園區貢獻了全縣70%的環境信訪。這意味著什么？在那個縣，企業如果嚴格執行ESG標準，可能連環評都過不了，或者要投入巨額治污成本，但這樣的企業根本不會來，因為隔壁縣愿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這就是行政區經濟下的“逐底競爭”。縣級層級的激勵扭曲：縣領導要GDP、要財政收入，環保執法就成了“橡皮筋”。我們做綠色供應鏈審核時，經常發現同一家集團公司，在蘇州的工廠ISO14001運行規范，到了蘇北某縣就“臨時抱佛腳”。不是企業變壞了，是行政層級差異制造了監管套利空間。

記者：“可持續性三元悖論”，縣級層級能保增長，但跨域環境治理失靈；地市級能統籌環保，但犧牲縣域公平；鄉鎮級能提升服務，但缺乏環保能力。您在做標準化的過程中，有沒有類似的感受？

王連升：我們做標準時，爭論最大的就是“責任邊界應該劃到哪個層級”。

按照國際通行的GRI標準，企業要披露其運營控制范圍內的所有環境和社會影響。但中國的行政邊界本身就是一種“隱性責任轉移機制”

省級：制定碳達峰目標，但可以通過“省內能耗指標交易”讓蘇北替蘇南背排放；

地市級：考核PM2.5，但跨界河污染需要上報到太湖流域管理局才能協調；

縣級：收了企業的稅，但環保執法的編制和經費不足；

鄉鎮級：看得見污染源，卻沒有執法權，“看得見管不著”；

村級：承受著污染后果，卻連投訴渠道都不暢通。

一套ESG標準如果要“適配”所有層級，就會變得要么空洞（“遵守當地法規”，當地法規本身就有漏洞），要么不切實際（要求鄉鎮級企業配備省級水平的環保設備）。當治理體系本身存在層級間的“責任漂移”時，企業單方面的ESG承諾還有多大意義？

二、溯源與責任：為什么“責任商業溯源”必須穿透行政層級？

記者：您一直強調“責任商業溯源”，從原材料到成品的全程可追溯。論文中提到了東海水晶、黃橋燒餅這樣的“地名經濟”，它們被認為是一種低行政熵、低碳、高社會效益的模式。從溯源角度看，這類模式可持續嗎？

王連升：東海不產水晶，是“買全球、賣全球”的加工貿易，但形成了“縣城設計+鄉鎮加工+村級直播”的分布式網絡。從溯源視角看到的，是一個極度扁平的價值鏈，產品從原料到消費，跨越的行政層級非常少。

你們想想，一個傳統制造業的綠色供應鏈溯源有多復雜：鐵礦石從澳大利亞到寧波港，再到蘇南鋼廠，再到蘇北加工廠，再到浙江的部件廠，最后到廣東組裝，跨越了海關、多個省級行政區、多個地市和縣。每一道行政邊界，都是一次監管斷層：誰來驗證鋼廠的碳足跡？誰來確保加工廠的廢水處理？誰來為組裝廠的勞工權益負責？

而東海水晶呢？原料從巴西、烏拉圭進口到連云港，直接進入縣城的設計工坊，切割打磨在鄉鎮的家庭作坊，直播銷售在村里的手機前。整個價值鏈幾乎“粘”在一個縣級行政區內。論文將其稱為“價值鏈與行政層級的異質性匹配”，當經濟活動的組織方式不再依賴高層級行政協調時，可持續性反而更容易實現。

這對“責任商業溯源”的啟示是：不要盲目追求“全球追溯”，而要優先實現“本地責任閉環”。我們給一些區域品牌做標準時，會建議他們將“行政距離”，從原料產地到加工地跨越的縣級邊界數量，作為一個風險指標。跨越的縣級邊界越多，責任斷裂的風險越大。

記者：蘇北“十六羅漢”的崛起，認為它們是“污染避難所”效應的產物。從綠色供應鏈角度看，這種區域間產業轉移，是不是一種“漂綠”？

王連升：不僅是“漂綠”，更是“責任漂移”。

綠色供應鏈管理有個基本概念叫“范圍三排放”，即企業價值鏈上下游的間接排放。一家蘇南企業把電鍍車間“搬遷”到蘇北某個監管寬松的縣，從蘇南企業的ESG報告看，它的范圍一、范圍二排放確實下降了，可以對外宣傳“減排xx%”。但那個電鍍車間的實際排放并沒有消失，只是換了個行政地址，而且可能因為缺乏監管，單位產品的實際排放反而增加了。

“統計減排”與“實際減排”背離這一現象。在我看來，這是當前ESG報告體系的致命缺陷：絕大多數ESG評級都基于企業“注冊地址”和“運營控制范圍”，不追蹤“行政邊界遷移”導致的排放泄露。一家企業只要把高污染工序轉移到另一個縣、另一個省，在原注冊地的ESG得分就會上升，哪怕全球總排放增加了。

我們正在嘗試一種新的“責任商業溯源”方法：不是追蹤產品的物理流動，而是追蹤“環境責任的行政歸屬變化”。如果一家企業的某道工序從A縣遷到B縣，而且B縣的單位排放強度高于A縣，那么這次遷移應當被標記為“責任漂移”，并在ESG評分中扣減。論文中蘇北某化工園區的案例，就是典型的“責任漂移”重災區。

三、綠色金融的“標尺困境”：標準化必須正視層級異質性

記者：綠色金融是ESG落地的重要杠桿。“省直管縣”改革強化了縣級財政自主權，但削弱了地市級統籌跨域環境治理的能力。這種體制矛盾會如何影響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的配置效率？

王連升：銀行做綠色信貸時，通常看幾個指標：企業所在地是否屬于“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項目是否在“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內、企業是否有環評批復。但論文告訴我們，這些“標尺”在不同行政層級上可能完全失效

省級：試驗區名單是省級申報、國家批復的，但省里為了政績，可能把名額給一個高污染的工業大縣，而不是真正的生態縣；

地市級：銀行的地市分行會優先給市屬企業放貸，即使下面縣里的綠色項目回報率更高；

縣級：縣政府可以出具“環評合格”文件，但縣環保局可能只有3個人，根本查不過來；

鄉鎮級：最需要綠色金融支持的小微企業（比如光伏合作社、生態農場），連開對公賬戶都困難，更別說拿綠色貸款。

“可持續性三元悖論”在綠色金融領域表現為“標的悖論”：真正需要綠色資金的往往是基層的、小規模的、高社會效益的項目（如村級的“光伏+農業”合作社），但金融機構的風險評估體系是按照“省級—地市級—縣級”的信用等級來設計的。越是基層的項目，信用評級越低，融資成本越高。

同樣是分布式光伏項目，一個在蘇南的縣級工業園區，因為有當地城投公司擔保，可以拿到4%的綠色貸款；而蘇北那個論文中提到的“光伏合作社”，雖然有很好的三重紅利，但因為村級組織沒有法人資格、無法提供抵押物，只能找民間借貸，利率15%以上。綠色金融的資源分配，恰恰與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強度”成反比，最需要錢的地方，最拿不到錢。

記者：那標準化能做什么？ESG報告、綠色債券原則，是不是只能在“高層級”有效？

王連升：標準化的本質是“建立統一的尺子”，但一個殘酷事實：中國的治理體系本身就不是一個“均勻介質”。在不同行政層級上，環境規制強度、執法能力、數據質量存在系統性差異。用同一把尺子去量，結果一定是扭曲的。

我傾向于“嵌套式可持續治理”思路，建立層級化的標準體系：

國家級標準：設定不可逾越的環境紅線（如污染物排放上限）和基本社會責任底線；

省級標準：根據生態功能區定位，設定差異化的產業準入負面清單；

市縣標準：細化到具體行業、園區的綠色管理規范；

鄉鎮/村級：重點是“可操作化”——比如不要求村級光伏合作社做完整的碳足跡核算，而是用“光伏板面積+發電量”的簡化公式估算減排量。

目前國內的ESG標準運動有點“高層級過熱”，都在搶著出國家級團體標準、行業標準，但論文提醒我們：最需要標準的恰恰是最低層級的“責任單元”（村集體合作社、家庭農場、鄉鎮小微企業）。這些單元沒有能力聘請第三方機構做ESG審計，需要極度簡化的、嵌入日常管理的標準工具。

四、從“行政區經濟”到“責任生態圈”：一個實踐者的展望

記者：最后，想請您做一個總結性的判斷。“后行政區經濟”的萌芽，比如“地名經濟”和“光伏合作社”模式。在您看來，中國可持續商業的未來，是要“繞開”行政層級，還是“改造”行政層級？

王連升：“最好的治理是讓村級成為決策主體，而非行政鏈條的末端執行者”。我的理解是：可持續商業的未來，不在行政層級的“內部優化”，而在創造一種“平行空間”。

你看東海水晶：它的價值鏈組織方式是“縣城設計+鄉鎮加工+村級直播+全球銷售”，這完全不是按照“省管市、市管縣、縣管鄉”的邏輯運行的。它是一種網絡狀、去中心化的生產組織。行政層級依然存在，但經濟活動已經“跳出層級”，縣級政府只做兩件事：保護“東海水晶”地理標志品牌，以及提供最基本的環保和消防監管。其他一切讓市場自組織。

“光伏合作社”更明顯：村集體整合閑置資源，自發形成可再生能源社區，縣里不要干預，鄉鎮只做服務。當經濟活動的組織不再依賴行政指令，而是依賴社區信任、市場契約和價值鏈共識時，行政層級的負面效應自然衰減。

所以我的回答是：不是“繞開”，也不是“改造”，而是“下沉”與“平行”。把本該屬于行政層級的權力（如環境監管）上收，把本該屬于市場的權力（如產業組織）下放給最基層的“責任單元”，同時讓責任單元之間通過數字化工具（溯源平臺、區塊鏈、碳賬本）直接互聯，形成一個個“責任生態圈”。

“行政熵”概念很有意思：層級越多，熵越高，效率越損。降低行政熵的方向不是撤銷層級，而是讓信息流和責任流不再逐層傳遞，而是在價值鏈的關鍵節點之間直接流動。這正是我們做“責任商業溯源”希望實現的目標，讓一瓶東海水晶的碳排放數據、勞工權益記錄，能夠直接從村級加工戶傳到國際買家的ESG部門，跳過中間所有行政審批環節。

記者：聽起來很理想主義。在當前體制下，可能嗎？

王連升：江蘇案例證明，“扁平化”已經發生了，只是還不系統、不透明。鄉鎮級扁平化改革、省直管縣財政、村級合作社法人賦權，這些都是制度縫隙里的創新。我們要做的，不是等待頂層設計，而是用標準、金融、溯源技術去“錨定”這些已經存在的微創新，讓它們可復制、可擴展、可驗證。

可持續商業從來不是企業一家的責任，也不是政府一家的責任。它是每一個行政層級、每一個價值鏈節點、每一個責任單元的共同敘事。這個敘事是一份厚重的底層地圖。

王連升，研究員，專注于綠色金融、綠色供應鏈、供應鏈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履責、環境社會治理(ESG)、可持續發展等領域，深耕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和實踐應用，推進電子信息行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等研究和實踐性工作。提出"責任閉環"哲學本體論、"價值沉默"戰略方法論、"CSR為魂，ESG為體"價值論。同時，基于中國企業實踐和全球商業環境變遷的優先級，提出的“三層利益相關方”理論，重構了企業利益相關方。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研究員。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企業社會責任專委會副會長，山東省人工智能學會青年科學家委員會委員，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協會專家，北京市發改委ESG生態研究特邀專家，全球電子協會亞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委員，瑞典國家外交部CSR特邀訪問學者，北大創新評論特邀專家，證券日報特約專家，北京ESG研究院專家及大學客座教授等。《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工作報告》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工作要點》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自2019年入職工業和信息化系統，深耕社會責任（CSR、ESG)標準化與可持續發展、供應鏈管理（供應鏈責任追溯等）及政產學研用媒利益相關方的CSR影響，綠色金融與產業實踐應用、新型工業化與品牌影響力提升等領域，支撐完成工業和信息化企業社會責任國際交流與合作支撐專項、工業和信息化企業社會責任熱點問題跟蹤研究支撐專項、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標準體系建設支撐專項、工業和信息化合規體系建設支撐、工業和信息化部合規監管工作推進試點專項、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政務服務標準體系建設及標準化工作專項等課題40余個。提出“精標準、強評測、鑄品牌，聚技術、合服務、賦發展”的合作共贏模式。通過參與中歐企業社會責任圓桌論壇等國內國際會議的主旨發言或對話，闡述了產業在綠色金融、綠色供應鏈和綠色投資領域的實踐研究。連續20年堅持知識公益，已有超過710萬人次享受了知識公益的專業幫扶。2022-2025年，被評為“2021年度中國產業研究突出貢獻者”“2022年度電子信息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突出貢獻者”“2024年度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準委員會杰出服務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委會杰出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中國ESG杰出個人”。

主導編制或參與多項行業關鍵標準，如《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26），《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治理評價指標體系》（T/CESA 16003）,《綠色設計產品評價技術規范 存儲設備》（T/CESA 1258）等綠色制造標準，《信息技術 開源治理》（T/CESA 1270.1）規范開源技術應用中的責任管理系列標準，覆蓋ESG治理、綠色制造、數字化轉型等領域。2026年，三項電子信息行業ESG行業標準在研，本年度立項論證，預計2027年發布。

策劃組織統籌項目：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國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評測”，累計評測企業2000余家。第八、九、十、十一屆“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年會”、2021、2022、2023、2025綠色供應鏈高峰論壇，打造“國際視野 中國實踐”的交流平臺。2020、2021、2022、2023、2024、2025聯合國婦女署賦能職業女性職業發展項目，推動女性職工職業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能力水平提高。

發表400余篇報告及論文，如《淺談綠色金融與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矛與盾》，探討金融工具在產業轉型中的作用，強調企業需將社會責任融入戰略，通過合規經營、供應鏈合作等實現社會價值與商業價值的協同。如《論聯合國的企業社會責任》《論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企業社會責任》《論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論歐美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論北京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長三角經濟帶的企業社會責任》《論上海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天津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深圳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重慶市的企業社會責任》，中立評估組織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情況，對國內國際組織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給與了中肯建議。如在中國知網公開發表的《女性供應商在產供鏈價值重構與產業發展戰略中的深層作用與實踐路徑研究》《從“智能肌體”到“產業神經”：2025中國智能制造的系統性躍遷與實踐路徑研究》《“十五五”時期中國電子信息行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政產學研用協同的機遇、挑戰與路徑研究》《全球供應鏈ESG風險與出海企業的責任供應鏈管理：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歐洲供應鏈治理新范式：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硬約束”與“軟共識”研究》《2025年度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深層次剖析》《全球交易所社會責任治理與產供鏈企業溯源管理的協同演進：理論、實踐與制度創新研究》《標準引領與系統變革：中國電子產業女性職業可持續發展的多層次治理路徑研究》《超越邊界：企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共享治理2.0”模式建構研究》《創新生態失衡與組織認知陷阱：中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路徑研究》《河南省汝陽縣從扶貧幫扶到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基于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雙重視角研究》《從邊緣到核心：雙重約束下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范式重塑研究》《數字時代的性別重構：電子信息行業性別平等與職業女性可持續發展賦能路徑研究》《科技與自然的和解：臺積電水資源閉環管理體系的深度解構及其對全球高耗能產業綠色轉型的啟示》《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范式重構：上交所《規范運作指引（2025年修訂）》的深度解讀與實踐路徑》《責任共生機制：構建人類未來可持續價值創造的倫理與實踐框架研究》《全球視野下的中國企業信譽構建：社會責任、品牌傲慢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制造”專項行動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全球實踐、多維影響與未來路徑研究》《中國綠色電力證書（GEC）體系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從國內閉環到國際互認》《《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16版本的實踐邏輯、多維價值與行業革新路徑：基于標準解讀與企業實踐的分析研究》《從合規到核心競爭力：綠色供應鏈管理的CSR治理與實踐路徑研究《超越工具理性：王連升思想體系的跨行業驗證、動態平衡與技術重塑》《從“技術驅動”到“責任引領”：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社會責任治理的演進、挑戰與優化路徑》《“不出海，就出局”：集體誤判、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基于中國出海企業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國有資產法》出臺背景下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SJ/T 11728-2018）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學術研究》《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的戰略路徑與創新實踐：基于“十五五”規劃背景的深度剖析研究》《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多維透視與實踐創新研究》《工信部下屬198個學協會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深層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的中國實踐：基于中電標協社責委的機制創新與ESG融合路徑》《從合規到賦能：中國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范式演進與實踐路徑研究》《科技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的范式革新、多維整合與實踐路徑研究》《全球多極化格局下的中國知識產權治理：績效躍升、結構審視與戰略前瞻研究》《新型工業化視角下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路徑探索——基于工信部2026年重點工作的深度分析》《從價值覺醒到生態共治：王連升思想視域下中國互聯網巨頭的ESG治理范式重構》《企業ESG賦能人工智能創新的機制與路徑研究：走向可持續的智能未來》《標準價值、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深層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從工具理性到價值自覺：基于王連升思想體系的聯想集團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深層次剖析》《ESG績效與財務績效、創新績效的量化關系研究：基于行業與規模異質性的深層次剖析》《人工智能產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深度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基于2025北京人工智能產業大會的觀察與思考》《市場監管總局政策調整的深層次解讀：基于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視角的企業“標準機遇”研究》《基于工信部2026年十大任務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我國首部大模型國家標準實施：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植根本土，面向全球：王連升CSR-ESG思想體系的深度剖析、前沿應用與全球治理融合研究》《從責任閉環到價值自覺：王連升本土化思想在新興治理領域的理論構建與實踐智慧研究》《數字化健康管理的ESG價值重構：基于王連升思想體系的實踐路徑研究》《企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關鍵因素：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北京神州泰岳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創新驅動下的戰略轉型、財務績效與技術實踐研究》《從本土實踐到全球引領：中國ESG創新的深度演進與全球化價值研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王連升可持續商業與企業社會責任思想體系“戰略羅盤與價值共生”研究》《基于標桿案例的深度剖析，國內ESG卓越企業實踐路徑解析與研究》《網絡安全企業的責任閉環：基于王連升思想體系的天融信ESG實踐深度剖析研究》《國內ESG卓越企業實踐路徑解析：以臺達為標桿的可持續發展樣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