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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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互聯(lián)網法院審結了一起標的額極高的未成年人網絡消費糾紛。一名17歲女生把某短視頻平臺告上法庭，說自己在父母不知情的情況下，偷偷用媽媽的手機號注冊了賬號，充值打賞了310多萬元，要求平臺全額退款。平臺一調流水，發(fā)現(xiàn)實際金額遠不止310萬，而是560多萬。法院繼續(xù)追查，在同一設備上又發(fā)現(xiàn)了第四個賬號，實名認證是她父親，又打賞了90多萬。總金額加到一起，650多萬。這是北京互聯(lián)網法院建院以來受理的涉案金額最高的涉網未成年人案件。
按常理，未成年人未經監(jiān)護人同意的大額消費，法律是支持的。民法典寫得很清楚：8周歲以上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大額消費這類行為必須經過監(jiān)護人同意或追認才有效。換句話說，一個17歲的孩子偷偷拿父母的錢打賞主播，父母可以要求平臺退款。很多類似案例也是這么判的。
但這家人為什么輸了？
法院在調取證據(jù)時發(fā)現(xiàn)了一些非常不對勁的地方。這四個賬號涉及20多次人臉識別，操作人就是小麗的父母本人。單日消費超過5萬元時，平臺會強制要求人臉識別才能繼續(xù)支付。這意味著，每當小麗準備大額充值，她的父母都需要刷臉通過驗證。
而且這些賬號的評論內容大量跟成年人生活相關，比如“我朝九晚五上班”“我開車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養(yǎng)兒子還有女兒的”。其中一個賬號甚至直接評論說“等下我去申請未成年人退款”“用個未成年人申請，造假”。還有一個賬號的主播連麥錄音，經查證是原告母親本人，她聊得非常愉快，對直播間的網言網語和“黑話”都極其熟悉。即便在起訴之后，其中一個賬號還在持續(xù)充值打賞，又花了16萬多元。
在被法院追問時，小麗的母親一開始說從未給人臉識別，證據(jù)擺在面前后又改口說做過，但以為是女兒要買東西就隨便掃了。至于連麥錄音，她辯稱那根本不是自己的聲音，是女兒處于發(fā)育期變聲了。至于那些成年人的評論，她說可能是女兒冒充成年人的。每句話都是“不知道”“不清楚”“可能不是真的”。
法官毛春聯(lián)在接受采訪時說，小麗對充值打賞的流程非常熟悉，能清楚說出怎么充值、怎么換禮物、自己打賞過哪些主播。而平臺方面認為，即使交易是小麗做的，監(jiān)護人把支付密碼告訴她，又多次配合刷臉，本身就已構成對支付行為的同意和認可。法院最終認定，原告無法舉證證明打賞是未經監(jiān)護人同意的行為，駁回全部訴訟請求。判決作出后，原被告雙方都沒有上訴。
這個案子真正讓很多人心里一緊的地方在于，這不是“孩子管不住自己”的簡單故事，而是一家三口，或者說至少是一對父母，在打賞這件事上扮演了極端矛盾的角色。
650多萬不是小數(shù)。一個普通家庭一年攢十萬塊也需要六十五年。這對父母能拿出這么多錢用在短視頻平臺，說明家境不差。但這恰恰是問題最刺眼的地方——他們不僅有這個經濟實力，而且從頭到尾都知情、都配合，甚至在女兒打賞的過程中是深度參與者。
母親自己就是直播間的常客，女兒在評論區(qū)說“你再有錢你有我爸有錢嗎？不行，再加上我媽”“我沒有工資，我叫我爸發(fā)，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個給我”。這已經不是在瞞著父母偷偷干事了，這是在跟父母伸手要錢去打賞。
然而，當650萬花完之后，他們沒有選擇面對自己也是當事人的事實，而是讓17歲的女兒以“偷偷打賞”的名義去起訴平臺。這個算盤打得很清楚——既然是未成年人“偷用”父母賬號，按照以往判例，平臺大概率要退款。這家人要的是一張“未成年人退款”的免責金牌，貼在花出去的650萬上面，讓它變成可以全額返還的“押金”。
可問題是，支付密碼是你告訴她的，刷臉是你配合的，直播間里和主播聊得熱火朝天的人里也有你。錢是你自己點頭花出去的，憑什么要平臺來替你買單？
有網友說：“大額消費時的每一次人臉識別，其實都是監(jiān)護人在說‘我同意’。既然同意了，就別裝受害者。”
這也是本案的另一個重要信號：監(jiān)護人放任、配合未成年人大額消費，甚至事后惡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機制來逃避自己應負的經濟責任，這種行為正在被法院明確拒絕。北京互聯(lián)網法院直接點破了——未成年人身份在消費糾紛里不是“免責金牌”。
不僅如此，最高法今年3月發(fā)布的《涉未成年人民事審判工作指引》也專門提到，對試圖利用未成年人保護機制牟利的不誠信行為，要強化審查標準，提高違法成本。主審法官在這次判決后也強調，惡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機制、濫用司法資源，將承擔嚴重的法律后果。
這個案子之所以扎心，是因為它觸碰到的不是法律條文有多嚴，而是一個更根本的東西——父母到底應該站在哪一邊？
法律給小麗留了退路。民法典說得很清楚，未成年人未經監(jiān)護人同意的重大消費行為是無效的。這條規(guī)定的初衷，是保護那些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不被自己沖動的決定拖垮。它不是用來讓家長把自己的消費包裝成孩子的錯誤、把本應由自己承擔的經濟責任轉嫁給平臺的漏洞。
但小麗的父母選了另一條路。他們幫女兒花掉了650萬，然后讓女兒獨自走進法庭說“這一切都是我的錯，我媽什么都不知道”。這個舉動傷害的不只是平臺方，傷害最深的是坐在原告席上那個即將成年的17歲女孩。
她被告知，這650萬和你沒關系，你只是需要一個“未成年”的標簽，幫我們把錢要回來。但同時她又被告知，你要獨自站上法庭、接受質詢、面對法官的所有追問。當一個未成年人被推到臺前替成年人擋下所有質疑，她還能從中學會什么關于誠實和責任的道理？
坦率地說，禁止未成年人打賞，或設置更嚴格的反沉迷保護，只能解決看得見的消費沖動。但這起650萬案觸及的更深層的問題是：當成年人試圖濫用“未成年人保護”這一社會共識來為自己牟利時，誰在替真正的未成年人說話？當未成年人變成一場精心設計的退款操作里的工具人，誰還記得當初為什么要設立這些保護規(guī)則？
法律的彈性和善意，從來都不是用來替成年人規(guī)避自己責任的后門。每一個做父母的，在孩子第一次拿起你的手機點開支付頁面時，本質上都面臨一道選擇題——你是那個在付款時邊刷臉邊確認的知情者，還是650萬花完之后反手甩一句“我不知道”的甩鍋者。真到了法庭上，一紙判決不會撒謊，數(shù)字記錄不會陪著你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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